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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主义

2001-09-20[英]以赛亚·伯林

战略与管理 2001年4期

[英]以赛亚·伯林

一

观念史宏富多端,无确切的领域,更看重确切性的各学科专家难免对之狐疑,不过,观念史有时也会有其独到的收获,比如,当发现我们文化中某些常见价值远比想象的更为晚出之时。在中古时代,正直、诚挚就不是受到敬重的品性——事实上,根本就无人提起过;那时重视的是理论上的客观真理,追求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正确的东西。今人认为多样性是可欲的,一致性则是单调、沉闷、乏味的,于人类之精神自由是桎梏,如歌德形容霍尔巴赫《自然体系论》为“永恒的黑暗,如同死尸”[1];这跟传统观念恰好相反,直到17世纪末,这观念还很少遭受质疑:真理只有一个,余者均归错谬。今天之信奉宽容,不是当作避免破坏性冲突的功利权宜,而是作为本质的价值;目前都在讨论自由与人权的概念,认为天才不受约束的意志可以挑战规则,蔑视任何层面理性的约束——所有这些在西方思想和情感的巨大变化中作用甚巨的因素,皆成于18世纪,它的后果体现在各种反革命潮流中,于当今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非常明显。这是一个宽泛的论题,本文不拟直接讨论,只提醒注意一个角落。

二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获得了迅猛发展。对此可做多种解释:自然科学突飞猛进、所向披靡,尤其是技术发明及由此而致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给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新的国家、阶级和统治者兴起,并试图探寻自己的由来;古老的宗教和社会制度分崩离析,这既是文艺复兴、世俗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勃兴的原因,亦是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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