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昌勇

最早知道“托派”这个名词，是八十年代前期刚进大学，在《鲁迅全集》和《毛选》的注释中得到的些微印象。真正对托派有了兴趣，是在课堂上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从有关资料上知道我的同乡人（河南潢川）王实味四十年代在延安因《野百合花》等文章遭到批判，而最后也是以“托派分子”定下了罪名。也许是一种莫名的乡情在作怪，此后近十年直到今天我对王实味、中国托派都有一种急切的了解欲，不是为了研究什么，也不是想去证明什么，仅是想聆听历史尘烟深处那些微渺的声音，因为随着视界的扩大，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大凡是钦定的历史的背后都有另一页让人心惊的篇章。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九一年一个暖暖的冬日，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文科开架书库的一个角落里，我找到一本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的“供内部参考”的王凡西著《双山回忆录》。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这是我很久以来遍寻不着的“中国‘托派老人”（借用这本书“出版说明”中的话）王凡西（“双山”是王凡西的笔名）的个人回忆录，我借回宿舍，一口气读完并作了一些摘录。当时因为囊中羞涩没有复印使我此后后悔不迭，因为在第二次去借阅时，这本书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而且在登录卡上也不再存在。在中国，书生的悲哀莫过于读书也要分个三六九等，且不说查阅那些被列入档案的资料要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就是已经公开的图书也时不时会从书库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