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志祥

人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它主要以人性（人的本质）、人生意义及人的行为准则为思考对象，是以人性论为核心，兼含人生观（人生价值论和行为准则论）、人治论（自治的修养论和他治的政治论）、人的社会理想论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思想体系。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学既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财富，又出现了许多值得今人反思与记取的思维教训。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分析和梳理中国人学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和前后演进中的逻辑联系，总结、反映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是本文所要着力完成的任务。

大体而言，中国人学史可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至明初、中明至鸦片战争、近代、现代、当代八个阶段，先秦、魏晋南北朝、明末清初直至近现代、建国以后的邓小平时代是中国人学思想最活跃、最辉煌的时代，两汉、唐宋至明初和建国以后的最初三十年是中国人学思想最保守、最荒谬的时代。中国人学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中曲折前进的。

一、先秦人学：多彩而务实

先秦时期是中国人学的发生时期。中国人学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呈现出百花齐放、多姿多彩的局面，出现了儒家的人学、道家的人学、法家的人学、墨家的人学，每一个学派的人学思想既互不相同，又自成一说，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准。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学以道德意识为人的根本属性，认为人如果不具备道德意识，就不是人，就与禽兽无异。因此，人的生物欲求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道德要求，利必须服从义，为了义，应当“杀身成仁”。人的道德意识是天生的，因而人性本善，但并非人人都是性善的。孔子提出“上智与下愚不移”，性善似乎只为“上智”所有，“下愚”只是性恶，实开汉儒性三品论之滥觞。人的道德天性，表现为仁、义、礼、智，核心是仁。仁包括“亲亲”与“爱人”两个方面，“亲亲”为有我，“爱人”为有他，仁是爱我与爱他的统一。不知爱我，就会导致“无父”，不知爱他，就会导致“无君”。仁虽为天生，但后天若不知存养，就会失其善心，所以仍需进行道德修养。道德修养的任务，或是保存天赋善心，或是寻找丢失的善心（“求其放心”）。理想的政治，就是以仁心行仁政，推行德治，使人人都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修而国安。以荀子为代表的后期儒家虽然承认道德意识是人的根本属性，但他对孔孟的人性学说作了两方面的改造。一来，道德意识并不是人的天赋属性，而是人通过后天的学习培养取得的；二来，人的天生属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它不是善的，而是恶的，换句话说，人不是性善的，而是性恶的。由此派生了荀子的人学思想：人必须加强道德修养，以克制恶性,培养善性；对人的治理应当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化性起伪”，发扬善性,防止恶性。

如果说儒家人学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墨家人学则是为下层群众着想的。由此出发，墨子提出“尚贤事能”的人才论。墨子认为，人性并不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上层统治者也可能有“不肖”之处，下层的“农与工肆之人”也可能有“贤能”之处，因此，“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应选贤与能，使才德之士上，不肖者下。人都有“喜利恶害”的本性。墨子并不反对个人的私利，但反对“亏人”的“自利”。由此他提出“爱利万民”、确保全社会每一个人利益的“公利”标准，对统治者只顾自己奢侈享乐、不顾老百姓死活的极端利己行为发出了尖锐的批判。与“公利”相应，他提出“兼爱”原则。其内涵即“不辟（避）亲疏”，“爱无差等”，“人与人相爱”。“兼爱”是实现“公利”的心理前提。“公利”也好，“兼爱”也好，都不是与“自利”、“私爱”矛盾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实现“自利”、“私爱”的前提：“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只有先“爱利人之亲（血亲）”，然后别人才能“报我以爱利吾之亲”。

法家与儒家一样同为统治者服务，但其人学主张却不相同。比较而言，法家人学更客观、更合实情些。管仲认为，人性莫不“就利避害”，英明的统治者应顺从人性，“欲利者利之”，使民富而国安。由此他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道德建设必以物质建设为基础。于是，善就不再是与利欲对立的东西，而存在于利欲的实现之中了：“善者势（执）利之所在。”当然善又不等于利欲横流，而是在民富国安范围内的人欲活动，所以管仲又主张对人欲加以节制，使欲不失度。此外，好荣恶辱、喜贵恶贱也是人的自然心理，管仲也主张顺应民心，“论才量能”，惟才是举，“欲贵者贵之”，“欲勇者勇之”，“欲知（智）者知之”，在全社会造成一种鼓励贤能的“树人”风气。韩非继承了管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的思想，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好利恶害”，“喜利畏罪”，“喜贵恶贱”，“人莫不然”。“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利者所以“得民”，威者所以“禁暴”，名者所以“劝善”。人都有“自为心”，为了君主的“公利”，韩非又主张“去”人臣之“私心”，暴露了其学说的矛盾性。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素被视为“杂家”著作，其实列入法家为宜。他认为治国之道，在“顺民之心”，“因民之欲”，“利于性者取之，害于性者舍之”。“不论人之性，不反（返）人之情”，是“乱国”之本。“人之情”除“欲利恶害”外，还有“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种形态。顺民之性，就是要根据人性中的“欲”、“恶”两种倾向设立“赏罚”机制，推行“德政”与“法治”，奖善而抑恶。

与上述诸家入世的人学迥异其趣，道家的人学是出世的人学。有感于那个时代的战爭频仍、生命易逝，老庄以出世的方式避害全生，提出了其实并不自然的自然主义人学主张。老庄认为，自然人性应当像人所由派生的大自然那样，是无心无识、无情无欲的。善恶、是非、美丑、好恶、利害等观念和情感，都是自然人性的丧失。人性的修养应当是去智去欲，返璞归真，复性之初，回复到木头、土块那样的自然无意识状态。人生的活动应当忘记一切善恶、是非、美丑、利害观念，无意识地听凭自然去行事。国君治人也不必动什么脑筋，应放任自流，无为而治。你愈是没有私念，就愈能获得个人利益（“圣人以其无私成其私”）。生死也不要当回事，既然人性是无意识的，所以应当不为活着而高兴，不为死亡而悲伤。其实，自然人性并不是无情无识的。老庄之所以否定人的感觉和思维特性，只不过是要为他的人生哲学提供依据。

春秋战国时政治宽松，思想自由，人们较少成见，诸子学说尽管各有特性，但都以现实分析为立论的根基，所以先秦人学除了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外，还呈现出比较务实的特点。无论孟子的“性善”（孔子曾说过“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有差等人性论之嫌，不过他又说过“性相近，习相远”，有共同人性论的倾向），还是荀子的“性恶”，无论法家、墨家的人性莫不好利恶害、好贵恶贱，还是道家的人性自然无意识，都是作为对每一个人都适用的共同人性而言的，不像后来的汉人那样，为了某种实用需求，不顾事实硬性将人性分成上、中、下三等。如管仲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也。”《吕氏春秋》说：“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荀子说：“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论性恶，“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若论性善，“涂之人可以为禹”。这种共同人性论体现了人性平等的思想，尤为可贵。其次，尽管人的自然欲望不那么讨人喜欢，甚至会给社会带来种种麻烦，但除道家外，儒、墨、法诸家都不否定人欲的存在，而且承认人们追求它的合理性，所谓“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厌恶之恶），人弗得不辟”（《吕氏春秋》）。如孔子虽然抬高人的道德属性，抑制人的生物属性，但他并不反对在符合道德的标准下追求人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荀子虽然认为人欲是恶，但同时又说：“欲不可去，求可节也。”“礼者，养也”，“礼……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法家主张因人欲而治天下，甚至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可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吕氏春秋》），即人之欲多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并由此提出“富民”和言论自由（子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的主张。再次，在利人与利己的关系上，儒、墨、道诸家均主张两者统一而不废一端，在利人中实现利己。如此等等。这些思想，切实可行，与汉代的迂腐玄虚恰成鲜明对照，不仅在当时，直至现在也非常具有警醒意义。

二、两汉人学：拓展与悖谬

先秦诸子为汉人提供了丰富的人学品种，但汉人并没有就此裹足不前，而是在先秦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增添了新的品种，出现了道儒合一的人学如《淮南子》，儒法合一的人学如王充、王符，天命化、神学化了的儒家人学如董仲舒、扬雄、《白虎通》，道教人学的芽胚如《太平经》，以及小乘佛教的人学。其中，儒家人学是主旋律。

汉初，《淮南子》一方面秉承道家，说“是非无定”，“死生一化”，“清静恬愉，人之性也”，一方面又说，“凡人之性，莫贵于仁”，从儒家的道德人性论出发批评“嗜欲”与“累情”，与道家的无情无欲论殊途同归。王充一方面用法家肯定人欲的思想批评道家的多欲伤生说，指出“人多情欲”反而长寿，“草木无欲，寿不逾岁”，“食饮之性”是人客观存在的基本属性，也是人道德属性赖以存在的基础，即“谷足食多，礼义心生”；另一方面又秉承董仲舒，认为人“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对人必须进行道德修养和礼义教化，进而化恶为善，并把礼义提到“国之所以存”的命脉的高度。王符将儒家的“爱民”与法家的“富民”统一起来，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并将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发展为“民贫则背善”、“富民乃可教”。针对董仲舒的“性三品”论，他提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在亲疏”，“贤愚在心，不在贵贱”，认为人的善恶并不是由出生的高低决定的。董仲舒作为汉代正统儒学的代表，为了美化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和封建等级制，杜撰了“天人感应”说，认为“仁”是“天心”，人受命于天，也禀有“仁义”，这正是人高于万物的地方：“物……莫能为仁义，惟人独能为仁义”，所以，“天地之精莫贵于人”。天有阴阳五行，人有三纲五常，所以人们必须遵守封建等级规范。“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阴阳决定了人性的善恶。这便是他的“性二重”论。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善恶二重性。人性分圣人之性、斗屑之性、中民之性，圣人之性有善无恶，斗屑之性有恶无善，中民之性有善有恶。这便是他的“性三品”论。“天之有阴阳”，决定了“身之有性情”，性为仁义情为贪欲，所以性善情恶。尽管情欲为恶，不过董仲舒并未对它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一概加以灭绝，因为它是天生的，去除不了的。他的态度是：“圣人之治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人欲谓之情，情非度制不节。”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天生的人欲适当的满足。董仲舒的人论，虽然保留了一些先秦儒家人学务实、合理的地方，但更多地向背离现实的天命论方向发展了。董仲舒的人论影响很大。扬雄的“人之性也善恶混”和“天下有三门”（由情欲主宰的“禽门”、有善有恶可用礼义教化的“人门”和无师自通、纯善无恶的“圣门”。门，类也）乃是董仲舒“性二重”论和“性三品”论的延续。《白虎通》从“阳气者仁，阴气者贪”论证“性善情恶”，要求人们在“人法天”的大前提下恪守宇宙、人间的等级制，将董仲舒天命论的人学往神学化的方向作了片面发展。

东汉后期，诞生了原始道教，与此相应，记载原始道教思想的《太平经》也出现了。《太平经》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化合而生的，人“有气则生”，“失气则死”；“有气则有神，气绝则神亡”。这体现了道教人学的特色。同时它又认为，阳善阴恶，人性“半善半恶”，“上善之人无一恶”，“帝气十十皆善”，人“种善得善，种恶得恶”，体现了董仲舒人学思想的影响。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东汉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包含佛教的原始教义。佛学的本质是人生哲学，它认为人的本质是虚幻，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痛苦的解脱之道是寂灭，由此奠定了佛教人学的基本要义。

两汉在先秦诸子人学的基础上为中国人学园地增添了许多新的品种，同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人学渗透到整个汉代人论中，使两汉人学呈现出迂阔悖谬的特色。什么“阳善阴恶”，什么“性善情恶”，什么“性三品”、“天下有三门”，什么帝王之气“十十皆善”，都是违背实情的荒谬不经之论。这里，功利的需要抹杀了实际的考察。

三、魏晋南北朝：增益与深化

魏晋南北朝承接两汉余绪，增添了新的人学品种，这就是儒道合一的特殊品种——玄学的人论和列子纵欲主义的人论；同时，又在道教、佛教人学方面有所深化。比较而言，这一时期儒学的一统天下打破了，思想的禁锢松动了，中国文化第一次与外来佛教文化大交流，人学思想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玄学的人论，前后有一个发展过程，人学思想也不完全一样。早期的玄学以王弼、何晏为代表。其中王弼尤其值得注意。他高扬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秉承老庄学说，以无知为真、无为为善，对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了彻底的否定，要求以自然适性为人生行为准则；同时又改造了老庄的人性论，认为喜怒哀乐是人人都具有的人之常情，针对何晏脱胎于“性三品”提出的“圣人无情”论，明确提出圣人“同于人者五情也”，“茂于人者神明也”，“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这是对董仲舒以来流行的“性三品”论的有力拨正。阮籍、嵇康是中期玄学的代表。一方面，他们像王弼一样，秉承老庄的道德论和养生论，批判名教道德，主张顺应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嗜欲纵欲，告诫人们“欲胜则身枯”；另一方面，他们又改造了老庄的人性论，指出人性并不是无欲的，“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从欲则得自然”，按照“自然”的原则行事，就应当顺从人的天赋欲望，既不放纵（“引”）它，也不压制（“抑”）它。在自然适性、无视世俗道德是非的行为践履中，他们提出了“大人”、“至人”的人生理想。向秀、郭象是后期玄学的代表。他们吸收嵇康适性顺欲的观点，认为“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老，皆生于自然”，要求人们“率性而动”；同时，一反王弼、阮籍、嵇康对儒家道德的批判，公然指出“仁义自是人之情性”，“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人们用儒家道德约束自然人性，“动不过分”，不要“以欲恶荡真”，“以无涯（纵欲）伤性”。要之，适性、顺情而不纵欲，是玄学人论的一以贯之的追求。这当中有许多合理的价值成分。

从先秦诸子人学到两汉人学，再到玄学人论，对人欲都不主张一味放纵，但到晋末产生的《列子》中则发生了变化。《列子》，晋人所造伪书，东晋张湛作注后始传于世。《列子》的人学思想，是《庄子》的延伸和改造。庄子强调逍遥适性，由于他认为人性无欲，所以适性并未走向纵欲，相反还走向禁欲主义。《列子》则不同。它一方面继承庄子适性的人生主张，另一方面受玄学和时代风气影响，认为人欲是人性的一部分，于是适性就走向了纵欲主义。《列子》中的《杨朱》篇说：“养生”之道就是要“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肆欲而不壅欲，“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不要问什么是非道德，也不要问什么寿命长短，因为“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既然都免不了一死，何不抓紧有限的生命好好享乐一番呢？死了以后，好名声又有什么用？晋代，上层统治者纸醉金迷，醉生梦死，下层百姓苦于战乱，朝不保夕，加之佛教的传入，使人加剧了生命无常、人生空幻的认识，于是及时行乐、不论是非的纵欲主义成为一种时代风潮。《列子》纵欲主义的人生观正是这种时代风潮的反映。纵欲主义既有人性解放的反封建意义，也有把人沦为动物的负面效应。我们既不能因为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能因为前者无视后者。

汉代道教刚刚诞生，其思想形态还比较粗疏，《太平经》的人学思想搀和了很多董仲舒的东西，具有自身特色的道教人学并没有形成。魏晋南北朝则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人学，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寇谦之，一个个道教理论家在阐述道教教义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人学思想，奠定了道教人学作为长生人学的基本特色。道教的人生理想是长生不老。道教认为通过人的形、神两方面的修炼，长生不老的理想便可以达到。形体的修炼途径，包括炼丹、食药、辟谷、保精、泄欲、导引（体操）等，心神的修炼方法，包括斋戒、坐忘、虚静、食气等。这种修炼途径体现了道教的如下长生思想：人只要吃了具有长久属性的物质（如元气、汞丹），物质的这种长久属性就会移入体内，使人长生不老。道教人学比较简单，以后的道教人论说来说去，都不出这范畴。

魏晋南北朝，中国佛教界流行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学说，出现了以“六家七宗”和《肇论》为代表的般若空论思潮及以慧远的因果报应论、神不灭论跟道生的涅槃佛性论为代表的大乘有论思潮。中国佛教人学在人之真幻、人之形神、人之知性、人之善恶等方面作出了进一步深刻的论述。小乘佛教只认识到人生的空，而没有认识到人生的有，因而它对人生真谛的认识还不算“第一义谛”。大乘佛教既从因缘说人之不有（空），又从因缘说人之不无（有），人就成了“幻化人”与“非幻化人”的统一体入手，因而确立了佛教对人的此生依旧有是非善恶的行为准则。人的形体是有限的，但神灵却是不灭的，所以，前世作业，今世受报，今世作业，来世受报，人的所作所为，不可不谨慎。人性的本体是无知的，因此，动思动念就违背人性，人性修养应当虚静无思，同时，人的无知本性又具有无不知的无上智慧（般若）和认识功能，惟有它才能认知万物“毕竟空”的本质。众生平等，人人都有善良的佛性，哪怕是再坏的人（“一阐提”），只要他从此以后依法修行，也可达到佛的境地。

四、唐宋至明初：前行与回还

中国人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各种人学思想的形态都齐备了。唐宋至明初，中国人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前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回归前人思想的复古特色。如韩愈的性情三品说、李翱的性善情恶论、二程的性善欲恶论、朱熹的人兼善恶和理欲对立论都不外是汉代儒家人论的重复，陆九渊的良心固有说和私欲为恶论是孟子性善论和汉儒欲恶论的改造，李觏的尊欲尚利说和富国论、王安石的“因民所利而利之”、张载的“为政者在足乎民”、叶适的“养民”说、陈亮的“公赏罚以复人性”等等，则是先秦法家人论的发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人学在复古中也有些变化。如朱熹认为人性兼有善恶，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人欲有善有恶，不可一概去除。王安石提出“人性无善无恶”，公然为肯定人欲张目。李觏肯定利欲与仁义的统一，提出“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张载提出“情未必恶，欲乌可灭?”叶适提出“崇义以养利”。陈亮指出“道在事中”，欲理统一。这些不仅与认为欲恶的韩非判然有别，也与未对人欲作出道德评价的管仲不一样。它直接开启了明代中期以后的启蒙主义人学思潮。这时期的道教人学中主张“抑情欲”以致长生，表现出与前期道教导欲以养生的不同看法。成玄英提出的“人分三等”，吴筠提出的“人分三类”、阳善阴恶，体现了董仲舒人学对道教的影响。成玄英提出的“重玄之道”，体现了佛教双遣双非的人生观和方法论对道教的渗透。在这时期的佛教人学中，禅宗的“心性本觉”论、天台宗的“性兼善恶”说、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宗派“亦僧亦俗”的行为准则，以及净土宗的“西方极乐世界”、华严宗的“莲花藏世界”等人生理想，都给佛教人学带来了新气象。

五、明中期至鸦片战争：启蒙与反叛

经过唐宋至明初的调整，从明中叶开始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学走向了反叛传统的启蒙主义时期。这个传统，不是先秦诸子的比较务实的人学传统，而是由唐宋韩愈、李翱、二程、朱熹、陆九渊所绍介的汉儒偏离现实的人学传统。正是它的荒谬性，为物极必反、走向反叛奠定了批判对象。而宋代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所继承和发展的先秦法家人学中比较合理的功利主义一面，则为明中期以后中国人学第一次启蒙主义思潮的来临积累了思想资源。这一思潮出现的标志，可推王守仁。王守仁虽然和陆九渊一样强调理欲对立和人性本善，但他提出的“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高扬了个体的能动性和道德自主性。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以六经为行为标准，而以“吾心”为行为准则的离经叛道之论。王守仁的这一人生观，被他的学生王畿、王艮大力发挥。比较而言，王畿与他的老师更相像一些，保守与开放同时并存。一方面他强调理欲对立，“无欲为主”，另一方面又高扬人的个体道德自主性，主张“纵横操纵，无不由我”。王艮则离他的老师更远一些。他抓住老师开放的一面，将老师的“良知为天生”改造为“天生即良知”，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即道”，填平了欲与理之间的鸿沟，同时提出个人主义的“保身”说和世俗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王守仁及其弟子的异端倾向好比走向反叛的导火索，引发了明清尊情尚欲的启蒙思想的“千树万树梨花开”。罗顺钦提出“人欲盖有当然不可易者”；王廷相肯定“饮食男女人所同欲”；李贽肯定“人必有私”，“圣人有私”，提出“勿高视圣人”，“圣人与凡人一”，勿轻视妇人，男女性一的平等人性论，主张崇尚自我，率性而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顺其性而不拂其能”；黄宗羲承认人性“自私自利”，肯定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对剥夺天下人私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君主专制发出了空前尖锐的控诉，指出那些“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奉其一人之乐的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者”；陈确提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顾炎武肯定“人情怀私”，要求“利民富民”，并从“利民”的角度提出“均贫富”，主张言论自由，所谓“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王夫之认为“理在欲中”，“天理与人欲同行”，主张“尊性达情”，确保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反对君主挟天下之公为一姓之私；唐甄主张人性平等，尊欲富民，认为“立国为富”，而“帝王皆贼”，所以“乱天下者惟君”；颜元、李恭主张义利统一，“利济苍生”，肯定男女之欲为“人之真情至性”；戴震认为“理存乎欲”，主张“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批判“后儒以理杀人”；龚自珍为了肯定“人情怀私”，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要求尊情尚欲，“定民生均贫富”；魏源认为“是非与利害一”，主张“仁利天下”……如此等等，汇成了一连串振聋发聩的巨响，闪现出耀眼的思想光辉，形成了中国人学史上第一次启蒙主义浪潮。这个浪潮的声势是如此巨大，以至其他的一切声音（如正统的声音，佛、道的声音）都被淹没了，可以忽略不计。这股浪潮的主声浪有这么几个：一是“尊情尚欲”。强调情欲是人天生的、客观存在的本性，欲与理、情与礼、利与义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义理应当是实现情欲的合理规范，而不应当是扼杀情欲的软刀子，应当将人的情欲从封建义理的禁锢、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二是“公私之辩”。强调“人情怀私”，肯定人的个人利益存在的权利，指出“天下之大公”实际上就是天下每个人利益都能实现的“天下之大私”，反对损害别人私利、特别是“天下之大私”的极端自私行为。三是“利民富民”。既然人情怀私，人生有欲，治理天下者就应当顺性而为，使天下之欲无不遂，天下之情无不达，达到“利民富民”，天下大治。四是“君主论”。从汉儒至宋儒，无不为美化君主专制服务。明清启蒙思想家则截然相反，其“君主论”的批判矛头直指专制君主。其批判的理由是，既然人生而有私有欲，每一个人的私利情欲都有满足和存在的权利，天下大治的根本在天下之人饮食之欲遂而儿女之情达，那么，专制君主剥夺天下之大公以奉一人之大私的极端自私行为必然是造成祸民殃国、天下大乱的罪魁元凶，所以，“凡帝王者皆贼”，“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五是平等思想。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人性平等。不仅凡圣平等，而且男女平等、人君平等（唐甄：“天子皆人”），在具有情欲、自私的人性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二是利益平等。利益不平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造成天下不稳定的根源。为确保天下安定，统治者必须“均贫富”，否则，利益不平等积累到一定程度，要求重新划分财富所有权的起义就不可避免。明清启蒙主义人学与先秦诸子人学遥相呼应，是中国人学在独立自主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光芒四射的双子星座，它对先秦人学中的合理成分（如共同人性论、性无善恶论、人欲合理论、因性治民论、富民立国论、人我统一论）加以吸收，又扬弃了其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如荀子的欲恶论、韩非的私恶论、孟子的道德意识固有论），在对传统（汉儒、宋儒）人学理论和现实人学问题的批判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六、近代人学：借鉴与革新

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的中国人学，继承明清启蒙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叛特色，继续对传统人学中的荒谬之处展开批判；同时，这种批判又是在对西方资产阶级人学思想的借鉴中进行的，从而显示出这段时期人学思想革故鼎新的时代特色。无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人学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学，都显示了这一特色。康有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学说，称：“人道者依人以为道”，“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人的本性本无不同，“有性无学，人人平等”。凡圣差别，只是由于出生以后道德修养不同所致。人的最根本的本性就是“去苦求乐”，这种人性无所谓善恶（“性无善恶”）。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去苦求乐”、不断走向文明的发展史。“人道主义”就是要“因人情之乐而乐之”。顺应每一个人的人性（“民性”），使天下之人都能乐其所乐，就是孔子讲的“仁”、西方人讲的“博爱”，也是人的行为守则中最大的“善”。据此，他提出了“人人独立”又“人人相亲”、绝对平等、“人人极乐”的人类理想——“大同之世”。谭嗣同用“天赋人权”思想改造孔孟的“性善论”，认为人的自然属性都是善的：“言性善，斯情亦善”，“夫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为他的人欲合理论张目；用资本主义商业竞争中的互利（“两利”）重新诠释孔子的“仁”；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思想反对传统的“不患寡（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用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批判扼杀人权的“三纲五常”，指出“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是对“仁”的最大背离，觉得“君臣一伦，尤为……无复人理”。梁启超受西方人是社会性动物的思想影响，提出人是“善群之动物”一说，故标尚“合群”，反对“营私”；又受西方人权独立和个人主义的影响，崇尚“独立”，反对“依赖”，崇尚“自由”，反对专制，提出“不自由，毋宁死”，在“自由”中，尤其崇尚“思想自由”，认为它是“自由之母”；由此他提出了“合群”与“独立”、“自由”与“服从”（“制裁”）、“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道德观：“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并提出了“拿趣味做根柢”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严复认为，“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苦乐是决定善恶的标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求乐为善的前提是“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同时，个人的自由又“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个人获利求乐必以他人不损害自己为前提，同理，自己获利求乐也应以不损害他人为准则，“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于是，在公私、群己关系上，个人的获利求乐与别人的获利求乐的统一才是善。王国维受叔本华的影响，认为人生的本质是欲望和痛苦，摆脱欲望和痛苦的途径是美与艺术。章炳麟受西方无政府主义影响，片面发展了个人主义，认为“个体为真，团体（包括国家）为幻”，倡导“人本独生，本无责任”，“依自不依他力”，同时主张任何自主的言行都要以“无害于人”为界。孙中山的人学思想起点是平等、博爱、自由，由“平等”引出“民权（政治地位平等）”和“民族（各民族地位平等）”的概念，由“博爱”引出“民生（民众的生存权利）”的概念，由“个人自由”引出“团体自由”和“互助”的概念。孙中山认为，“人类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是“互助之体”，“道德仁义”是“互助之用”，“互助”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人性”所在，在自由问题上，必须以“个人自由”服从“团体自由”和革命需要。蔡元培倡导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和“互助”的人性、“舍己为群”的人生观。如此等等。

这个时期人学的特征有如下几点：一是西学与国学结合。无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都既有深厚的国学渊源，又有良好的西学根底，这便使他们的人论体现出中西结合的特征。康有为将“仁”与“博爱”结合起来，谭嗣同将“两利”与“相仁”、“性善”与“情善”结合起来，严复、梁启超将利己与利群结合起来，都体现了这一特色。这与后来五四时期一味用西学替代国学、打倒孔家店判然有别。二是旧瓶装新酒。由于他们用西学阐释国学概念，就使传统的国学概念具有了新的内容，如康有为、谭嗣同所阐释的孔子的“仁”，康有为、孙中山所说的“大同世界”就是例子。三是人学热点。这个时期的人学集中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首先是人性问题。人是有意识的动物（康有为），人是社会性、互助性的动物（梁启超、孙中山）；人性是意识与欲望、社会性（群体性）与生物性的统一；人性平等；人性无所谓善恶；求乐去苦是人的根本属性。其次是人道主义。为人之道在顺人性。人性求乐去苦，所以人道在“因人情之乐而乐之”。再次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中心是独立、自由、自利，而自己要独立，也必须尊重别人的独立，否则就成了独裁，自己要自由，也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否则就成了专制，自己要获利，也必须尊重别人的利益，否则就成了自私，于是，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人人为我与我为人人就这样走到了统一。复次是自由问题。这不仅包括获利求乐的自由，还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即既包括个人自由，又包括团体自由。比较而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人论比较成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论具有较多的矛盾和偏激之处（如章炳麟偏重人的个体性，孙中山、蔡元培偏重人的群体性、互助性，孙中山甚至以人的生物属性为恶，并将人道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等等）。

七、现代人学：启蒙与救亡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序幕，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反封建的使命是启蒙，反帝的使命是救亡。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固有的封建统治者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共同压迫中国人民，这便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与反封建相一致的基础。同时，不应讳言，反封建的启蒙与反帝的救亡又有一定的内在矛盾。由五四发端的现代启蒙运动反对封建专制所运用的思想武器，是此前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已经借鉴、弘扬过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个人主义。而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义愤和由帝国主义入侵引发的爱国救亡运动则往往导致国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也把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主启蒙观念一道排斥掉。因此，中国现代人学史便交织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有时启蒙压倒救亡，有时救亡压倒启蒙，开始两者还统一得比较好，后来两者便处于一种割裂状态。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而且是一场民主启蒙运动，并且它一开始是以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的面目出现的。这场中国人学史上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继承明清启蒙思想家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对封建传统的批判，并且在批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如果说明清启蒙思想家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对传统人学中一些合理的成分还有所保存和吸收，那么，五四启蒙思想家则全盘否定传统，对包含许多民主思想的孔子学说一概打倒。由此所产生的思想真空由什么来填补呢？那就是全盘西化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而这些思想恰恰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译介、发挥过的，所以五四启蒙思想家在思想上与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有着更多的传承、相似之处。同时，五四启蒙思想家又受到二十世纪初西方思潮，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从而在借鉴中形成了时代特色。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启蒙这点上是一致的，但在运用的批判武器上则有所不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他运用资产阶级“个人本位主义”、“新道德”来批判古代封建社会的“奴隶道德”，改造奴性十足的“国民性”。他的“个人本位主義”，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个人主义”，这使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不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然而即便他成为共产主义者后，也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他制订的北伐路线遭到失败、未担任总书记职务乃至党籍被开除后，他对自己确定的大革命路线也决无悔意；在国民党政府将他关了五年大牢，出狱后又许以高官时，他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信念；正是这种“自主”、“独立”的“个人本位”，使他在三十年代党内对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一片叫好声中发出了截然相反的声音：“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轻率地把民主制与资产阶级一同推翻。”“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应当包含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在人性问题上，他认为人人都有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恶性”，即便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用法律加以“束缚”和限制。李大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人学思想中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又有资产阶级的东西。他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指出人的道德由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封建专制的道德已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因而他竭力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道德，主张用“个性、权利、自由”挣脱专制束缚；在此基础上，他又呼唤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建立，确信这种社会主义的道德就是不同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利己道德的“互助”道德。由此出发，他认为利己是恶的，利人才是善的。这种“互助”的道德建立的基础，是克鲁泡特金杜撰的人所具有的“互助”“协和”天性，李大钊甚至称之为“动物的社会本能”。人人互助相爱，就是“人道主义”，人人互助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相通，都以反对利己的个人主义为特征。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就是推翻现存的专制制度和私有制度，实现“互助”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途径。受克鲁泡特金影响，李大钊还认为人都有爱劳动的天性，人都以劳动为乐，进而提出“尊劳主义”和“劳工神圣”的口号。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劳工本位论，克鲁泡特金建立在“互助”、“爱劳动”的人性论之上的无政府主义，就这样在李大钊身上共存。鲁迅在五四时期是一个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1927年之后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论，然而直到生命的终点，他仍然是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保持着他一生追求的“个体精神独立”。鲁迅的人学思想一言以蔽之，即“立人”。“立人”即“把人当做人”。人活在世上，“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温饱”是物质追求，“发展”是精神追求。而“吃人”的封建社会不仅扼杀人的精神自由，而且连人最起码的生物欲求也扼杀了。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人”格，只有“奴”格，乱世中国人“做奴隶而不得”，治世中国人则“暂时做稳了奴隶”。要之，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没有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活过。于是，“把人当做人”，摆脱奴隶地位，争取最起码的生存权利，获得“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就成为鲁迅毕生的人学追求。凭借“个体精神独立”，他批判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暴行，也对革命队伍内部出现的新的“奴隶总管”、“工头”提出抗议。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不仅领导过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新村”试验，而且在文学领域掀起过一场“人的文学”的讨论。如果说他的新村试验流于空想，而“人的文学”讨论中提出的人性思想却弥足珍贵。依据进化论，他得出对人性的两点认识：第一，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所以人具有“兽性”；其次，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所以人具有“神性”（灵性）。“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可惜“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个人”，或者活得像个动物，“或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却忘记了自己仍是一个生物”。胡适一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五四时期，面对风靡中国大地的各种各样的“主义”，胡适不以为然地提出：“多研究些（实际）问题，少谈些‘主义。”因此被毛泽东称为“非革命的民主派”。他在二十年代批判北洋军阀的专制，三十年代批判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并赞同“剿共”以“安内”，四十年代对学生民主运动的同情与支持，都出于他对做人、对时局的独立思考。不依附于任何政治集团、党派，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是胡适为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奠定的传统。由于独立地对任何党派、政治发表批评，所以，自由主义是把双刃剑，在激烈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年代两面都不讨好。五四之后，1924年12月创刊至1928年12月终刊的由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主办的综合性周刊《现代评论》，1928年3月创刊至1933年6月终刊，仍然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主办的文艺月刊《新月》，随着抗战爆发迁入昆明，前后生存了九年的西南联大教授通过《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发表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论，1946年9月创刊至1948年10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把胡适所开辟的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对任何政治和由此产生的人权状况都敢于发表独立评论的自由主义传统（亦即民主启蒙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在这种民主启蒙的时代氛围下，二十年代还产生了留法博士张竞生掀起的一场性启蒙运动。他痛感封建礼教下婚姻制度的不自由和性禁锢，高举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回归自然”的旗帜，首倡婚姻自由和性解放，认为“全裸体是极道德的”，主张以“试婚制”、“情人制”代替“婚姻制”，公开从事性调查，出版《性史》，普及性知识，进行性启蒙，并身体力行其性学观念，为当时社会所不容。尽管他的性调查有很多不够科学的地方，他的性启蒙也未能持续下去，但他的性启蒙毕竟给当时中国的封建禁欲主义当头一棒，作为中国第一代性学家，他的性调查也为世纪末当代中国的性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基础，积累了教训。

这里说一说毛泽东。毛泽东一生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两个时代。从他的思想在全国的影响来看，应当把他列在当代更为合适。然他在建国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实际上建国前就形成了，因而将他列入现代叙述更为合适。但在现代，毛泽东的思想前后又有一个转折。在1920年以前，毛泽东是以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面目登上五四历史舞台的（这时期的代表作有1914～1915年的《讲堂录》、1917～1918年的《伦理学原理批判》、1919年的《体育研究》）。从1920年冬到1921年初，可视为他思想的转变时期。毛泽东的人学思想前后变化很大。前期毛泽东曾从“食欲性欲”和“意志良心”及“爱劳好动”等方面探讨过共同人性和养生之道，后期毛泽东则否定共同人性，认为人性是按阶级划分的，不同阶级的人人性是不同的；前期毛泽东在心、物关系上崇尚、夸大心力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唯心论，他创办新民学会正是为了“改良人心”，后期毛泽东则由唯心论转向了唯物论，力倡物质对精神、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前期毛泽东极力推崇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后期毛泽东则高扬集体主义，否定个人主义；前期毛泽东主张“造反有理”的“无政府主义”，后期毛泽东则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只有一点，毛泽东前后没有变，即他早期好动乐斗，后期也一直如此，只不过用“阶级斗争”学说把早期好动乐斗的性格理论化了。在看似不同的前后变化中，前期的人学追求又变相地在后期保存着，如后期所说的“精神变物质”、“灵魂深处闹革命”，以及连续不断的整风运动、思想改造、文化革命，就是前期夸大心力作用的唯心论的变种；后期毛泽东逐渐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之上，用“专政”压制“民主”，用“革命”压制“自由”。由此可见，尽管后期的毛泽东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思想成分并不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

八、当代人学：失落与复归

中国当代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此前可称为毛泽东时代，此后可称为邓小平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按照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国构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应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为此他批评过希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左倾冒进主义”。但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却批评了刘少奇等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并急速展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性质改变了，社会矛盾和革命对象也跟着改变。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中，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中，人的思想自由成了严重问题，几乎丧失殆尽，出现了批“胡风反党集团”、批俞平伯红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庐山事变、“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的思想政治运动和“大跃进”、大饥荒等荒诞事件。在中国人学史上，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人性、人权（生存的权利和思想的权利）严重失落的时代。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建国以后一连串践踏人性、违背民心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把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要挽救国家就必须顺应民心，要顺应民心就必须停止“阶级斗争”，要停止“阶级斗争”就必须废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废除“继续革命”的理论就必须把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是非得失。民心难违，救国要紧。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和非凡的见识，策划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基本否定了“反右运动”，客观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果断提出了停止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民富国强的时代。邓小平的人学思想，从其讲话和实践中可概括出如下几点：一是人性平等、人权平等，这从他给“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摘帽的实践及“共产主义也承认个人利益”的讲话中可以见出。此后，“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子女再不必背上沉重的枷锁，他们有了与工农子女一样的上学、参军、入团、入党的机会；工农子女再也不可凭出身享有特权，他们必须凭努力才能挣得社会地位；共产党员再也不必讳言个人利益，他们也可通过勤劳致富，成为百万富翁。二是富民思想及义利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利”与“义”不是对立的，检验社会主义的三条标准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鼓励人们勤劳致富。三是解放思想，民主自由。马克思、毛泽东不是神，也会犯错误。要破除对马克思、毛泽东的迷信，用实事求是和发展开放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自己。应该用民主法制防止专制独裁，给人民起码的思想自由。于是，人们有了思想的权利，再也不会因议论现实、臧否政治而身陷囹圄。此外，邓小平时代还表现出对人的基本的性权利的尊重和宽容。

邓小平的思想，好像一夜春风，吹开了新时期中国人学园地千树万树的春花，中国人学史迎来了第三次启蒙思潮。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要用温馨的人道主义代替血腥的阶级斗争，用平等的共同人性代替不平等的阶级人性，用生物属性与非生物属性相统一的人性论代替否定、践踏人的最起码的生物属性的人性论，消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对人、人性、人的起码的生存权利和思想权利的异化。其思想代表当推李泽厚和刘再复。这两人都强调人性是感性与理性、个体性与社会性、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统一，反对扼杀人的基本属性和生存权利的人性论；都强调人的主体性，即精神自主性、能动性，反对把人变成工具、奴隶；都对历史与现实，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现实中扼杀人性的一面作出了大胆的批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泽厚，他公开用能动的实践本体论改造马克思的自然本体论，用“告别革命”（借用他后期语）改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并把这种经过他批评、改造的马克思主义称作“后马克思主义”。在这场批判异化的讨论中，一直紧跟毛泽东，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中共文艺界、思想界领导人周扬，深感于建国以后自己造成的一连串“异化”罪孽的深重，在生命的垂暮之年淌下了忏悔的眼泪。这场讨论尽管提出了精神主体性问题，然而它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乃是人的起码的生存权利问题，所以突出的问题聚焦在利与性两点上。在个性、个人利益这点上，1980年下半年潘晓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挑起的“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他人”的讨论，赋予了“个人主义”以“合理”的可能性；刘晓波高扬个体性，否定群体性，以矫枉过正的方式肯定了个人利益的地位。在性问题上，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初涉爱河，张贤亮的小说首次对性作大量的直接描绘，揭开了建国以来长期笼罩在性上的禁欲主义的神秘面纱；而刘晓波片面提高感性，贬斥理性，则以过激的方式肯定了人的性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八十年代初期人学大讨论中提出的精神主体性问题，经由八十年代后期王元化主办《新启蒙》的实践，传到世纪末，汇成了一片呼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强烈交响，“思想自由”，成为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不约而同所重复的共同旋律。王元化以“新启蒙”相号召，“新启蒙”含义有二，一是“启蒙”，即继承五四的民主启蒙、个性独立、思想自由的传统；二是“新启蒙”，即超越五四的“激进主义”、“高调民主”、“伦理意图”等局限性，使当代启蒙运动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此他激赏当年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追悼王国维时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以此为标准去重新审视五四人物。北大教授钱理群借对周氏兄弟之研究，浇胸中现实之垒块，远绍鲁迅和周作人的“个体精神独立”，对专制时代的奴隶话语，对中国现当代某些号称“人民革命”的“吃人”本质及其罪恶，对毛泽东时代的专制主义特点作了彻底的反思。其弟子余杰继续以“独立之精神”批判“独裁”、批判“杀人”的“主义”，包括对违反人性的“爱国主义”也大声说“不”，并对“太监化”的丧失独立人格的中国文人作了尖刻的批判。面对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人性罪恶，他提出了“人性本恶”的观点。另一位精神传人，来自社会底层（江西农村）的摩罗则不仅经钱理群上承鲁迅，而且从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以及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中汲取养料，形成了具有极强现实批判性的现代民主主义人学思想系统。贯穿在他人学思想系统中的一个主旨是，“反叛非人”。为此，他提出“三重自我”（生物自我、符号自我——追求对特定集团、特定势力的认同以求获得安全感的自我、精神自我——追求自由意志的伸展和尊严的实现的自我）的人性论来论证“反叛非人”的重要性。从“反叛非人”出发，他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苏俄革命中出现的“牺牲人民”的“革命逻辑”，对专制时代丧失人格的“丑陋的中国文人”，对“人民”身上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助纣为虐的劣根性作出了旷世批判。此外，朱学勤的自由主义论著、朱健国的“不与‘水合作”以及贺雄飞主编的包含余杰、摩罗、朱健国在内的“黑马文丛”，都体现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独立反思与批判精神；而一大批揭露反右、庐山事件、“文革”以及苏联肃反等内幕的传记、实录的出版，不仅给自由思想提供了土壤，而且本身就是世纪末思想界自由空气和独立精神的表征。与此同时，个人利益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而日益成为不争之理。在性学领域，不仅文学继续解禁，而且出现了比张贤亮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贾平凹的《废都》和世纪末年轻女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专事性行为描写的走得比较偏的性文学。社会学力拔头筹，在大量译介西方性学著作、出版古代性学指南的同时，出现了以刘达临、潘绥铭、李银河为代表的性社会学调查、研究论著，取得了科学性、严肃性、组织性和学术水准远远超过张竞生的性学成果。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性启蒙文章，为性知识的普及立下汗马功劳。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达临主持了中国两万例的性学抽样调查，1994年在柏林荣获国际性学大奖，并撰写《中国古代性文化》、《世界古代性文化》两部巨著，在国内和海外举办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获得巨大反响。中国社科院留美博士李银河翻译、出版多部性学著作，不仅在主流性文化研究方面以《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独树一帜，而且在性的亚文化研究方面另辟蹊径，涉足“同性恋”、“虐恋”性文化研究，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性立法思想。此外，还出现了以北京晚报记者安顿采访录《绝对隐私》为代表的以袒露性隐私为主的“绝对”系列。这些著作及思想的出笼，一方面受到图书市场利益原则的驱动，另一方面，也添加了世纪末中国人学界谈“性”色不变的自由景观。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学学会于1996年5月成立，“人学”作为一门正式的人文学科宣告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