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平　陈　萍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到目前为止被国内外学术界认为是渐进式改革成功的范例。这条渐进改革之路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有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是改革的初始结构：国有经济体制必须是还没有覆盖整个国民经济，非国有经济有一定的活动和发展空间；二是改革的战略：在国有体制还不大可能改动的情况下，先发展非国有经济成分，在非国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改革的经验也日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但是，中国是一个省份较多的国家，各地区改革的初始结构也不同。仅从工业角度观察，1978年国有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浙江为61.39％，江苏为61.46％，山东和广东分别为67.63％和67.83％，而辽宁却高达83.60％，远高于全国77.62％的平均水平。因此，辽宁作为一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老工业基地，其改革的初始结构为非国有经济提供的发展空间要比其他地区小得多，这使辽宁的经济体制改革轨迹不同于那些改革初始非国有经济就有一定发展空间的地区。其他地区可以在有利的初始条件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非国有经济，而辽宁却必须一方面依赖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又要对其进行有效的改革。因此，由于地区的差异性，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这个一般性定义的背后，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和甚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和教训。本文对辽宁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研究，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经验的总结，可能会提供一些有益的补充。

一、国有企业的现状与绩效

作为一个在计划体制下国有经济覆盖范围较大的老工业基地，辽宁经过20多年的改革，国有经济在工业领域的支配地位发生了变化。截至1998年，国有企业的个数占整个工业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25.55％降至12.06％，工业产值的份额也由1978年占绝对支配地位的83.6％降至53.60％。改革前的1978年，国有工业职工人数占整个工业93.30％，到1998年仅占1/2左右。此外，国有工业的利税份额也由1978年的88.60％下降到1998年的一半左右。国有经济在工业中的支配地位同改革前相比已经明显地降低了。但从表1可以看出，辽宁的国有企业在经济基础地位、安置劳动力就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以及保障社会经济稳定等方面，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从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速度、国有企业对辽宁工业增长的贡献以及盈亏状况来看，国有经济表现出越来越差的绩效。1980～1995年，辽宁工业企业产值年增长率为8.5％，而国有工业的增长速度只有5.8％。同期，集体经济工业产值的增长率为15.6％，其他经济的产值增长率甚至达到了1.6倍。从各种经济成分对辽宁工业增长的贡献比较观察，可以进一步看到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的贡献是85.30％，尽管改革以后贡献率开始下降，但在1987年以前贡献分额仍保持在3/4左右。1988～1993年期间为3/5左右。1994年开始降到1/2左右，到1998年只有1/3强。与之相应的是，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1978年国有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为2.4亿元，1988上升到9.4亿元。1998年则达到69.7亿元，整个工业亏损额一半以上来源于国有部门。国有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与盈利企业的利润额相抵销，净亏损达到41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国有工业对全部工业产值的贡献仅有37.41％，但国有资本（所有者权益）却是整个工业资本的62.73％，其占用的工业固定资产净值高达70.44％。集体工业的贡献也仅有12.78％，其占用的固定资产净值微不足道(3.86％)。与国有经济构成明显反差的是其他工业（包括私营、个体、联营、股份制、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等经济类型）1998年对工业产值的贡献达到60％，但其占用的固定资产净值仅有25.70％。

从统计数据不难看出，辽宁国有工业的产值目前仍然占全部工业50％以上，但在效率意义上其贡献率仅有1/3强，而且占用了几近2/3以上的工业固定资产。同时，工业企业的亏损额已经达到辽宁地方财政收入的9％。这就提出了一些需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在80年代更早地发展非国有经济？为什么国有经济改革的速度相对其他地区缓慢？为什么90年代以后尽管加快了改革步伐，但国有企业的绩效越来越差，而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占用的工业固定资产却仍居较高的比重？如果说在全国的意义上更多的是总结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的话，那么就辽宁这个地区层面来说，更多的是要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

二.80年代：缺少竞争压力的企业改革

在辽宁，工业改革的特征与一般的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描述不同，它不是从发展非国有经济开始起步的。事实上，辽宁非国有经济发展相对其他地区要缓慢的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初始非国有经济在工业中所占比重较小，而国有经济在固定资产、就业人数、工业产值等方面居绝对支配的地位，使得非国有经济没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另一方面是在整个80年代，辽宁工业中计划幅度减少的速度要比其他地区慢。例如，上海在1987年工业指令性计划指标已经下降到20％以下，而辽宁在90年代初指令性计划指标仍占36.6％，有的企业甚至高达90％。[1]在这种环境下，辽宁不仅缺乏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先天条件，甚至连从国有经济转变为非国有经济的早期条件也不具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必定是很缓慢的过程。

由于辽宁发展非国有经济存在先天的缺陷，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就依赖于国有经济本身的改革。一般认为，国有经济自身进行改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预算约束硬化，二是市场竞争程度增强。预算约束软化被科尔内认为是传统国有企业的突出特征，在改革过程中这种特征仍然存在。例如80年代，辽宁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但到期承包合同的完成率（占企业总数）1988年为85％，1989年为60％，1990年降为51％。完不成合同的企业可以通过减少还贷和留利来保证上缴财政的利润，仍然不能完成上缴基数的普遍采取了挂账的办法。1990年辽宁国有企业挂账4.55亿元，是同年浙江国有企业挂账的3.25倍。[2]因此，在预算约束方面还不能形成改革的动因。

80年代，市场竞争并没有对辽宁的企业构成太大的威胁。辽宁国有工业主要的活动领域是重工业。1980年辽宁工业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是68.09％，以后逐年上升，1990年这一比重达到70.39％。而诸如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1980年重工业的比重比辽宁低20～30个百分点，并且在整个80年代上升幅度不大，甚至有些省份如广东和江苏还下降了（但这些省市在90年代都大幅度地提高了重工业产值的比重）。这就是说，在80年代，其他地区发展非国有经济，主要进入的领域是进入壁垒比较低的轻工业。它们所生产的产品对主要生产重工业产品的辽宁工业冲击不大。加上在此期间，国有经济生产的重工业产品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处于计划的范围，许多产品如钢材、水泥等属于市场短缺产品，因此，竞争的威胁和压力是十分有限的。而没有真正的竞争，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这个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辽宁许多改革的探索在全国属首创（1985年沈阳市防爆器械等三家集体企业宣布破产；1988年公开发行股票成立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但在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却没有在这个地区形成普遍的改革动力和改革环境。

不仅国有企业本身较少受到现实竞争的威胁，地方政府也没有从体制角度去看待潜在的竞争压力。从省政府制定的“六五”（1980～1985）和“七五”（1986～1990）规划的内容来看，与对国有企业的体制进行改革相比，对企业的设备和技术进行改造被放在了优先的位置。[3]认为老工业基地企业效率低，主要原因是技术落后，设备长期得不到改造。因此，要解决的主要是技术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这种思想认识的产生在当时有着较深的客观基础。一是尽管国有企业效率差，但国有经济在地区工业中仍居主导地位，没有其他经济成分可以替代，因而国有经济有着较大的生存空间。表2显示出，1987年以前，国有经济在工业中的贡献份额在70％以上。二是尽管一些国有企业存在亏损，但整个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仍然是正的。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还没有恶化到不可容忍的地步。三是国有企业的首要功能是保障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同这个目标相比，盈亏与否是次要的。在这种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的影响下，从体制角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自然没有被摆在优先的位置上。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80年代辽宁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是很缓慢的。

三、90年代：竞争、退出和企业集团化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方向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令性计划进一步收缩，辽宁的国有企业必须面对市场。与80年代相比，这时的市场竞争程度明显加强了。其他地区借助80年代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强化了轻工业产品的竞争，而且通过轻工产品生产的积累，开始发展重工业。当时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化的倾向实际上就是这种竞争推动产业布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重新调整的表现。辽宁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重工业所具有的优势，随着这种竞争的加剧开始动摇了。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在全国的份额明显下降。1991～1995年，原煤产量份额由整个80年代的5.01％降为4.58％，钢产量由21.10％降为15.61％，成品钢材从19.29％降到14.93％，化肥由42.31％降为31％。

工业品产量的下降导致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下降。根据沈阳市的第三次工业普查，水泥的设备利用率1985年为89％，1995年降至22％，金属切削机床由82％降为48％，油漆由68％降到26％。[4]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下降意味着资金投入的利润流量减少，而利润流量的减少一方面使企业不能按期偿还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1995年，辽宁不同行业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纺织业达到93.0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75.48％，橡胶制造业为74.09％，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达到86.08％。[5]这导致1995年辽宁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第一次出现负值（11.5亿元），财务状况急剧恶化。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辽宁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90年代的企业改革与80年代不同。在80年代，绩效与经营者（和员工）的报酬挂钩的承包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但这一改革形式并没有取得普遍的成功。1995年辽宁国有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比例达到42.1％。主要的原因在于，绩效指标是根据行业和部门设定的，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竞争状态，而且绩效受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使政府监督和实施承包合同的成本较高。在国际经验中，这种类型的合同只有在少数企业实施才会成功。因此，90年代辽宁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继续普遍地实行承包制，而是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大企业的集团化。

在辽宁，承包制之后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不是从大城市中的大中型企业开始，而是从那些县级市所属的小企业开始起步的；不是从那些政府控制程度较强、获得补贴机会较多的企业开始，而是从那些政府控制程度较弱、补贴机会较少甚至没有补贴的企业启动的。海城、兴城和大石桥三个县级市的企业改革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94年，海城一半左右国有和集体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大石桥70％企业亏损；兴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总资产负债率达到104.6％。这三个市1995年开始产权改革，到1997年底，97.2％（3180户）的企业完成改制。其中，出售企业占23.1％，实行股份制的占19.08％，委托经营占40.76％。[6]由于这三个县级市改革的示范作用，到1998年8月，全省县区所属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的76.8％（5816户）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其中，出售占41.2％，股份合作制占13.5％，股份制占5.3％。但全省市属中小企业改革的速度相对就慢了一些。[7]截至1998年10月，仅有59％（551户）的中小企业进行了改制，其中，出售仅占10％左右，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占20％。转制后的中小企业基本上都退出了国有经济的范围，而且在总体上效果较好，特别是那些改革较早、速度较快的县和区级中小企业，效果尤为突出。

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改革的速度要比中小型企业慢得多，而且采取的是不同的形式。由于大中型企业多数隶属于中央、省和市一级，因此，改革的方式更多地体现出政府的取向。从实际操作看，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并不是要有选择地退出国有经济，而是如何在国有经济的范围内壮大这些企业的竞争实力。1994～1996年间，在政府、企业和职工个人还未能共同提供一个基本的失业保险条件的情况下，对亏损企业一律实行破产、工人下岗，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因此，在这一阶段，政府的主张是“强弱联合”，让绩效好一些的企业去兼并亏损的企业，这样就可以避免工人下岗的风险。但结果可能是差的企业把好的企业也拖到了差的边缘。例如，盘锦辽河化肥厂1994年在政府的干预下兼并了本市的化工厂和精细化工厂。化肥厂为此投入了几百万的财力，但结果是这两家企业负债和潜亏近5亿元。化肥厂于是停止了兼并的后续工作，最后，将其中一个化工厂依法破产，然后招标竞卖。

鉴于“强弱联合”的效果较差，1997年以后转向“强强联合”，“造大船”。辽宁省通过合并，组建了60户国有大型工业企业集团，希望通过国有资本的集中，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大连市和沈阳市也先后打造自己的“大船”。但由于并没有或很少经过有效的资产重组过程，因此，组建的企业集团存在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原有国有企业本应通过重组剥离的非生产性资产也随之并入集团。二是在国有经济的范围内组建集团，企业的财产所有权结构仍然是比较单一的。这两个问题使企业集团难以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也阻碍企业竞争力的提高。现在，企业集团的改革正努力解决这两个问题。分离非生产性资产，并且试图在非国有经济规模不大、还难以参与国有企业重组的情况下，通过与外资的合作使所有权结构多元化。

由此可以看出，同样是面对严重亏损，但与中小企业的快速退出不同，一部分大中型企业国有资本的退出正处在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中。到1998年，辽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占全省同类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76.77％。这说明，国有经济对工业产值总额的贡献份额仅有1/3强，但却占用了2/3左右的固定资产净值这一资源配置低效率的状态，只有在一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加快国有资本退出的步伐，才能予以解决。

四.简短的结语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般含义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先发展非国有经济，然后，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再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但从中国不同地区特别是从辽宁的角度进行观察，这个一般性定义的背后，包含着多种改革轨迹。从本文对辽宁20年改革历程和经验所作的分析看，地区改革的初始结构、面临的竞争强度、政府对企业的控制程度以及地方政府采取的改革方式，决定了不同地区改革的轨迹。某些地区的初始结构具备首先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条件，因此，其改革轨迹可能比较符合一般性定义的描述。而辽宁在改革初期国有经济覆盖的范围较大，所以它必须或主要是通过改革国有经济本身来实现其改革的目标。但80年代市场竞争的局面并没有对主要生产重工业产品的辽宁国有经济构成太大的威胁，因此改革的速度是比较“渐进的”。90年代竞争性质的转变，迫使辽宁国有企业加快改革步伐。但是，改革比较“激进的”是政府控制程度较弱的中小企业，而大企业在政府的干预下走上了集团化的道路。在企业集团内部，所有权结构单一的格局并未有太大的改观。这些分析表明，国有经济目前的低效率，需要在一部分大企业中寻找国有资本有效退出的途径方能解决。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辽宁省社科院经济所）

注释:

[1]张行湘(主编)：《改革开放20年的理论与实践》(辽宁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P97～98。

[2]董辅秖、唐宗火 昆 （主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制度与效率》，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P158。

[3]陈萍：《辽宁经济发展战略回顾》，社会科学辑刊，1994，第6期。

[4]《沈阳市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汇编》，1996，P28～35。

[5][6]李平、高闯：《企业创新：困境与出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P106、P140～141。

[7]赵子祥等（主编）：《1998～1999辽宁省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P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