启　功

长之先生以年龄论仅长我两岁，以学识论，实在应该是我的前辈。且不说他的学问，即以他读过的中国古典文史和英、德、法、日等外语的记忆、融贯和表达的能力，也是这种年龄的读书人所不易企及的。

我没上过大学，也不会外文，只从一位老学者读过经、子、文、史的书，学着写古文诗词，承世丈陈援庵先生提拔到辅仁大学教书，中间受尽轻视和排斥。解放后院系调整，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些毛病或说习惯，大概由于一是乡贯相同，二是职业相同。今天分析起来，实是语言交流的容易为主要的原因。长之先生虽原籍山东利津，但从小久居北京，和我有绝大的相近关系，后来又有同“派”之雅，如果模拟科举习称，我们相呼“同年”，又有何不可呢!

我在师大中文系教古典文学，当时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规律，即是文学史必由政治水平高的教师担任。所谓高低，当然在于政治的资历。如果是一位政治上有资格的教师，不论他的业务怎样，也可以讲文学的发展或文学发展的理论。有一位曾和另一位年轻的革命教师有过往还的中年教师，在业务上是东拉西扯，但他曾从那位年纪轻的革命教师那里听来一些革命理论的名词，这样他便常常在讨论中取胜。一次李长之先生讲陶渊明一句“鸡鸣桑树颠”，那位便说与“种桑长江边”有关，姑不论陶氏家是否临着长江，由于这位“半权威”的人说了，就必须跟着他牵强附会地去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