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天河

自从“9·11事件”发生以后，“恐怖主义”这个词，在报刊上就几乎天天见面了。“恐怖”怎么会成了一种“主义”?按我们中国的文法讲，好像是讲不通的。“恐”字，在古文字中，是一个“象形”兼“会意”的字。上面的“工”是画的一把斧头，“凡”是画的一个人跪着，平伸出两只手，表示他将受到用斧头砍去两只手的刑罚。下面的“心”字是“会意”，表示他此时的心理状态，那当然是极端惊慌与害怕的。“怖”字在古文字中，右边的“布”写作“甫”，按“象形”的意思是表示一个人赤露的胸脯，上面那一横一点，表示有人拿刀要杀他的头。旁边的“竖心”，当然也是表示他这时的心理状态，也无非是惊慌和害怕。所以，“恐怖”这个词，在中文里，除了表示心里害怕，并没有别的意思。而“主义”应该是指一种社会理想或政治目的。人们难道会把“恐怖”当成是“理想”或“目的”吗?这在中文里是说不通的。所以，“恐怖主义”这只是西方人创造的名词，中国人翻译过来，就跟着西方解释，几乎没有人去考虑在中文里讲不讲得通的问题了。

我想，制造“恐怖”的人，大概也不是以“恐怖”为目的。他们实际上只是采取“恐怖”手段，去追求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至于那目的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那应该另行作出客观的分析，才能有正确的结论。不过，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的：“任何正义的事业都不是用恐怖所能实现的。”这样的批评，才是真正的说到了点子上。因为“恐怖”行为常常会伤害无辜的老百姓，陷自身于不仁不义的“孤立”地位，并导致自己的失败。所以，中国文化历来不推崇“恐怖”。张良刺秦始皇，苏东坡批评他是“以匹夫之力，逞于一击之间”。从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也曾经一再告诫他的信徒，不要采取暗杀手段。可是，世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孙中山的信徒也不一定都听他的话，辛亥革命前，还是搞过好多次暗杀，也一度传为英雄的“义举”或烈士的“壮歌”。现在的世界，就更复杂了。你说他是“恐怖主义”，他说他是“革命”、“反帝斗争”、“民族解放运动”或“圣战”，甚至说是“以恐怖反恐怖”。假如都这样各说各的理，那就会永远说不清。谁能判断哪种“恐怖”是“正义的恐怖”，哪种“恐怖”是“非正义的恐怖”吗?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中国现在的这种主张最正确：反对一切恐怖主义。

其所以要“反对一切恐怖主义”，是因为这世界上搞“恐怖”的，并不只是一个拉登。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不是也曾被列为“恐怖组织”吗?但据说爱尔兰共和军的经济援助是由美国人提供的，英国人镇压不了，也不能去报复美国，便只好与爱尔兰共和军谈判。同时，怎么能说，巴勒斯坦人暗杀泽维是“恐怖”而以色列人暗杀穆斯塔法就不是“恐怖”呢?怎么能说用“肉弹”就是“野蛮”和“恐怖”，用“贫铀弹”就是“文明”和“非恐怖”呢?在这个问题上，“双重标准”是很难有说服力的。“9·11事件”虽然震惊了世界，其实也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世界上最大的恐怖是“核恐怖”。有的国家，储藏了足可以把地球毁灭两三次的核武器，而且，还不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在国际上，随时绕过联合国搞“单边行动”。一次行动，就可以使成千成万的无辜平民和成百万的婴儿随之死亡。这样的国家，要谴责别人的“恐怖主义”，只怕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国际形象，不要一味迷信武力，而要回过头来，走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际正义、维护联合国宪章的道路，才是对的。要根本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只有大家都讲和平，放弃“一切恐怖主义”，也放弃“核霸权”，不搞“单边行动”、“双重标准”、“四处结盟”、“八方制裁”与“全球干预”，世界的和平与文明进步，才有希望。

读了《书屋》2002年第2期黎明先生的《为恐怖叫好很恐怖》一文以后，我不禁有了另一种“恐怖”感：黎明先生仅仅因为“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有极少数青年人在网站聊天时，一度(在极短时间内)表现了幼稚的“叫好”，竟然会把它看作是“有辱祖先，大贬国格”的“国耻”。我觉得，像这样毫无逻辑论证地把“国耻”加到中国的头上，似乎对什么叫“国”、什么叫“耻”、什么叫“国耻”，并没有从观念上真正弄清楚，就作出了武断的结论，这倒是一种新型的“话语恐怖”。

首先，黎明先生应该明白：中国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那么，代表这个国家对“9·11事件”表示“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立场的中国政府，是否比网站上聊天的极少数青年人更能代表这个“国”呢?其次，那极少数青年人，由于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及距“9·11事件”发生前仅仅五个月的中美撞机事件，而存在着对美国的不满(姑无论其是出于狭隘的爱国情绪或幼稚的反美情绪)，这总不是无因无由的吧?为什么黎明先生对美国的一切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都采取为之辩护的态度，而对这些中国青年人由于一时情绪所作出的不慎重、不恰当的表现，竟会如此深恶痛绝呢?这是什么情感造成的“耻”?是谁的“耻”呢?黎明先生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事，能够毫无保留地深信美国“误炸”的说法，为什么在网站上更多的中国人对“叫好”的严正批评，却视若无睹地抹杀不提，只片面地提出“叫好”来大张挞伐并视为“国耻”呢?这岂不是“情有独钟”、“视有独偏”吗?按照“民主”的原则，即使我们完全反对少数人的错误观点，也还是应该尊重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按照“人权”的原则，在网上聊天时偶尔发表一些涉及政治的言论，也应该是符合基本“人权”的。为什么那么重视“民主”与“人权”的黎明先生，对少数青年人行使自己“民主”与“人权”的言论表现(即使他是完全错误的)会采取极端憎恨和毫不宽容的态度呢?

如果黎明先生完全不能相信中国青年人认为美国应当“忏悔”的批评，那么，无妨翻翻杂志，看看2001年12月《读书》杂志上一篇题为《恐怖主义、全球化与美国》的文章。乔姆斯基说：“美国是世界上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人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事实：‘世界法庭曾经谴责美国非法动武(国际恐怖主义)，此后美国否决了安理会提出的各国(指美国)应当服从国际法的倡议。这种事不计其数，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件。”——这位乔姆斯基，是常在美国讲学的学者，他并不同情拉登与其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但他认为，对待所有的罪恶行为，应该思考与研究它发生的原因。他之所以对美国提出批评，目的正是为了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中国的青年网民，在聊天时任性使气，当然不可与乔姆斯基的理性主义态度同日而语，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一位理性主义学者的眼中，美国虽然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但它对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并非是没有责任的。至少，有正常理性的人(无论其为中国人或外国人)，从传媒报道中，已可看出，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导致它自身遭受恐怖袭击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黎明先生的文中，对某些“草包学者”“不谴责恐怖活动，不对美国表示同情”，而要把“文明与野蛮的对抗”歪曲成“文明之间的冲突”，表示了极度的轻蔑与愤慨。这种态度，恰好与发表在同一期《书屋》杂志上的程亚文先生的《文化宽容：在道德考量之外》一文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以为这类漠视一切不同意见的轻蔑词语，虽然能表现作者的愤慨与勇气，却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强加于人的“暴力语言”，也就是“恐怖话语”之一种的具体表现。“9·11事件”是否单纯是由于“文明冲突”导致的，应该依据事实来作深入探讨。但是，这事件是否有“文明冲突”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形态，却是可以从历史的文本记录和现实的当事人的语言与文化意识来加以考察。在程亚文先生的文章里面，我以为大体上都是作了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的，而且，其所持观点，是比较全面、比较温和与比较公正的。从历史上看，“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圣战”是有数千百年“文明冲突”背景的史实；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布什一度冲口而出的“十字军东征”与拉登号召的“伊斯兰圣战”，竟仍然百分之百地承袭了历史的“文明冲突”的语境。那么，要说这场祸事与“文明冲突”无关，显然是漠视历史，不符合事实。在程亚文先生文中，有一处非常精辟的论断：“为什么还有如许众多的人在坚持认为‘9·11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呢?看来，它只能被理解为是一种话语权谋，是在为打击伤害者寻求正义感和合法性，并且，是为避免两个世界间的更多更激烈的冲撞。”我认为，这对黎明先生是有现实性反思及参照意义的。话语恐怖，只能为“恐怖与反恐怖”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火上浇油。

所谓“文明冲突”，我以为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都只是一种表象，骨子里，仍然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古代的“十字军东征”，是罗马教皇借夺回耶路撒冷圣地为名，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其目的是政治势力的扩张与土地和经济利益的掠夺。现实的“文明冲突”，如果不是中东地区的石油过于丰富，战略地位过于重要，以色列未必会在那里建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不同文化也未必一定非冲突到你死我活不可。即使冲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方案去调解，不为某一大国的利益所左右，冲突也不致发展到恐怖分子对大国进行报复性袭击的程度。所以，我以为，我们也不要被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遮蔽了视线，要透过“文明冲突”的表象，看到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实质。别的不说，在二战之前，像美国这样在全球到处驻军的情况，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吗?——想想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世界上的一切战争，都是因为大国要扩张，由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引发的。亨廷顿之所以要提出一个“文明冲突论”的说法，来预言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的所谓“文明冲突”，将会是未来战争的因素，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伊斯兰文明所覆盖的地区与儒家文明所覆盖的地区，是西方大国(首先是美国)扩张其政治势力、攫取其经济利益的最重要的地区。西方大国的扩张，在这些地区，必然会引发与伊斯兰文明各国及儒家文明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当这种冲突激化的时候，就可能演变为战争的形式。不过，亨廷顿知道，如果赤裸裸地说出战争和冲突的根源，是由于西方大国为攫取其政治经济利益的扩张，那么，这将会使西方大国被置于道义上受谴责的地位，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对西方是不利的。所以，亨廷顿非常巧妙地采用了一个所谓“文明冲突”的说法，把一切政治经济利益的权谋诡计，掩盖得干干净净。妙哉!此之所以为亨廷顿也!

“文明冲突”说法之所以“妙”，就因为它把“冲突”的原因，转移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的“文明冲突”方面以后，就可以在世人眼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纯粹是西方要用其优越的文明及其价值观领导世界走向文明进步，引起了落后的、恶劣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抵制，这样才造成了冲突与战争。错误和罪过，完全应该归咎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的不肯进步。西方国家则完全是一片好心。这种说法，通常都是能获得最佳效果的。特别是在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各国的知识分子中，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向往，通常都会使他们对西方文明抱有好感，从而，使他们在不经意中，忽视了“文明冲突论”所掩盖的西方大国政治经济扩张的权谋。

在程亚文先生的文章里面，特别着重地谈到了“文明不应该作优劣区分”的问题。程先生着眼于消解“文明冲突”，立意无疑是很好的，但是，“应该不应该”是一个理性选择问题，而在现世普通人民的心目中，“文明”有没有“优劣区分”，则只是一个经验观感问题。在现代，西方各国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先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社会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其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价值观，虽然存在“是否有普适性”的争议，但对于在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氛围中遭受过各种限制甚至苦难的人们来说，则“西方文明优越论”显然是大体公认了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曾经对西方文明作过彻底的批判以外，事实上，它的价值与意义，还不曾受到过来自其他方面的根本性的质疑。而在冷战以后，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在世人心目中，“西方文明已经战胜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已经失效”，这类从表象而来的观感，已经相当普遍地传开了。因此，应该承认一个事实：就现实的情况来说，西方文明较之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有明显的优越性，不然，伊斯兰文明国家和儒家文明国家就不会出现迁就西方文明的“改革”趋向。可是，承认西方文明现时的优越性，这并不等于说西方文明有征服世界的权利，也不等于说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是永远不能被超越的，更不等于说西方文明是文明的极致，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反西方思潮对西方文明的批判真的已经完全失效。这只要看一看现代世界在西方文明主导下所呈现的各种弊病，就可以看出：西方文明对世界的普适性是不存在的。其一，冷战结束以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消失了，世界是不是获得了安全保障呢?恰好相反，在大国制衡的格局被打破以后，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中东巴以纠纷的升级，几乎都是在西方大国“双重标准”的干预下，造成了至今仍不得安宁的局面，甚至，造成了恐怖主义活动的恶性发展，使美国也遭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惨重打击。其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是不是使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受益了呢?同样，世界贸易在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全球化”所产生的穷国与富国差距的日益拉大，已经造成了落后国家人民的普遍贫困和不安。上世纪末期出现的墨西哥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及近期的阿根廷经济危机等，都表明不发达国家在适应“全球化”进程中所承担的风险，是十分可怕的。这不能不使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对西方大国所主导的“全球化”究竟对谁有利，产生怀疑与不信任的态度。因为，事实表明，“全球化”给予发达国家跨国资本的特殊权益，明显地带有对不发达国家经济进行投机操纵与金融掠夺的危害性。穷国人民“反全球化”的群众抗议运动，虽然看来是无效的徒劳，但它却标志着“西方文明普适性”的神话破产。其三，西方文明是不是完全优越而没有明显的弊端呢?这甚至从美国国内的情况来看，也只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吸毒人数之多，抢劫、凶杀、暴力犯罪率之高，性放荡与婚姻道德败坏造成离婚和家庭解体现象之普遍，以及个人主义教化导致人性向极端自私方向发展所带来的投机、欺诈、职业道德败坏等等，都表现为西方文明笼盖下的社会病征。尤其是现在美国向世界输出的文化产品，如影片、光盘等等，其内容几乎千篇一律地是性与暴力，要不就是机器人世界大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影片的艺术风格，几乎丧失殆尽了)。因而，在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的传统观念中，往往把西方文明看作是一种堕落的文明。他们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但科学技术是普世性的，无国界也无文明差异性的，因此，它并不是西方文明特有的东西)，而对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则都认为是可疑的，或只能参照吸取而难于完全接受的。

举一个例子可知。有些伊斯兰国家的妇女，没有人身自由，出门要带面纱，这在现代世界，显然要被认为是文明落后现象。可在伊斯兰世界的人看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妇女在有了“自由”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离婚、性放荡、沦为娼妓之类的命运。相比之下，一个女人，是作一个男人的没有“自由”的妻子好呢，还是作一个有“自由”的多次离婚的弃妇，或可以“自由卖身”的社会大众的“性奴隶”好呢?西方文明的“自由”究竟是给妇女带来了好处还是带来了不幸呢?按照他们传统的看法，西方文明就显然是一种邪恶的文明。即使我们不能同意伊斯兰文明的观点，但我们也不能不认为，西方文明并不是没有弊端的。如果伊斯兰文明经过“改革”，实现了政教分离，解除了妇女不许参政、出门要带面纱等种种过于严格限制妇女自由的规定，那么，上述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社会实践之比较的文明道德的内涵的。由此可见，文明的优劣，虽然有现实的差异，但那不是绝对的。随着时间的进程，西方文明的优越地位，是可能被超越或被拉平的。

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批评是否已经失效的问题，需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的既成理论，形成于一百多年前，它不可能看到后期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可能是没有缺陷的永恒真理。苏联、东欧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有过的失误与失败，相当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声誉，也说明马克思主义自身面临着理论更新和目标现实化的挑战。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至少并没有完全失效。例如，西方社会资本高度集中，雇佣劳动者(包括工人和技术人员)虽有失业救助，但仍然相对贫困，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至今还是普遍存在：大财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支配国家政策，操纵选举，使民主虚化；在“有钱使得鬼推磨”的社会生活中，人性被金钱异化，也都仍然是看得见的事实；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趋向于通过世界市场对外进行经济扩张与资源掠夺，酝酿着夺取市场与资源的战争。……凡此，都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并未完全失效的明证。当然，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所遇到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在核武器威胁人类生存与和平民主思潮广被世界的时代，如何更新过去的理论、观念与设想，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为人类社会开辟新前景的进程中，继续发挥精神引导与社会批判的作用，这类问题，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认真改革，才能与时俱进。不然，存亡绝续之机，一有闪失，锅巴焦煳式的后悔，就没有意义了。

说到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否会与西方文明发生严重冲突，以致成为战争因素的问题呢?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亨廷顿在虚拟“文明冲突论”时，思想上失于疏漏的地方。首先，儒家文明虽然在中国民间有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历史，但自五四以来，它早已失去了作为国家学说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它一般并不是国家政治决策的依据。只不过，在民间，作为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它的精神作用仍然是无可取代的。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民本主义精神；二是道德上的仁义尺度；三是对待外来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在现时，中国人既不可能像义和团那样发动反洋教的战争，也不会盲目地反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儒家文明在中国民间惟一牢不可破的根底，是民本主义精神，即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国家和统治者(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精神。它是中国人的主人公意识与民族自尊心的立足点。所以，中国人不会为“文明冲突”而战，只有在为捍卫自己民族尊严和人民利益时，才会有拼死一战的决心和勇气。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文明的道德规范“忠孝节义”倒确实能发挥出最大的功能与效用，能促使中国人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保持宁死不屈的气节，发挥舍生取义的勇气。那是中国民族几千年不被征服、亡国之后还能与敌人持续战斗直到复国的精神力量的根源。这一点常常是西方人认识不到的。其次，中国文明虽然是以儒家文明为主流，但是，千百年以来，中国文明就已经形成了“儒、释、道”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中国文化之博大宽容，就由于这种多元文化格局习染已久，使中国人渐渐的不甚排斥外来文化。同时，中国没有经历过神教的宗教统治，本土的儒家、道家文化，基本上都是无神论的，所以中国人也没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种排斥异教徒的宗教情感。中国人自汉唐以来，一直自信是世界文明的最高典范，不断向周边民族输出自己的文化影响；甚至在宋明两代亡国以后，还以自己的文化同化了征服者。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发现了传统文化的根本缺陷，才开始向西方寻求强国富民之道，引进科学技术，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态度。后来，到孙中山发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把世界上的几大思潮(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同时引入中国。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之苦，所以，革命的目标，把推翻封建专制和反对帝国主义放在第一位，但同时也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到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已经确认“民主与科学”是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不过，这仍然是为了“强国富民”的实用主义目的。这样，一直发展到共产党领导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常见的宣传话语是，一面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一面也仍然采取“要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态度。可见，“救中国”是目的，马克思主义是用来达到目的的精神武器。“中国的具体情况”是根本，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解决问题，是实验。这基本上还是与儒家文化之民本主义、实用主义相承接的。民本主义是根底，实用主义是态度，有用就拿来，没用就随时都可以另行选择。如果西方人认识到了中国儒家文化之民本主义根底和对外来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那就不用担心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的“文明冲突”，而主要的是要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不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不侵犯中国人民的利益，那就不会有什么“文明冲突”。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是欢迎的，只要它对中国人民有用、有利、无害。中国人有对自己文明的自信心，可以把西方文明过滤后的精华，拿来为我所用，而不会被西方同化。中国人看重文明交往，尤其看重“道义”，往往把维护自己道义立场，看得比实际利益更重要。按照中国儒家文明的传统，是连战争也必须讲理讲道义的：“先礼后兵”，“不兴无名之师”，“不起不义之师”。中国人从来不轻易动武，要把“文明冲突”变成“武装冲突”，在中国人看来，那是不大可能的事。如果亨廷顿了解了儒家文明的这些特点，他尽可不必担心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的“文明冲突”，倒是应该告诉西方，千万不要侵犯中国人民的利益，不要忽視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亨廷顿在虚拟“文明冲突论”时，也许没有考虑到，这种理论的作用是有二重性的：一方面，有把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扩张所引发的冲突，装饰成“文明冲突”的掩护作用；但另一方面，又有把本来只是非常有限范围内的利益冲突，弄假成真地扩大为世界规模之“文明冲突”的危险性。这种二重性作用，在“9·11事件”发生后，已经暴露得很明显了。本来，“9·11”虽然是世所罕见的严重恐怖事件，但它原本只是一个亡命的恐怖集团所发动的无法无天的袭击，是很难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的，可是，一旦这事件被看成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文明冲突”，这就有可能使得全世界所有的伊斯兰文明国家，都被划到了与西方文明相对立的一边，弄假成真地变成了拉登的同情者，岂不糟糕?从布什冲口而出的一句“十字军东征”，已可见到“文明冲突论”对美国政坛影响之深。从一向亲美的沙特政府发言人口中说出“要站在伊斯兰兄弟一边”这样的话，更可感受到“文明冲突论”在伊斯兰文明的各国政府和人民心理上的震撼是何等强烈!从拉登的宣言中喊出发动“伊斯兰圣战”来对付美国，岂不使人感到这事件按照“文明冲突论”的路子发展，正好是上了拉登的当吗?无怪乎亨廷顿这时要连忙否认这事件是“文明冲突”。他大概有些清醒了：真正的“文明冲突”，即使是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是难于应付的。何况，伊斯兰国家所掌握的石油，实际上是美国工业、交通、能源等许多部门的供血者。真正要打“文明冲突”的仗，会不会使自己失血过多呢?由此可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好处不多，而带来的危险性，却是难于估量的。我以为，“文明冲突论”这种欺人之谈，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