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布热津斯基

跨越大西洋的联盟是美国最重要的全球关系。它是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跳板，使美国能够在欧亚大陆这个世界权力的中心舞台上扮演仲裁者的决定性角色，并且创造了一个在世界所有关键的权力和影响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盟。美国和欧洲成为全球稳定的轴心，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以及全球知识资本和技术革新的中心。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民主制度的故乡。因此，如何处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必须是华盛顿最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政治上真正团结的欧洲的出现，将会导致全球权力分配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将产生像苏联的崩溃和美国随之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一样的深远影响。如此的欧洲对美国的自身地位以及对欧亚权力均衡产生的冲击将是巨大的（下表说明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将如何使美国相形见绌），它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西洋两岸严重的双向紧张局面。目前，双方尚未做好应付这种潜在的重大变化的准备。美国人普遍地并不完全理解欧洲人对提高自身在欧美关系中的地位的愿望，对欧洲人关于美国的种种看法也缺乏清醒的认识。欧洲人则往往看不到美国对欧洲的承诺既出自本能，而且是真诚的，他们在评价美国希望维持欧洲——大西洋联盟的愿望时，溶入了欧洲人对马基雅维里式的不择手段的偏好。

然而，必须指出，前一段中论述真正统一的欧洲的重要性的文字中，关键的词是“将会”。一个具有真正的政治实力和统一的欧盟并非命中注定。这样一个欧洲的出现，取决于其政治一体化的深度，对外扩张的广度，以及欧洲形成自身政治和军事认同的程度。与此有关的一些关键步骤尚未展开。

目前，尽管欧洲已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实现了值得注意的一体化，跨越大西洋的友谊持久而真诚，然而，它事实上是美国的军事保护国。这种局面必然导致紧张和不满，尤其是自从致使这种依赖关系多少能够被接受的对欧洲的直接威胁明显消失之后。但是，美欧之间的联盟不平等不仅是一个事实，而且，二者之间目前的权力不对称现象还有可能进一步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扩大。

这种不对称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以空前的势头扩张，在诸如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复杂而多样的领域里率先实现了技术创新。此外，以美国为先导的军事技术革命，不仅扩大了美国军事实力的范围，而且改变了军事力量本身的实质与用途。无论欧洲国家采取什么样的集体行动，想在近期缩小与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差距，这从任何方面来看都不太可能。

其结果是，美国至少在下一代里可能仍然是唯一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这意味着，在21世纪的头25年当中，美国极有可能仍然是跨越大西洋的关系中唱主角的伙伴。因此说，欧美之间的争论不是围绕着关系实质的根本性改变，而是未来可见的趋势的后果，以及如何做相应的但或许更微小的调整。在谈到这些之后，几乎不必再做补充的是，如果美欧关系想继续保持建设性并且真正具有合作性的话，即便是循序渐进式的调整，都有可能引发一些本该避免的冲突。

历史的差异

一个历史遗留的基本的神秘感激励着美国和欧洲之间不断进行对话，并且使之复杂化。当他们梦想一个统一的欧洲时，双方自然而然都会想到美国。欧洲人渴望美国那种横跨大陆的版图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当他们情绪高涨时，甚至设想未来欧洲将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人一方面对欧洲未来的统一持欢迎态度——偶尔也会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会本能地联想到自己的历史经验。这使美国一些外交政策决策者感到不安，因为不可避免的假设是，欧洲一旦“统一”，将与美国势均力敌，并成为其潜在的对手。

在欧洲统一的进军中，欧洲的政治家经常借鉴美国的经验。但是，大多数欧洲政治领袖意识到，欧盟缺乏鼓舞了美国宪法起草者们和那些为美国殖民地的独立作出最大牺牲的人——这是对政治使命感的关键性的考验——的意识形态上的热情和人民的忠诚。到目前为止，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愿意为“欧洲”而献身。

可以说，随着欧洲的一体化，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它都将成为政治实体的历史长河中某种全新的事物。毫无疑问，它不但是全球最重要的单一经济，而且将成为一个政体。然而，作为一个政体，欧洲缺少美国在建国时期所唤起的那种情感和理想主义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体现在超越自然的政治自由理念当中，据称这种理念是一种普遍真理，它为新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哲学基础，成为一座具有政治吸引力的灯塔。美国的缔造者以及后来大量涌入美国并且被其同化的人们的使命感几乎带有宗教色彩。简言之，美国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向所有的人开放，具有一种普世特征。

《美国宪法》的序言表达了美国人对民族统一和自由的那种独特的推崇：“我们美国人民，为了组成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建立公正，保证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全体人民之福利，并谋使我们自己及后代永享自由生活，特制订……”

而欧洲国家朝着共同的欧洲的进军号角却找不到类似的内容。令人吃惊的是，《罗马条约》，即1957年六个欧洲国家所作的“为更加紧密的联盟奠定基础”的“历史性承诺”，在开篇之处强调，要确保“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消除平衡贸易和竞争面临的障碍”，“逐步消除对国际贸易的限制”等等。这是一部令人钦佩的既务实又缺乏想象力的文件。

强调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这个重大分歧，目的不在于贬低欧洲事业的历史重要性，也不是要对那些参与建立一个新架构的欧洲人的诚意表示怀疑，而是要说明，欧洲事业的明确动机，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实用而务实。欧洲统一最初的冲动更富理想主义色彩。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个跨越国界的坚定政治信念鼓舞着欧洲的“缔造者们”，要一劳永逸地结束民族主义冲突的决心激励着他们，这种冲突在20世纪曾两度险些毁掉欧洲的文明。

今天，欧洲人以更加务实的态度认真对待欧洲的事情，尽管如同上文指出的那样，一些人的确梦想建立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统一体。法国的政治家时常无法掩饰自己对美国的全球地位的极端嫉妒，他们把重振法国往日辉煌的希望寄托在欧洲身上。德国人在欧洲寻求自身的赎罪。疑心较重的英国人终于得出结论：将出现一个多重面孔的欧洲，如果他们想使自己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具有真正的意义，就必须参加到欧洲里去。欧洲大陆的其他民族——包括新近获得自由的中欧人——也希望成为欧洲人，因为他们都认为，成为欧洲的一员会更安全，更繁荣，更自由。所有这些动机都不是卑俗的，它们都得到了历史的证明，值得美国敬重。

然而，实用主义与爱国主义无论在实质还是在影响上都是不同的。一个建立在实用基础上的政体，一定有别于从坚定的信念中产生的政体。前者仍然可以激发忠诚，创造共同的群体。但是，它也可能没有太大抱负，在政治上不太果断，最重要的是不太推崇理想主义和个人牺牲。尽管在规模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从政治角度看，现实正在崛起的“欧洲”因而有可能与美国存在许多差异：它是一个巨大的跨国公司混合体，成为这个混合体的成员乃是深思熟虑、实用主义甚至令人感到满足之举；它是一个邦联国家的混合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迄今为止一直保持着各自特性的群体有可能真心实意地忠实于它。总之，欧洲人实用的政治组织形式虽然并不仅仅是一个“欧盟股份公司”，但它还谈不上是一个“欧洲合众国”。

的确，如果说在世界舞台上正在崛起的欧洲有可能变得更像放大了的瑞士而不像美国，这并非对任何人或任何国家的诋毁。瑞士的宪法曾结束了社团间的冲突，该宪法强调，种族多元化的各瑞士行政区决心“恢复联盟”，“决心相互尊重和团结地实践多元化”，继续认同于联合体的实际目的。在国外，瑞士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着重在国际金融贸易等重要领域，同时避免卷入20世纪全球政治和哲学上的冲突。

一体化，而不是统一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似乎有理由得出结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欧洲”不会，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美国”。一旦大西洋两岸理解了这一事实的含义，即便欧洲人在应付寻求一体化、扩张和某种程度的军事化中遇到困境；即便美国人进行调整使自己适应新欧洲政体的时刻必然来临的时候，美国与欧洲的对话也应该更轻松。

几个民族的统一通常是由于外部的需要、共同的意识形态承诺、最有实力的民族占据主导地位或者其中几个因素相加而形成的。在欧洲寻求统一的初期阶段，所有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都起了作用：苏联构成了真实的威胁；对二次大战依旧清醒的记忆滋长了欧洲人的理想主义；法国利用了西德在道义上的负罪感，成功地牵制了德国不断增长的经济潜力，为自己的政治野心服务。到了世纪末，这些冲动明显削弱了。因此，欧洲“一体化”——这主要是调控标准化的过程——业已成为统一的另一个定义。一体化虽然是实现在操作层面上有效合并的非常明智的方式，但是，合并仍然算不上是感情上有实际意义的结合。

简单的事实是，以官方为先导的一体化无法产生真正统一需要的政治意愿。它既不能激发想象（尽管偶尔有人谈论欧洲将成为美国的对手），也无法培养那种能够使民族国家度过难关的极大激情。那份分为31个政策部门和洋洋洒洒八万页的宣言，须得到每个新加入欧盟的成员国的批准，但它并不能给普通欧洲人以激发政治活力的忠诚所需要的营养。然而必须重申，迄今为止，由于其他3种更传统的寻求统一的途径并不存在，一体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欧洲迈向“统一”的唯一途径。

“统一”与“一体化”之间的差距，说明了一体化的速度为什么注定是缓慢的，以及为什么一旦速度过快欧洲可能再次出现分裂的原因。的确，任何加速政治统一的企图都有可能加深欧盟主要国家之间的紧张，因为每个主要国家都仍然坚持在外交政策制定这个关键领域里的主权。在目前阶段，即使以“多极化”为掩饰，把反美情绪作为统一的动力也不可能有以往反苏情绪那样的凝聚力，因为大多数欧洲人并不持赞同态度。此外，随着德国的统一，在巴黎以外欧洲没有人仍然把法国当成新欧洲的领袖，但是，也没有人希望德国成为欧洲的主要领袖。

然而，一体化不仅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成功的每一步都加深了任务的复杂性。一体化本身意味着逐渐地、非常均衡地向成员国之间更深层的相互依存过渡的过程，但是他们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并没有维持全球范围内真正的相互依存所需要的具有凝聚力的那种政治热情。也许最终当欧洲人在政治上把自己看作欧洲人、同时保持作为德国人或者法国人在语言和文化上的特性的时候，这种局面才会出现。

水平扩张

与此同时，由于欧洲前进缓慢，外部扩张可能成为内部一体化狭小空间的部分补偿。欧洲将会发展，但是更可能是以水平而不是以垂直的方式发展，因为，从实际看不可能同时向着这两个方向有重大发展。这令人痛苦的现实是欧洲的忠实信徒们的一个敏感点。当雅克·德洛尔在2000年初勇敢地断然宣布“（欧盟扩张的）速度无疑受到外界压力推动……因此我们面临着欧洲一体化的蓝图被冲淡的危险”，因而“我们不可避免地将偏离欧洲的奠基人所描绘的那个政治欧洲”时，他几乎立即就受到了同是法国人的欧盟委员米歇尔·巴尼艾尔的公开斥责。

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们希望，精简官僚机构和重建的机构能够为一体化过程注入活力。尽管诋毁者们，大多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作出了一些非常悲观的预言，欧元仍然初获成功，这鼓舞了布鲁塞尔继续前进，他们预计，随着有关振兴欧洲机构的常设政府间会议的召开，欧盟将实现重要的扩张。到年底前，将作出有关机构方面的重大决定。但是，就连扩张最有力的支持者都承认，具有政治意义的一体化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仅限于范围较小的欧盟核心圈子，因此，可能会导致所谓的“多种速度和不定几何图形”的欧洲的出现。[1]但是，即使出现这种局面，就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而言，这个公式能否化解一体化与扩张之间最基本的紧张仍令人怀疑。这样的欧洲将意味着分裂成头等和二等成员，后者会反对据说是由更地道的欧洲国家组成的理事会代表他们作出的任何重大的外交政策决定。

总之，欧盟的扩大也一定会成为越来越吸引人的复杂的任务。由于大约两百个欧盟代表团将与十几个新近提出加入欧盟申请的国家，就入盟的方式问题开始冗长乏味的谈判过程，扩张的速度可能放慢。这是因为谈判本身的复杂性，同时也因为欧盟成员国缺乏意愿。事实上，在2004年之前接纳任何一个中欧国家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是，从长远看，扩张乃是必然的。一个支离破碎的欧洲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欧洲。欧洲与俄国之间出现地缘政治真空是危险的。此外，老龄化的西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将开始停滞。[2]难怪欧洲一些主要计划人员已经开始宣传，到2020年，欧洲应该拥有35到40个成员国，这时的欧洲将在地理和文化上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其政治影响将受到削弱。[3]

一个实力问题

因此，一体化或者扩张都不可能创造出一些欧洲人渴望得到而一些美国人惧怕的真正的欧洲。的确，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感到，欧元和一体化再加上缓慢扩张，只能创造经济上的主权。正是更需要的政治方面的意识，促使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三个欧洲主要国家在1999年尚未建立起一体化的、具有自己明确的外交政策的欧洲之前，共同致力于建立可信的欧洲军事能力。构想中的欧洲武装力量是为了使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CDSP）具有实力，它将接受新设立的欧洲对外关系和共同安全高级代表一职的领导。

建议成立的欧洲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于2003年具备作战能力，它将成为政治欧洲的首次具体体现。与已有的但主要只具有象征意义、由主要从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家招募的士兵组成、既缺乏机动性又没有真正的军事能力的“欧洲军团”相比，这支计划中的部队在需要时将从预定好的战斗单位中调集，在60天内聚集六万名可部署的士兵，部署在“欧洲内部或者周边”的战区里，在那里至少坚持一年的时间。实际上，根据欧洲人所作的不同估计，这支部队将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军团，配备150至300架飞机、15艘大型战斗舰只，具备战略空军运送能力和必要的C3I（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欧洲军事专家们将加快速度清点可以使用的欧洲资产，以便使这支部队能够参加维和行动甚至某种有限的战斗行动。

对在科索沃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欧洲军事能力不足的深切认识，促使了欧洲防务计划的提出，法国的勃勃雄心为之推波助澜，而英国和德国想打消美国人的顾虑的愿望又使之小打折扣。但是，这项计划尚待经受三个方面的考验：这支部队是否具备快速部署能力？是否具备军事能力？是否有足够的后勤保障？欧洲有能力建立这样一支部队，问题在于它是否有这样的意愿。

怀疑主义在现阶段占了上风，欧洲的防务领袖表示，通过对现有防务预算项目进行谨慎的重新配置而无须额外开支就可以组建这支部队，这项建议违背了常识。显然，在严肃的欧洲评论家们看来，计划中的这支部队将需要改进中央后勤保障方面的控制，建立共同的军事仓库，据估计还需要进行一些联合演习。这将造成额外的费用，更不必说还有充分的侦察和情报，以及更统一的欧洲国防工业等等更基本的需要。然而，近年来欧洲预算分配给防务和与防务相关的研究和开发的总百分比实际上一直在下降，欧洲防务开支自1992年以来实际减少了大约22％。

关键的事实是，政治上的过度节俭影响了该计划的军事重要性。正如丹尼尔·凡尔内1999年9月在《世界报》发表的文章所说，要想建立欧洲部队，欧洲人“必须确切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明确（政治上敏感、财政上耗资巨大的）防务重建计划，最后还应该根据自己的抱负来分配预算资源”。此外，为了维持一支六万人的部队在战场上坚持一年以上的时间，必须有大约十八万处于戒备状态的欧洲士兵进行轮换。而欧洲没有这种能力。还有一个复杂情况使人们对建议成立的部队产生额外的疑虑，这就是一些欧洲国家是欧盟但不是北约成员国（即所谓的“中立国”），还有一些是北约但不是欧盟成员国（一些欧洲主义者认为它们是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因此，他们未来与“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关系如何并不清楚，总之，这必然会使局势复杂化。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该部队与北约现有机制的配合问题，有可能引起操作上的麻烦和政治上的分裂。

最终，“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建议中的部队既不会成为北约的对手，也不会形成长期以来建立更加平等的联盟一直缺少的第二根欧洲“支柱”。虽然欧洲人可能会加强他们自身的军事规划和联合指挥结构，特别是西欧联盟预料将并入欧盟，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在今后5年左右的时间里，欧洲在某些表面上暴力并不严重的欧洲麻烦地区（最可能在巴尔干地区）执行非北约的维和行动的能力将有所改善。实际上，所谓的“欧洲支柱”更有可能是纸糊的，而不是钢筋混凝土构成的。结果是，欧洲将无法成为有综合能力的全球大国。但是大多数欧洲人仍然既不愿意为欧洲的安全作出牺牲，也不愿支付它的开支，在那些希望看到欧洲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看来，这实在令人痛心。

战略方向

美国的决策者在制定美国对欧政策时，必须牢记一个简单的诫令：切莫把理想变成好事情的对立面。华盛顿的理想乃是一个作为北约忠实成员政治上统一的欧洲——一个防务开支与华盛顿同样多但把资金几乎完全用于提高北约能力的欧洲，为了减轻美国的全球负担，它愿意让北约在“地区之外”采取行动，继续服从美国关于周边地区特别是俄罗斯和中东的地缘政治意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等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好事情指的是欧洲在经济上更多地成为竞争对手，不断扩大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而在真正的政治军事独立方面滞后，即使它对自己比较依赖美国的状态感到焦虑，并且在不经心地寻求逐渐解放，还能承认维持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欧洲边缘地带继续部署部队对自己有利。

美国的决策者必须认识到，“好事情”实际上是为重大的美国利益服务的。他们应该考虑到，像“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这样的建议反应了欧洲对自尊的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发出的一系列“不许这，不许那”的尖刻命令只会加深欧洲人的反感，有可能把德国和英国推进法国人的怀抱。此外，美国对欧洲这种努力的反对态度，只会使一些欧洲人错误地认为北约对美国的安全比对欧洲的安全更重要。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由于欧洲的具体情况，“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对北约来说是过程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把过程问题上升为原则问题，并不能建设性地处理这些问题。

因此，对“脱钩”的戏剧性的警告是消极的，听起来颇有神学的味道，有可能使可以处理的分歧转变为涉及教条辩论的分歧。它们使人想起早些时候毫无成果的北约冲突——无论是60年代加速了法国核计划的流产的多边核力量，还是更近些时候，1999年在美国推动下试图将北约变成某种全球性（在“地区之外”）的联盟、并且很快随着科索沃战争而回到现实的努力。这些争论忽视并且背离了一个根本现实：北约的确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功，它可能远非完美，但是并不需要彻底整顿。

应该在此停下来讯问：即使假定新的欧洲部队到2003年会成立起来，它能够在何处以及怎样独立行动？我们能够设计出怎样可信的情景，在这种情景中，欧洲部队能够在没有事先得到北约给予支持的保证、在不实际上依赖北约资源的情况下采取决定性行动？让我们假定爱沙尼亚爆发了冲突，克里姆林宫煽动了俄罗斯的少数民族，然后扬言要介入；北约如果不参与，欧洲是不会动一根手指头的。假设黑山宣布分离，塞尔维亚入侵，没有美国的参与，计划中的欧洲部队可能战败。虽然欧洲有些省份——例如特兰西瓦尼亚甚至科西嘉——的社会骚乱更有可能成为部署欧洲维和部队的对象（正像波斯尼亚的情况一样），用法国国防部长阿兰·理查德的话说，这种干涉很难成为证明欧洲正在成为“国际舞台上独立的行动者”的实例。

在执行真正严肃的任务中，计划中的欧洲部队在侦察、情报和空运等关键领域，仍然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北约的资源。这些资源虽归北约使用，但主要是属于美国的。因此，北约实际上已经卷入，即便最初它首先作出的是不卷入的选择。简言之，如果危机很严重，欧洲将不会作出独立的反应；如果作出独立的反应，危机就不会很严重。诚然，随着欧洲逐渐形成更加明确的政策，北约内部的调整势在必行。“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多少会使北约的决策过程变得更缓慢而艰难，由于欧盟在寻求某种形式的自己的部队，欧洲对北约自身军事能力的提高所作的贡献甚至可能受到一定影响。“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特别是欧洲人在欧盟内部组织了某种欧洲防务机制之后，也将产生引发共同的欧洲战略观点的效果，而美国必须对此进行考虑。但是，共同的欧洲安全态势更有可能通过逐渐合并欧洲的军事工业[4]和加强欧洲军事规划，而不是通过任何仓促地飞跃式地——尤其是到2003年——建立欧洲的独立作战能力而形成。

的确，对于北约的未来来说，比科索沃战争中暴露出的欧洲欠佳表现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在科索沃战争之后的无所作为。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欧洲”不仅没有自卫能力，甚至不能维持自己的秩序。欧洲国家不能在一个范围小、实力弱的地区完全独立地进行有效的维和行动，加之他们不愿意为其经济恢复提供资金，这比“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向北约的凝聚力提出了更严重的长期性挑战。它可能导致美国人对美国用于欧洲防务的军队的恰当作用日益感到不安。

从更近期看，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可能是引起更大分歧——并具有更大战略意义——的一个问题。美国正在围绕导弹防御进行的辩论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在激烈的美国总统竞选中美国作出的单边决定无疑会在欧洲引起不好的反应。的确，与美国对“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对美国和欧洲防务造成的“脱钩性”影响的最严重的关切相比，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单方面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严重得多。如果大西洋两岸的安全联系要继续作为美国优先考虑的核心战略，在现阶段与美国的盟友就可行性、成本、防务方面的权衡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影响等问题进行全面讨论显然比较理想。总之，现在就这种防卫屏障的紧迫性和可行性作出审慎的判断尚为时过早。这有待下一任美国总统来决定。

与此同时，美国在战略上优先考虑的基本问题应该是北约的不断扩张。北约扩张为保持大西洋两岸的安全关系提供了最好的保证。它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安全的欧洲，减少地缘政治的模糊地带，同时提高欧洲在至关重要的、可信的联盟中的利害关系。的确，可以这样说，1999年北约有关最迟在2002年重新讨论发展新成员的决定必须修改，应该在2001年美国新任总统一就职，便认真作出确定新成员国的努力。有几个国家似乎已经做好了入盟的准备，他们不仅具备了最近为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制定的标准，甚至达到了以前为西班牙制定的标准。提早恢复扩张的过程将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跨越大西洋的安全联系不仅仍然至关重要，而且在对待造就在地理范围上真正代表欧洲的、安全的欧洲的问题上，美国和欧洲态度都是认真的。

美国支持北约的继续扩张，这与美国在欧盟扩张中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欧洲变得越大，外部或者内部的威胁对国际和平构成严重挑战的可能性就越小。此外，从长远看，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重叠得越多，这个跨洋群体的凝聚力就越强，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观点的互补性就越强。令人愉快的事实是，目前已经有资格加入北约或者欧盟的一些候选国碰巧是相同的国家。美国可以令人信服地争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立陶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达到加入北约的条件。根据一份比较研究报告，在宏观经济稳定、国民生产总值、与欧盟的经济互动和经济基础设施方面，有几个中欧国家（包括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比希腊更具备加入欧盟的资格。已经加入北约的波兰和捷克，最近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比意大利的条件更成熟！更惊人的是，“现行的入盟要求比此前加入欧盟的南欧国家面临的要求更多、更严格。”[5]

一些国家具备了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资格，这应该推进和鼓励美国对欧盟和北约扩张给予更有力的支持。因此，北约与欧盟就分阶段、逐步和持续的扩张进行高层磋商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在现阶段对北约和欧盟这两个有望交迭的组织的最终外围边界进行猜测尚为时过早。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俄罗斯的发展，采取大西洋主义的欧洲必须对其敞开大门。扩大了的、与北约相互重叠的欧盟，可以通过遏制往日帝国的诱惑，鼓励俄罗斯进行积极的发展。此后，俄罗斯便可以认识到在顺应北约并与其建立联系中的自身利益。如果它不这样做，那么扩大了的北约将为范围扩大了的欧洲提供所需的安全。但是无论如何，事先将任何一个条件成熟的欧洲国家排斥在北约或欧盟之外都是不明智的。

此外，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指出以下这些并不太早，即一旦北约和欧盟都扩大了，接纳了巴尔干国家和一些南欧国家，然后再接纳土耳其、塞浦路斯（在土耳其和希腊和解之后）和以色列（在以色列与所有邻国都实现全面和平之后）也可能变得很吸引人。另外，随着欧洲的扩张，跨越大西洋的群体在某个时间上将不得不对乌克兰、格鲁吉亚甚至阿塞拜疆等国发出的、其长远目标是争取具备投身于在欧盟内和在北约的安全保护伞之下正在进行的伟大历史性任务的资格的信号作出反应。

在促进这项伟大计划的过程中，美国应该继续支持欧盟加深一体化的要求，即便这种支持主要停留在口头上。美国明智地避免了与保守的英国人站在一起反对欧洲的政治和货币统一，也应该同样避免不时在欧洲出现失误时幸灾乐祸的诱惑。正因为欧洲的一体化速度将是缓慢的，而且因为欧洲的政体不会和美国的相同，美国没有必要害怕出现竞争对手。跨大西洋的关系更像是将相互尊重的分歧——包括一些劳动分工——和共同点混合在一起的婚姻，而分歧和共同点实际上都巩固了这种合作伙伴关系。过去半个世纪的情况一直如此，并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继续下去。

事实上，正在变化的国际体制的特征应当能加强跨越大西洋的联系。欧洲和美国总共占世界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五，在激烈紧张和动荡不安的全球环境中，欧洲和美国作为繁荣和享受特权的地区而举世瞩目。在这个瞬时通信的时代，对不平等的意识会迅速转化为对被羡慕的对象在政治上的仇视。因此，自我利益和潜在的虚弱感应该继续成为美欧联盟的持久支柱。

欧洲政体地处欧亚大陆的西端，与非洲接壤，与政治上更有凝聚力、军事实力更强、地理位置更孤立的美国相比，欧洲更容易受日益频繁的全球性动乱内在的危险的威胁。假如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再次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动力，假如非洲和/或南亚——中亚的社会失范加剧，欧洲人将更直接地面临危险。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也将对欧洲造成更多的威胁，因为欧洲的军事能力有限，在地理上与造成潜在威胁的国家更接近。因此就人们所能看到的，欧洲将继续需要美国才能真正得到安全。

与此同时，与欧洲保持密切的关系从哲理上使美国扮演的全球角色合法化，并且赋予其重点。它创造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群体，没有这个群体，美国在世界上将成为孤家寡人。因此，保持、加强尤其是扩大这个群体——其目的在于“谋使我们自己及后代永享自由生活”——必须继续成为美国的历史重任。

对欧洲发展和前景的十诫

1．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欧洲”并不是个人情感的对象。它与其说是一种信念不如说是实用的东西。2.在世界范围内，欧盟将不会成为美国而更像放大了的瑞士。3．大多数欧洲人并没有把反美情绪作为统一的动力。4．一体化实质上是一个官僚过程，并且有别于统一。5．欧盟的扩张必然与不断深入的一体化发生冲突。6.欧盟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原因需要扩张。7．在有21个或者更多成员国的扩大的欧盟内部，由若干核心国家制定外交政策从政治上是不可行的。8．缓慢的扩张加上官僚机构的一体化有可能产生一个在经济上统一但在政治上仅仅结盟的欧洲。9.欧盟不可能获得自主的军事能力。10.因此欧盟将是一种新型的政体，其在全球的影响主要在经济和金融领域。

美国基本政策前提和原则的十诫

1.欧洲仍然是美国天然的和首要的同盟。2.一个大西洋主义的欧洲对于稳定的欧亚大陆均势至关重要。3.自主的欧洲防务能力虽然在近期尚不可能，但美国不应该持反对态度。4.政治实体的联盟比提高北约的能力更重要。5.在北约盟国达成共识之前，美国应该推迟作出任何有关弹道导弹防务系统的决定。6.美国应该在欧洲寻求扩大的北约但不是扩展至“地区之外的”北约。7.美国在欧洲扩张中的利益大于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利益。8.北约和欧盟应该就未来扩张进行合作，制定共同的计划。9.最终，土耳其、塞浦路斯和以色列有可能加入这两个实体。10.北约和欧盟成员资格问题上不应该有事先确定的限制或者排斥。

（本文原载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00年夏季号，承该杂志慨允，由本刊转发，中文系韩红翻译）

注释：

[1]“不定几何图形的意思是，那些愿意并且有能力的国家将被允许加深在特定政策领域里的一体化水平，而那些不愿意的国家没有义务效法。多种速度的方法指的是，那些愿意并且有能力的国家在某个特定政策领域里实现一体化的同时，那些愿意但不具备能力的国家将得到一份在晚些时候他们如何加入的路线图。”罗宾·尼布莱特，“欧洲不结盟”，《华盛顿季刊》（1997年秋季号），104～105页。

[2]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估计，欧盟在未来25年中将需要三千五百万移民来保持1995年的人口水平，如果要想维持目前退休者与工作者的比例，到2025年，还将需要一亿五千万移民。此外，据估计，到2030年，国家提供的养老金将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5％，法国的13.3％，德国的16.6％，意大利的20.3％。（美国相应的估计数字为6.6％。）

[3]根据雅克·阿塔利应法国外交部长的要求撰写的一份报告，法国—“将大陆人的慷慨与战略上的一致性相结合”—必须有意识地“推动那些不可避免的东西”，即拥有35甚至40个成员国的欧洲，其中包括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从而选择“多元主义”而不是联邦制。沃纳·威登菲尔德则在最近告诫说“这种明显抛弃任何加深欧洲认同的企图将被证明是欧洲的唯一致命的弱点”。

[4]1999年，通过马特拉宇航公司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宇航公司的合并，建立了欧洲航空防务太空公司，该公司具有按照美国的标准具有竞争力的资源和生产能力，这向欧洲军事工业的合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5]艾娃·厄尔里奇和加伯·莱维茨，《与欧盟要求相比较的中东欧的经济状况》，布达佩斯：匈牙利科学院，1999，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