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黄永厚

以科举制度为选拔机制的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现在已被人誉为一大发明，而且是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是否如此，且让学界争鸣。我只记得唐太宗李世民那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名言和《儒林外史》里科举出身的官僚们施政、审案时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古代的地方官吏所管的事情比现代要简单得多，没有外事，没有那么多的会议，无须天天发表讲话，也不用担心股市的涨落，不必操持形形色色的评比检查，为官所务无非是钱谷、刑名两桩大事。钱谷是朝廷开销、官吏俸禄之所出，政绩之所系，怠慢不得。刑名则是治民的要务，关系到社会的秩序与安定，也同样不能轻忽。但钱谷、刑名，毕竟都是实务，无论农桑、河工、贸易、漕运、司法、行政，总得明白其中窍要，懂得操作程序，才能办好。然而科举考试所训练的，却不是实务而是作文，在《儒林外史》所写的时代，是做八股文。做八股，在思想内容上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必须与圣贤（古圣和今圣）保持完全的一致，不许说圣贤没有说过的话，即便要变，也只是换一个说法，并无实质的不同；在形式上则要求格式一致，中规中矩，不许自作聪明，变换格式。总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不许创新，也无须创新。这样从小到大甚至到老，在子曰诗云、时文范本中泡大的人，一旦中举，当了官吏，他究竟有多少执政的本领是很可怀疑的。但是，从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最高利益出发，最高统治者或许认为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惟上之命是从的庸员，比之事事都要独立思考的能臣要可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