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杜西尔

译／马海良

在1950年代和二战的影子下成长的孩子们自然想玩战争的游戏，这其中也包括我的两个黑人兄弟和我自己。我们模仿从收音机上听来的和从我们家崭新的落地式摩特罗拉黑白电视机里看来的事情。在那些战争游戏里，人人都想当盟军，那是些大无畏的、所向披靡的白人男英雄，他们使民主在世界上不受威胁，而且再次把我们从黄祸中拯救出来。当然，谁也不想扮演敌人——敌人往往不是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而是日本人。因此，敌人成了看不见的人，更恰当地说，一直是看不见的人，隐伏在草丛里，我们把棍子用作步枪，向他们射击，假装用刺刀戳他们。我们高喊“抓住那东西!”我们几乎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根本不懂得我们的这种儿童游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感情，这个民族即使在它比较美好的战前岁月里，也没有把它的亚洲移民视为自己的公民，没有把移民们生在美国的后代视为自己的同胞手足。

我们的谩骂也许只是一种幼不更事的模仿，然而一个夏日的下午，母亲生气的声音永远打断了我们的谩骂；她穿过打开的窗户斥责我们：“不能说东西。马上打住。那不好。你们说的是日本人。日本一人，明白吗?再不要让我听见你们用别的叫法喊他们。”那天晚饭后，她给我们上了一课，不是让我们知道日裔美国人的历史、非正义的拘禁或广岛的恐怖，只是让我们知道在我们叫喊的名称后面，有一个真正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