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超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趋势。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生产基础的一部分，目前国防工业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杠杆，对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和世界军事改革等正在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国防工业全球化：概念、发展及其局限

按照传统的观点，国防工业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国防至关重要的“经济基础”，武器装备的研发与生产属于国家的内政或秘密，因而政府会非常强调自力更生进行发展，一般不鼓励甚至反对外国插手本国的国防工业。冷战的结束，使得国防工业的封闭式发展几乎穷途末路。美国、俄罗斯、西欧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在东西方对抗期间建立起来的规模庞大的国防工业基础，随着各国国防预算的削减和世界军火市场的萎缩，出现了生产能力的过剩。

于是有学者提出“国防资源逆向开发”（即军转民）[1]的思路，以摆脱国防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的窘境。从实践来看，军转民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个更为明显的趋势开始凸显，即世界各国都在对国防工业加大资源重组与并购的力度，国防工业跨越国界的合作正在编织一种崭新的武器发展网络。为确保国防工业的生存与发展，武器生产“全球化”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此，国防工业全球化可定义为：武器系统的研究开发与制造从传统的单一国家的模式转向国际化的开发、生产以及市场营销。

追溯国防工业全球化的历程，真正成规模的武器生产全球化应从冷战初期开始。当时两个超级大国都在竭力依靠特许生产来帮助其盟国重建和发展他们的国防工业。例如美国在英国和日本特许生产 F－4喷气式战斗机，在德国和台湾地区特许生产响尾蛇导弹。即使到80年代，特许生产仍然是国际武器合作的主要形式。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防工业的国际合作在特许生产的基础上出现了合作生产的模式，全面一体化合作的范例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F－16战斗机计划，美国和4个欧洲国家（比利时、丹麦、荷兰和挪威）合作生产。上述5个国家集体采购的F－16战斗机组件和部件。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武器家族”的合作生产模式，如60年代末英国和法国利用这种方案生产了大山猫/美洲豹/小羚羊族直升机。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合作的主要模式开始转为合作开发。比如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合作开发了旋风喷气式战斗机，英国和美国合作开发了AV－8B鹞式战斗机。80年代中期的“纳恩”计划[2]使得这种合作方式达到顶峰。即使到了90年代，武器系统的国际开发仍然是国际武器合作的首选方式。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合作开发了欧洲—2000型喷气式战斗机，美国和日本合作开发了FSX/F－2战斗机。

最近几年，国防工业的国际合作模式中又出现了武器研发的战略性联盟、国际联营公司和跨国合作与并购三种模式。战略性联盟的例子是英国宇航公司和法国达索公司就未来一项攻击机的联合研究达成协议。而诞生不久的欧洲直升机公司（法、德联营）、汤姆森—肖特火箭系统公司（法、英联营） 等是国防工业国际联营的例子。跨国合作与并购（M＆As）成为近几年国防工业全球化最有意义的事件：法国陆军武器工业集团（GIAT）并购了比利时的FN赫斯塔尔公司；法国的汤姆森无线电公司收购了荷兰的国防电子企业——荷兰电信公司；德国宇航公司收购了荷兰宇航公司；加拿大的轰炸机公司收购了英国的肖特兄弟公司；英国的宇航公司与DASA联合收购了西门子公司的国防电子分部等。另外，国防工业的国际交叉持股现象也在增加，英国的马特拉宇航动力公司就持有德国导弹制造公司（BGT）22％的股份。

在国防工业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有了越来越多的参与。据统计，自70年代末以来，已经有2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参与了数百项武器合作项目。巴西、南非、韩国、以色列、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通过与发达国家的武器研发合作，逐渐建立起了自己较有实力的军事工业基础。

国防工业全球化由带援助性质的武器生产权的转让到军工企业跨国合并和互相控股，由松散的契约式合作（或不得已的合作）到越来越规范的股份制联盟，表明国防工业合作的深度不断增加，合作各方对武器研发的权利和义务的分担更加明确，因而国际合作抵抗风险的能力也更强。

实际上，在国防工业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合作更多地表现为军工生产和军火贸易的一体化。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军火贸易的多元化趋势，国际军贸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将军贸与军工合作相结合开始成为一种扩大军品出口的途径。目前，美国已有3/4的军工企业与西欧国家开展了军工军贸合作，西欧国家之间的军贸合作也在广泛进行，并且，美、英、法、俄、以色列等国正在竞相与印度、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建立军贸与军工合作关系。从长远来看，为了在容量缩减、竞争加剧的国际军贸市场上谋求生存与发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军事合作区域化的浪潮推动下，未来军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都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合作。

这种机制主要是通过补偿贸易作为开展军火贸易的前提，从而为军工合作创造条件（例如下页表1所示）。补偿贸易按补偿形式分为直接补偿、间接补偿和综合补偿，应用最多的是直接补偿。直接补偿是购买方通过许可证生产或合作生产，向出口方提供所售武器的零部件，或用与武器制造直接相关的原材料作为补偿。间接补偿是购买方向武器出口方提供与武器生产无直接关系的产品和原材料作为补偿，如武器换石油、武器换食品等。综合补偿是将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相结合贸易的形式。1988年，土耳其政府在购买美国福特汽车公司10.7亿美元的装甲战斗车辆时，就规定了4.05亿美元的直接贸易补偿和3亿美元的间接贸易补偿。美国商务部通过对1995年美国公司报告的武器出口协议跟踪发现，补偿协议额占了整个出口总额的47％。该研究还发现，1995年美国公司签署的协议中补偿额占整个出口合同总额的81％；与欧洲国家政府签订的协议是全部美国补偿协议的大头，是相关出口合同的104％。由于大宗武器出口的补偿额已接近、甚至经常超过武器出口额本身，这种近于“易货贸易”的武器贸易方式在总体上对国际支付平衡的影响已不再明显。

随着国防工业全球化的发展，武器的共同研发生产又与其他防务合作相结合，于是近年出现了不少一揽子军火交易和一揽子军事合作协议。一揽子军火交易内容主要包括武器贸易（为主）、民品贸易和军工合作；而一揽子军事合作协议包含的内容更多，比如武器贸易、武器生产、武器维护、民品贸易与合作以及军事训练与演习等内容。例如：1999年初，印度和俄罗斯两国签署的为期10年的军事合作协议，就是较为典型的一揽子军事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印度将大量采购俄制装备，包括价值10亿美元的S－300V防空导弹系统、T－90坦克、空中预警系统、Ka－50直升机以及4.4万吨级的“戈尔什科夫上将”号航空母舰；印度将许可证生产Su－30MK多用途战斗机；作为补偿，俄罗斯将帮助印度改进100至125架“米格－21”战斗机，并对印度陆军的T－20坦克进行现代化改造。另外，俄罗斯还将向印度提供价值26亿美元的两座1000兆瓦的民用核反应堆。

归纳起来，国防工业全球化合作与军火贸易和其他防务内容相结合所形成的混合合作模式，基本有三种：

模式之一——购买武器，同时参与合作生产（包括特许生产、合作研发和补偿贸易等）。

模式之二——签订一揽子军事合作协议（包括武器贸易、生产、使用维护和军事训练等内容）。

模式之三——成立合资企业，联合研发武器装备，用于出口（包括国际战略联盟、联营和跨国合并与并购等）。

无论是对于方式的选择，还是对于模式的取舍，都表明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国防工业的全球化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正在往深度和广度发展，它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部分。

国防工业全球化的先决条件和动因

国防工业全球化的发展必须有能够促进其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推动其发展的动力因素。冷战后国防工业全球化蓬勃发展的先决条件有两个：一是新的安全观的确立；二是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以经济发展安全为首要的综合安全观渐渐为各国所接受。新的安全观强调安全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和政治安全，而是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以及环境安全的有机统一，是一种综合安全。经济安全是新安全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加强经济安全的根本途径是在不断加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由于军事高技术代表了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因此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国防科技，而国防科技又可通过一些大的国防工程带动一大批高技术产业群，以此推动本国的工业基础升级，加强技术创新能力。通过国际军工合作，是共享前沿高技术的重要途径。

当前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军民两用技术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了空前的重视。1993年，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是新时期国防转轨的总战略。冷战结束后，西欧国防工业也纷纷向军民一体化的框架改革。从参与国防工业全球化的各国军工集团来看，如美国的波音—麦道公司、法国的达索和德国的戴姆勒—奔驰公司，都是军民结合的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其实正是靠这些工业集团带动，军民两用技术逐渐打破了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的界限，为国防工业的跨国合作提供了先决条件。

国防工业全球化的动因则主要来自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

1. 政治动因。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中，军事因素依然是很有分量的筹码。这正是为什么印、巴等国不顾国际谴责继续发展核武器的原因，也是为什么美国、日本等军事大国近年来又纷纷增加军事预算的原因。军事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更是政治活动的重要支撑点。因此，针对国际军火市场发展的特点和军事科技发展的趋势，将本国国防工业的发展融入世界性的发展潮流，成为各国发展本国国防工业的战略基点。

许多国家和地区试图通过武器合作活动来促进其他类型的国际合作，例如西欧政治经济一体化或北约的团结。美国和日本则希望通过 军事合作来巩固美日政治军事同盟。而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则增强了台湾对美国的依赖性，使得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了更多的利益调整空间。

国际军火市场上，一揽子交易的增多，各种补偿协议的增多，都反映出各国正在积极利用国防工业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合作机会，推动本国国防工业参与国际分工，最大限度地获取全球化红利。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军事方面的合作与交易，对于推动政治活动而言，是一种相当有力的杠杆。

2. 经济动因。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的国防工业面临着国内武器市场的萎缩，并受到武器成本不断增加的困扰。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军事生产的大量缩减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防工业工作岗位的失去不可避免。波恩国际军转民中心估计，1987～1995年世界范围内37％的国防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相当650万个工作岗位）已经冗余。在此期间，西欧丢失了大约60万个工作岗位。在美国，从里根军事建设高峰时的1987年到现在，国防工业部门已经丢失了100多万个工作岗位。

由于国际武器市场日益萎缩并且竞争激烈，一味对外军贸已不是解决军工企业生存和发展之道的唯一策略，而武器生产全球化则让那些仅仅从武器出口中得到发展的武器制造商看到了表面利润背后的财富：

1）合作方共担研发费用和风险，可以使武器研发更加经济合理。现代高技术武器研发和制造费用越来越高，通过合作，特别是共同发展项目，或通过多国联营来协同运作，公司能够在数个合作伙伴间分散研究和开发费用，减少重复的研发活动。2） 通过合作研发武器装备可以降低武器生产成本。一方面，通过将各国的需求结合起来扩大生产量以降低生产成本，制造商能够扩大经济规模。另一方面， 通过将产品的某些元件转移至海外，尤其是转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也能够降低武器生产的总成本。3） 武器研发合作能够让参与国有权使用创新的国外技术，达到技术共享。军事技术的发展极为迅猛，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所有的技术方面都是领先者，只有通过国防工业全球化来实现技术共享，才能更有条件加快本国发展、生产和获取更为先进的武器。4） 全球化合作有助于开拓国外市场。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愿意购买成品武器系统，大部分国家则要求在购买武器的同时，以某种形式参与研发或生产。这种要求作为军贸的一个前提条件，正在日益成为“入场的筹码”。因此，通过特许加工、补偿加工或共同研发的协定，是武器供应商赢取订单、开拓国外防务市场的很具诱惑力的条件。

3.军事安全动因。国防工业的跨国合作是巩固联盟战略的重要策略。由于绑在一架战车上，盟国或合作伙伴间更容易达成一些共识，比如限制向第三方出口先进武器系统的协议。另外，由于合作伙伴都可以装备共同生产的武器系统，这也为一起进行军事训练或演习提供了方便，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合作。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国防工业合作为巩固联盟的团结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对于盟国间进行联合军事训练创造了武器装备协同的基础。

军工企业把全球化看作提高武器生产效益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扩大新市场增加国防工业就业机会的经营策略。政府则希望在这一过程中降低采购费用并获得技术红利，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可以通过技术的国际合作与渗透巧妙伸展政治影响和控制的触角。在双重力量的推动下，国防工业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与日俱增，而这种特殊领域的全球化合作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所产生的影响也日渐为人们所感知。

国防工业全球化的影响

国防工业全球化带来了武器和军事技术发展的繁荣，也引起了广泛的担忧。跨国国防工业的出现，正在从根本上影响着世界军火市场的形态与结构内涵。相应地，这一变化中的军贸市场将对各种各样的国家安全问题（包括国防政策、常规武器扩散和军备控制、地区安全合作以及国防工业基础在将来的构成和生产能力），带来深远的影响。

1.国防工业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军事工业由于拥有密集的高技术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因而具有相当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因此，许多跨国企业、巨型企业大都拥有军民两条生产线。由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政府的支持，因而其垄断能力也越来越强。另外，军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达成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重要杠杆。军火贸易中开展补偿贸易，可以建立较为长久的贸易关系，发挥军火贸易对民品贸易的“连带效应”。例如，80年代末英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口“旋风”战斗机，打开了同沙特阿拉伯进行民品贸易的大门，贸易额高达400亿美元。因此国防工业全球化对于经济全球化是一种相当强劲的推动。

2.国防工业全球化对政治多极化的影响。国防工业的全球化其实是各国国防工业为赢得自身发展的主动权而进行合作性竞争的结果。合作是手段，竞争才是目的。事实证明，近年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加快，西欧军事工业的跨国并购浪潮迭起，由WEAG（西欧装备集团）负责合作性国防研发方面的欧洲国防长期合作（EUCLID即欧几里德）计划，表明欧洲正逐渐建立与美国相抗衡的国防工业基础。俄罗斯近年不断调整出口政策，希望靠扩大武器出口和开展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合作重新建立国防工业优势，以此重振大国雄风。国防工业的跨国合作，正在形成一些利益集团，比如美国堡垒、欧洲堡垒、俄罗斯堡垒和亚洲堡垒等。这种合作在有力地加强军事联盟和军事合作的政治性的同时，互相交叉的利益关系使这些堡垒之间的竞争加深，在国际政治领域表现出来就是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

3.国防工业全球化对国际军火贸易的影响。国防工业全球化改变了过去武器装备立足于国内秘密封闭发展的局面，也改变了武器交易的传统方式。过去武器贸易的方式主要是武器系统成品和部件的交易。国防工业的跨国合作使得军火补偿贸易开始流行，而通过间接补偿贸易还同时带动了民品贸易，武器交易内容也由系统成品扩展到系统半成品、武器零部件、生产许可证、生产技术、军事训练服务等一揽子交易，军火贸易与民品贸易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开始了频繁的联姻。

全球性的网络化生产必然要求网络化销售与服务。作为一种便捷的商业运作手段，电子商务已经开始应用于武器生产与销售领域。据美国《防务系统日报》2000年3月29日报道：世界四大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正在采纳B2B商业化方案，联合成立一家独立的企业，发展电子军贸业务。这四家公司是：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和雷西昂公司。这种公开的军贸交易以第一商业公司提供的进入市场方案为基础，由微软公司提供软件，预计该方案可实现一个安全的电子市场，全世界的买方和卖方都能在这里进行军品贸易。

4.国防工业全球化对国际安全控制的影响。国防工业全球化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军事技术的国际扩散。一方面是各种利益因素的推动；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对于国际安全的广泛担忧。可以断言，国防工业全球化使得本来就缺乏可控性的国际安全机制雪上加霜，对国际军备控制将产生不容乐观的挑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国防工业全球化不仅可以使多方军事力量达到一种多极化的平衡，而且有利于巩固“合作联盟”，如果这些“合作联盟”能够逐渐包括进来更多的国家，“合作联盟”间由于有利益交叉而达成某种共同遵守的协议，形成稳定的相互制约机制，那么国际间的安全系数就有可能提高而不是降低。

关于国防工业全球化的战略思考与结论

对于外界环境的应对策略，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预防性策略；一种是适应性策略。前者一般是对于处于世界趋势发展前沿的国家而言，是一种在能够洞见趋势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主动而积极的战略调整；而后者更多的带有一种在趋势面前的被动应付，为不至于被趋势所淘汰，不得不调整策略以融入世界发展的趋势当中。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科技发展的综合低位或较低位能级，更多地是采取适应性策略。

分析国防工业合作的主体，就会看出，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西欧国家在技术实力上，处于相对优势和主导地位，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则处于相对劣势和追赶的地位。因此对于在外交上持独立自主立场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合作机会，要看大西洋两岸的合作与竞争态势如何。如果两岸合作看好，则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合作机会就可能不太乐观；如两岸竞争加剧，则这部分国家的机会可能就会出现得多一些。由于本国的技术实力和外交政策，这部分国家也就只好在发达国家竞争与合作的夹缝中寻找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机会。

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国家经济运行体制正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作为国防经济的微观基础，国防工业必须首先适应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国防工业虽然门类齐全，但国际竞争力不强，从中国武器的出口结构和在世界市场所占的份额可以看出，在许多领域，中国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由于中国国防工业所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复杂性，在策略的选择上，也必须是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在国防工业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压力面前，必须努力规避风险，以争取最大的发展空间和最快的发展速度。

从风险的来源看，一方面是外部风险，即因国家间关系变化而导致的合作风险。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这种灵活的外交政策，为中国国防工业的国际合作赢取了广阔的合作空间。但是，由于中国国防工业的总体实力与西方军事大国相比，存在着非一年两年可以弥补的差距，因此合作的内部风险来自国防工业生产运营的低效性与脆弱性。国防工业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决定了合作的深度，如前文所述，国防工业的全球化合作由特许生产发展到股份制的跨国合作，合作方对风险的分担也越来越多并且具体化。因此，采取什么样的国防工业合作形式（是采取特许生产还是股份制合作，是采取等价补偿还是超额补偿等等），必须根据外部合作机会和国防工业的实力相机抉择。

当前，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国际市场经济的大循环是中国的发展目标，因此开放式的发展战略也必将影响到中国国防经济的运行和发展。1999年中国正式组建10大军工集团公司，迈出了中国军工企业战略调整的重要一步。但是中国军工军贸的发展还面临不少现实的问题，比如军工军贸发展的战略取向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国防工业必须走向世界，才能最终成长起来。从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所需要的条件准备看，国防工业参与国际合作不可盲目对外。参与世界竞争的前提，必须自身具有一定的基础。在国防工业全球化的浪潮面前，为避免成为强大对手的附庸，一个公司必须具备足够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包括独特的技术优势、资本优势或多元化的产品结构。因此，当前许多欧洲公司都害怕与美国公司合作，因为他们感到了实力上的差距。这种考虑进一步增强了组建强大的欧洲公司的意愿，以塑造与美国“合作”的前提条件。故当前中国国防工业集团应立足于自身发展，以壮大实力和塑造竞争力为根本，借助于国家政策支持，依靠改革建立起能够与国际接轨的企业运营制度，积极争取有把握的国际合作机遇，以最小的成本赢取最大的成长效益。结合国内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和外部加入WTO以及国防工业全球化带来的合作机会，对国防工业发展的考虑有以下几点：

1.政府应对国防工业进行生长性保护，并加大投资牵引。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国防工业采取了“以军带民、全面发展”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把塑造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立足点，充分发挥国防工业工程在推动社会生产发展中的先导作用。利用现代国防工业综合领域广和通用性强的特点，以国防科研为轴心，刺激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战后以来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雄厚的科技优势，利用原有国防工业生产结构以私营为主、外延较广的特点，实行国家资助，军队与大专院校、私人企业联合发展高技术的办法，加速国防科研和民用技术一体化的发展，军民兼容开发技术资源，将大量尖端技术转化为民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说，美国的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更值得处于赶超地位的国家借鉴。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国有企业必然要退出一些领域。为了保持或加强国防生产基础，国家应当也更有责任对国防工业领域进行“干预”。在加入WTO的压力面前，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向军工企业倾斜，对国防生产基础进行必要的“生长保护 ”，即抓住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契机，利用位于三线地区军工企业的原有优势，对于中西部的军工企业制定必要的产业政策，加大投资扶持力度，以推动军工企业集团的成长。

2.政府外交与企业外交通力合作，为国防工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创造条件。 依靠国防工业自身争取国际合作的机会是不够的，为了国家发展利益，中国在外交方面也可以积极为中国军工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开展工作，创造有利于中国军工企业发展的机会。

3.国防工业加大资产重组与并购力度，加强制度创新。当前，中国军工企业经过深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后还要加大资产重组的力度，将有优势的军工资源、院所资源集中起来，更新管理模式，加快制度创新，以适应国际竞争。资源集中不是为了培植军工生产的垄断势力，而是为了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条件。因此，在资源集中的同时，更重要的在于建立有效运营国防资产的企业制度 。

4.国防工业与民用产业的互相参股应在国内开展，即允许民间企业有条件地进入国防生产领域。国内外实践都证明，国防工业的封闭式发展是没有出路的，全球化已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在一国之内，国防工业与民用产业的隔绝对彼此发展也是一种极大的制约。国防经济的小循环只有和国民经济以及国际经济的大循环融汇在一起，才能使循环更有活力。在某些领域适当地有条件地允许民用产业进入国防领域参与竞争，这样对于打破国防工业领域传统的僵化体制，培育新的更有活力的国防工业运行机制，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注释：

[1]见周建设著《国防资源的逆向开发——中国军转民问题研究》，湖南出版社，1992年出版。

[2]“纳恩”计划，是由美国佐治亚洲参议员萨姆·纳恩主持的一项修正案而命名，该修正案专门批准国防部可将研发预算中的许多经费用于美国与盟国之间的武器合作开发。到80年代末，有28个武器合作项目根据该修正案得到了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