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香港）

如果不能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状况的、可行的关于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细节和具体措施，即使更多的百富勤奇迹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也会有同样多的百富勤悲剧在中国市场上上演。

1998年1月，香港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还在金融风暴的波涛中飘摇之时，一代华资大亨、香港上市公司"百富勤投资"被强制清盘，这一事件及其对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香港市场的冲击，至今仍令人扼腕叹惜。

时至今日，亚洲经济开始摆脱金融风暴的阴影，善于反思的香港特区政府并没有停止对百富勤事件的总结。1999年4月，当时港府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根据《公司条例》委任的审查员Richard Farrant进行调查，重点希望查清导致该公司倒闭的原因和经过，并就事件中应汲取的教训和改善香港在监管方面的安排提出建议，以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整个报告耗资980万元，于2000年2月完成，在征求香港律政司和警方意见之后，于2001年3月26日正式公开。这也是当年百富勤冲击波的一个令人警醒的回响。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关于百富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Peregri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简称PIHL）及百富勤定息债券公司（Peregrine Fixed Income Limited， 简称PFIL）倒闭的独立调查报告指出，导致百富勤倒闭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及会计程序、风险管理和内部审计上的基础系统均不足，并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取消前百富勤董事杜辉廉、黄永昌、伍健文等4人再出任香港公司董事的资格，前百富勤董事总经理梁伯韬则因为自己分管的业务状况良好而无须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