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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2001-09-20岳健勇

战略与管理 2001年4期
关键词:企业

岳健勇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有关中国引进外资的问题上,国内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吸引外资是为了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目前,国内高达7万多亿元的庞大居民储蓄[1]和不断扩大的银行存贷差[2],表明将引进外资用以解决储蓄-投资缺口的解释并不成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也远未带来预期的成效[3],那么千方百计引进外资的动机和必要性究竟何在?

一,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衰退轨迹

2000年,中央安排社会保障支出达458亿元,比1999年增长了80%,比同年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高出38.8%[4],由此可以明显感受到失业给政府带来的沉重压力。同年,国家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剥离的坏帐近1.4万亿元[5],然而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仍达25%[6]。银行实际坏帐有多大迄今还是个谜[7],但毫无疑问,坏帐总额肯定远远高于已剥离的数额,这可以从国家发行特别国债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严令银行业强化信贷风险控制中看出端倪。

巨额的银行坏帐暴露出长期以来国内投资的低效,即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中国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就不再受困于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双缺口模型”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日甚一日的强烈需求。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繁荣主要得益于旺盛的国内消费,当时的改革是双赢博弈,社会各阶层均从改革中受益。放权让利和承包制改革使国民收入和福利的分配明显倾向于企业承包者和职工,国家统一确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总额、不断地涨工资、几乎不允许国企破产,以及通过财政贴息方式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保持了企业间职工收入水平的均衡,稳定了占城镇就业主体的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预期,使得居民消费倾向极其强烈,于是出现了对于轻纺、家电类消费品工业的投资高潮,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高达29%,比1953-1980年超出近十个百分点。

由于承包制负盈不负亏,企业存在着投资的软约束;行政分权使“条”的中央政府权力向“块”的地方政府转移,权力上升的地方政府在中央要求加快经济建设的政治压力和各级政府逐级对下实行与政绩挂钩的仕途升迁激励机制下,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利用一切可控制的资源、包括利用人事任命权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分支行,追求产值的增长。中央计划在下达过程中又被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导致实际投资发生放大效应。地方政府与所辖国有企业在“块”的体制下形成的利益上的共生关系,必然滋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维持落后的生产和技术以及相应的就业。资金的短缺促使急于求成的各地政府纷纷投资“短平快”的中小型加工工业项目,并控制本地资金外流,造成投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许多行业出现大量达不到规模经济的低技术、高成本的重复建设。在一些投资较大的耐用消费品行业,如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生产线的引进上,同一类型的技术和设备被各地竞相重复引进,很快导致行业生产能力的过剩。

从另一方面看,行政分权以及缺乏有效的、有利于国内市场统一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使地方政府通过对本地资源的牢固控制竭力加强其政治权力,“理性”地排斥不利于其实施行政控制或干预的跨地区的企业间购并,包括有竞争力的企业间的“强强联合”,使得市场退出机制难以形成和启动;加之当时存在着向国有银行转嫁企业亏损的便利条件和政治环境,落后企业得不到及时淘汰,低水平重复建设遂愈演愈烈,造成地区间产业布局的严重雷同[8],到1996年,沿海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度为0.935,而中部与西部省区相似度则高达0.979[9]。这不仅使地区间难以进行经济协作、实行规模经营,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而且还埋下了市场需求不振时,为了利益上的自保,各地互设壁垒恶性竞争的隐患。然而总体上的经济短缺暂时掩盖了投资的低效。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接近饱和,同时在国家抑制通胀的政策下,国内消费增长趋缓,社会经济中开始出现结构性商品过剩。但经济仍有局部短缺,表现为收入的增加使国内储蓄上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档次提高,而国有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出现经营亏损和企业间相互拖欠。中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旨在促使经济复苏的措施,如放松银根、在国企中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1991年),因不触及国企改革的根本而无济于事。这时,放权让利后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国家财政已不能无限制地支持亏损的国有企业,为维持社会稳定,国有银行承担起了向亏损企业输血的功能。

1992年中国经济再次出现高速增长。邓小平南巡扫除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激发了全国各地发展经济的空前热情。投资拉动是此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中央银行大幅度放松银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原计划的12.6%提高至68.2%。但实际上由于席卷全国的开发区热使得土地和房地产投机有暴利可图,大量的银行贷款被投进了房地产的开发,甚至不少工业企业将生产性贷款拿去做房地产和股票的投机。房地产热带动了钢材、水泥等建材行业的兴旺和部分社会就业,这些投资相当一部分又转化为消费,经济因此再次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由于国企改革始终解决不了其内在运行机制上的缺陷,国有企业缺乏在市场竞争中,特别是缺乏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如八十年代末需求相对不足引起的市场萧条)进行调整、改造和技术创新的动力,其开工不足、生产能力闲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必须依赖消费的膨胀来解决。而1992-1993年投资引发的社会消费的激增,又提供了一次可以趁机提价和恢复满负荷生产能力的机会,提价形成的毛利又有一部分转化为企业的消费基金(包括销售费用的膨胀和奖金、福利的发放),因而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仍然很低。

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对外部需求膨胀的过度依赖,刺激了企业在繁荣期过于旺盛的投资需求,必然造成生产能力的再度过剩。在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形势下,市场需求相对于生产能力而言的不足,开始反逼企业削减工资和福利,导致消费萎缩,企业重新面临开工不足和亏损。由于投资低效和萧条时的企业亏损,累积成巨大的银行呆坏帐,足以威胁到国家金融运行的安全,国有企业普遍的高福利再不可能维持下去。因此不是建立在效率提高基础上的消费膨胀从此消失,虽然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仍高达33.8%,下岗、失业带来的就业压力已大大地抑制了居民消费预期,经济难以再现两位数的高增长。

九十年代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0],产出大量增加,导致买方市场迅速形成,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与国内企业进行“替代性”竞争的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生产能力的过剩,1997年市场全面饱和,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结束。到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国内市场609种主要商品的供求状况的调查发现:供大于求的商品占80%,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8%,供小于求的商品仅占2%[11]。国内技术落后、规模过小的大量重复投资,使得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相当低。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发现,主要工业品有2/3的生产能力闲置,其中37.2%的利用率不到50%[12],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迅速下滑。

在1992年的投资高潮中,作为投资主体、不用顾忌投资后果的大批国有企业介入房地产业,经济泡沫不断膨胀。形形色色的乱集资、乱拆借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国有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由投资拉动的信贷过度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地产泡沫迫使中央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起采取严厉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整顿经济秩序。

“双紧”政策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再度陷入困境,国内企业投资的相对萎缩恰被此时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填补。这一轮外商直接投资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主,它们深受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鼓舞。随着1992年以来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1992-1997年间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大量增加,维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

这期间跨国公司投资表现出与八十年代外商投资的很大差异。八十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以港澳台资为主,主要从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除了在出口市场与国内企业有所竞争外,基本不侵蚀国内市场,还增加了国家外汇收入和社会就业,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新的消费群体,部分弥补了优惠政策导致的国家税收损失。跨国公司则不同,它们以市场控制为主要目的,一进入中国市场,即与国有企业产生激烈竞争,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品牌和企业管理上的优势给国有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

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高福利和工人的“贵族化”,保持了消费市场的活力,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吸引了西方跨国公司蜂拥而至,但同时也将国际竞争引入国内市场,使大批同行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被挤垮,从而对中国产业的成长形成巨大冲击。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大量增加,对中国石化、机械、电子、钢铁等国有重化工业构成了重大打击。到1996年,轿车业的68%,电梯的70%,彩色显象管的65%,程控交换机的90%,移动通讯设备的100%被跨国公司控制[13]。

1992-1993年的经济泡沫产生了大量的房地产积压,银行呆坏帐猛增,加上75%的贷款流向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以及为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发放的大量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安定团结”贷款,使国有商业银行坏帐累累,资本充足率仅为3%[14],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比率。虽然国家信用和金融垄断维持了居民储蓄存款的信心,但如果继续无限制地对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最终必将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从1993年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对信贷风险的控制力度不断加大,甚至到了对银行信贷人员搞“贷款终生负责制”的极端地步。任何国家的银行,包括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西方跨国银行,都不可能做到信贷控制上的万无一失,关键在于提高银行风险控制技巧和管理水平,把坏帐发生的概率降到可控制的水平。但目前政府的一些政策很不协调,为对付正常的信贷风险,银行必须提取坏帐准备金,而国家为了从银行汲取足够的税收,又不允许提足准备金。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准备金提取比率大大低于外资银行,这必然产生银行经营行为的保守化-为规避风险(如银行踊跃购买国债)和相应的政治责任,实行“惜贷”,对求贷企业提出过苛的要求。这也会令一些有条件获得贷款的企业因得不到及时的金融支持而面临绝境。一些企业因此走投无路,被迫放弃自身品牌与外商合资、或干脆被兼并,以获取外方资金的注入。

在国家财政困乏、银行巨额坏帐,不可能再无限制地提供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从1995年开始进入倒闭、破产的高潮。大批工人的下岗失业使得工资刚性不复存在,收入预期下降,购买力明显萎缩。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产品全面的供过于求,和其后的通货紧缩,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投资能力下降。一方面,差的企业由于求贷条件遭到银行否决而无法继续投资;另一方面,好的企业因项目选择和市场前景不易把握而十分谨慎,有些企业干脆将利润存入银行坐收利息,或将富余的资金通过银行转贷给资金短缺的企业,银行则收取手续费,不承担任何风险。但是,即便好企业通过种种方式力图回避竞争和经营风险,生产性资金向金融机构回流不仅提高了银行的负债水平,而且没有用于生产增值、技术进步和增加就业,致使企业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状态,这样的企业同样无法应对国际竞争。

企业投资能力的下降还受到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国内信用的严重倒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在法律和商业伦理的规制下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信用的建立实际上是法律和商业伦理的重建。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行政主管部门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党政领导司法的政府体制在行政分权下,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力,通过干预司法对本地企业实行偏袒式保护,有利于地方实用主义的短期经济目标。司法屈从于行政意志,损害了法律的公正,导致地区间在处理经济合同争议上相互采取司法报复,并误导企业千方百计寻求本地行政司法部门的袒护。在这样的司法、执法体制下,合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障,迫使企业交易方式趋于原始化,这对于资金普遍短缺的国内企业来说,无异于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间交易需求,使国内市场出现萎缩。合同失效和大量的假冒伪劣造成国内商业信用极其低下,严重冲击了市场竞争秩序,使得投机取巧、恶意钻营成为企业行为的“典范”,从而大大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抑制了企业正常的投资需求。

国内信用失效在自营进口贸易的国内交货环节上(即国内贸易部分)同样得到反映,迫使企业纷纷转向风险小得多的出口贸易,这是中国近十年来出口和贸易顺差迅猛增长的一个特殊原因。一哄而起的出口在全国外贸系统推行的承包制的激励下,演化为恶性的内部竞争。单价暴跌、数量猛增,不仅无出口的效益可言,而且在国际上遭到层出不穷的反倾销报复。受到一般贸易出口拉动的国内生产企业因出口的低价制约,也难以增加利润。因此,中国的出口实则为“创汇规模不断扩大的简单再生产”。出口依存度居大国之首,出口的商品结构和质量档次,使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和制约,粗放型的出口将面临增长极限的挑战。

规模增长但效益低下的出口可以增加国家的总产出,却对就业增长作用甚微,这与国内投资的低效所造成的就业增长低如出一辙。胡鞍钢的研究表明:中国产出增长的就业弹性呈不断下降之势。八十年代,就业弹性为0.32,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就业弹性已降至0.14,1999年,就业弹性更降至0.05[15],产出增长已难以有效地增加社会就业。

九十年代以来,权力广泛介入下的中国市场经济,使企业商业伦理的扭曲与信用的失效以及腐败交互作用、彼此加强,导致个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短期化、求稳化。不少企业遂无意于下大力气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而是竞相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投机钻营获取短期利益。猖獗的腐败加剧了国有企业的衰败,令其更无力与外资角逐。个人投资者则宁可选择投资风险较大、但交易体系电子化的股票、债券,也不愿意投资实业,去直接面对腐败的社会政治环境,从而使社会资金越来越多地进入证券市场,使实业投资失血严重。实业投资的衰落从任何意义上讲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直接危害到社会就业和国家产业根基。

大量失业和腐败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购买力下降和相应的国内消费的萎缩,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从而降低了投资和收入预期,改变了人们对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日益猖獗的腐败为国法和道义所不容,腐败分子遂将资产向境外转移。私营企业同样畏惧社会动荡的前景,也不作长期打算,尽量短期内大赚一把,同时悄悄地向外转移资产,资本外逃日趋严重。政府投资在设租、寻租的环境下效率极为低下,导致市场和政府的同步失灵,始终无法有效地启动民间投资[16],以产生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从而令中央政府刺激内需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中央政府财力的不足和权力的下放,削弱了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逐步影响到了社会公众对深化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政治支持。中国虽然拥有庞大的国民储蓄、银行存贷差和贸易顺差,但这一制度环境造成了国内资源配置的低效,迫使国民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形成了越来越深的依赖。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步发生,远远超出了国家运用现有体制手段重振经济的能力,而不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和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就无法建立,就无法为任何企业提供较为可靠的长期投资的市场预期,从而无法动员起一切内需潜力支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此外,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德、日等后起国家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国产业发展优先于市场开放,开放程度随本国产业的成长而加强。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上述三国,迄今为止,进出口依存度大约在20%左右,反衬出其国强民富,内需巨大。中国的经济潜力和有关国际经验均表明,实现国家富强的最根本出发点在于迅速提高中国民族工业的技术实力和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为此必须对症下药着力改革现存体制。

由于改革者自身的局限性和强大的体制障碍,重塑经济信用和商业伦理,重建市场秩序,统一国内市场,恢复公众和投资者信心,以激活国内经济活力和内需潜能,所必须进行的分权体制、政治-法律体制和分配体制等触及当前经济困难的根源的深层次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和风险相当大。而在当前的内外挑战和诸多压力下,经济增长一刻也不能减慢,否则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于是对更大规模的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寄予厚望。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蓄意推销的全球化福音成为国际主流经济思想,也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一些决策部门。

因此,出于对前途未卜的国内改革的风险回避和必须维持经济增长的双重政治考虑,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实现更大规模的引进外资来维持国内的经济增长;同时利用国际法的优先地位,将世贸规则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强行转换为中国政府的行为规范,以克服阻力推动国内改革,在现有的决策思维框架内,自然成为很合乎逻辑的最佳战略选择和眼下唯一的良策。中国全力争取加入世贸组织,正是在这一考虑下展开的,虽然是用加入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名义[17]。问题在于,入世将带来的最重大和直接的变化就是内外市场迅速趋向统一和竞争的国际化。在中国产业竞争力未发生根本转机的情况下,匆忙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否能够推动中国产业振兴和经济社会问题的顺利解决?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二,未来外资的竞争压力

在双边或多边国际经贸合作中,经济、技术实力的差距往往构成有关各方在相对收益(RelativeGain)上的分配差异,并由此进一步加剧国家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上的差距,而后者的差距反过来又形成国家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称,使谈判达成的结果更可能有利于实力强悍的一方。也就是说,双方经济实力相当,相互大规模开放市场则可能成为真正的“双赢”,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若双方经济实力悬殊,弱者就容易形成对强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然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可以运用排他性的主权权力、根据国家利益的要求权衡并决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以最小的让步争取最大的利益。

迄今,中国引进外资一直是在没有加入世贸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这并未妨碍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入世意味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极大提高,在经济技术实力严重不对等的条件下加入全球化,能否促使中国民族工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根本地要靠中国的产业实力,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决心和愿望、甚至一厢情愿的幻觉上。应当基于中国的产业实力确定入世的谈判策略。也就是说,让步的底线即中国企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尽管中国开放是逐步的、有限度的,国产品牌的产品被外资打败并逐出市场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在中方处于劣势的高科技领域、甚至在中方占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少国产品牌也丧师失地,足以令人对中国产业入世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能力表示担忧[18]。

在产业政策、企业自主权、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等多方面受到国家扶持、最能代表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国有大企业,尽管在产值、应用现代技术、提高职工技能、学习国际金融知识、以及与跨国公司合作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但它们在拥有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等方面,均未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大公司,即便是在最基本的衡量指标上,如销售收入、利润、研究与开发(R&D)投入,与同行业西方跨国公司相比,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几乎在中国开始改革的同时,西方国家的信息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的飞跃,从而使西方跨国公司主导了一场延续至今的全球工商业革命,这场新的产业革命极大地加强了西方国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加入世贸的某些承诺超过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将使中国成为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向第三世界国家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其实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于1994年签署的乌拉圭回合有关协定,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纳入即将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框架。新的申请方只有一揽子接受相关议定书,才有可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因此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已不单纯是关税减让谈判,而是在贸易谈判的同时,在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等领域作出了广泛的市场开放承诺。

在1999年11月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的中美双边协议中,中国承诺:“一旦加入,将遵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第五款除外)。中国将废除并停止执行通过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所规定的有关贸易与外汇平衡要求、当地化成分和出口实绩要求。并且,中国将不再实施加诸上述要求的合同的规定。”并规定中方不得以配额、许可证发放、以及中央或地方当局取得进口和投资审批权为条件,提出诸如当地化成分、技术转让、或在华进行研究与开发等要求[19]。更重要的是,中方承诺对外商投资企业开放国内分销体系[20]。此外还承诺不再对国有大企业提供特别保护;许多开放市场的承诺自加入世贸之日起即予实施。协议内容之详尽,将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的“内部自由贸易区”[21]。这将极大地刺激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的增长。

对外资放弃出口和外汇平衡要求(同时降低贸易壁垒),有利于外资方全力争夺中国市场,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将会得到充分发挥,届时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将完全国际化,中国民族工业将要面对空前严峻的竞争形势和异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在入世后WTO规则通过政府行为在中国全面适用、且政府对规则的执行受到严格国际监督的情况下,这样制定并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就有了一定的难度。在此环境下,竞争力差、又失去政府强有力扶持的中国民族工业,在与西方企业巨人的“平等”竞技(LevelPlayingField)中,其艰难程度将是空前的。国内企业若被大批挤垮,势必引起出口能力的萎缩,造成贸易收汇的锐减。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拉迪认为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将减少30%[22],这必然加大中国国际收支的压力。

作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重工业因机制僵化、经营战略不当、资金匮乏以及腐败的侵蚀等原因困难重重,已成为外资收购兼并的对象。重工业的衰败无疑是工业化的倒退,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加入全球化是将工业化的主动权拱手让出。由于外方的技术垄断和价值增值上的差异,成为跨国公司装配厂的我方在相对收益上与外方相比是极其悬殊的,相对收益累积的结果是双方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严格控制技术转让、控制生产过程和市场份额正是跨国公司的民族主义。

可以设想,外商直接投资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挤垮了同行业的中国内企业,造成净失业上升,因为国内企业被挤垮后形成的失业往往远大于外资增加的就业,从而抑制消费,最终也会影响外资企业的发展。但当入世后国内保护被大量撤除,竞争格局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打垮国内企业,建立市场垄断,控制供给来确保垄断利润。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但它恰恰不允许缺乏必要职业技能的劳动者自由流动,因此结构性失业也将成为中国加入世贸后不得不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为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政府必须对边缘化阶层提供必要的补偿,然而追求全球利润最大化的跨国公司不会满足中国政府在税收方面的要求。有人预测,加入WTO以后将给中国增加一千万个就业机会,但新增的就业机会只适用于受过专业训练的高素质劳动力。中国现有的劳动力,比如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与农村未经任何职业训练的劳动力,根本无法进入这些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职工的再就业随着就业的技能需求和更多的企业在竞争中破产形成更大的失业大军,将长期处于生活困境,除非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予以支持。否则,结构性失业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将会延滞经济增长,它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和不稳定将不利于市场化改革[23],并一定程度上会延滞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进程。

加入全球化是对中国企业的生死考验,能否置之死地而后生,关键在于从中国的体制现实出发,深入探索主动、坚决、稳妥地推进政治经济改革的有效途径,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长期、有利的条件和外部环境;同时也需从严峻的竞争现实出发,以真正开放的思维和胸怀,充分考察历史上其它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国际经验,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使民族工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成长壮大。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铲除腐败,建立统一大市场和高效、廉洁的行政司法体制,全力加强民族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主导全球化,而不是被全球化所主导,才能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华民族百年梦想。

(作者单位:《深圳法制报》报社)

注释:

[1]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于2001年3月25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指出,当前中国居民本外币储蓄折成人民币有7万多亿元,相当于GDP的80%,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2]截至2000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达6.43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12.38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94万亿元,存贷差高达2.44万亿元。见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新华社北京2001年3月25日电。

[3]陈漫:“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效分析”,《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

[4]《金融早报》2000年12月22日。

[5]《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4月10日。

[6]《上海金融报》2001年3月27日。

[7]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估计至少需要33,000亿元来冲销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帐。《南华早报》2001年6月5日。

[8]1995年各省出台了雄心勃勃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纷纷将汽车、冶金、机电、化工作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展开了新一轮重复建设的高潮,中央政府对此无可奈何。

[9]《人民日报》1996年12月4日。

[10]1991-97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3.3%,高于八十年代的平均29%。

[11]曾培炎:“辉煌的五年——卓越的成就”,《人民日报》2000年9月20日。

[12]《人民日报》1997年1月23日。

[13]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第27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14]1998年国家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充实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资本充足率现为5.8%。刘国光主编:《200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205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

[15]胡鞍钢:《跨入新世纪的最大挑战: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打印稿,1999年。

[16]在2001年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个体投资的增幅仅为3%,远低于国有投资15.1%的增幅。见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4月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集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4月18日。

[17]参见笔者与南开大学张睿壮教授的对话,见“加入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一文。《广东经济》2001年4月号。

[18]PeterNolan,"China,theUSandtheWTO:Battleofthegiantsordefeatofthepygmies?",

adaptedfromChinaandtheGlobalBusinessRevolution,tobepublishedinSpring2001byMacmillan.

[19]FullTextofAgreementonMarketAccessbetwee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ndtheUnited

StatesofAmerica:ProtocolLanguage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

[20]同上,中美市场准入协定附件一:分销服务第36-38页。

[21]PeterNolan,“China,theUSandtheWTO:Battleofthegiantsordefeatofthepygmies?”,adaptedfrom

ChinaandtheGolbalBusinessRevolution,tobepublishedinSpring2001byMacmillan.

[22]NicholasR.Lardy,"ChinasWTOMembership",PolicyBrief,No.47,1999,theBrookingsI

nstitution.

[23]王绍光:“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2000年,见王绍光个人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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