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珩青

写在前面

作为一个路翎研究者，我深为路翎的悲剧痛心。特别是看到他的悲剧还在行进，（酷似他的聪慧的女儿——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前些时候曾被送进她父亲住过的同一家精神病院——请原谅我说出了这样令人难堪的事）我有几句话要说。尽管未经历过路翎们的那场灾难，但类似的情境却也感同身受。比如“文革”。我们应当看到那一代人所处的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所以，对舒芜的行为不应特别苛求。然而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人，既是社会的人，也是个体的人，特别对来自“五四”、又要回归“五四”的舒芜，不可以不要求他的个人责任感。

诚然，我们不能只看到“犹大”而不见“总督”（姑且沿用这个未必恰当的譬如），然而犹大的责任不可没有，我们不能只见到个别的人，而不重视全民族的忏悔和反省，然而民族的反省不能没有犹大的反省！特别是历史较早地提出了犹大的问题。总不能如《在迷失和回归之间》一文（见《书屋》2000年第一期）中所说：“那些曾经‘愤怒声讨过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优秀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他们今天隐匿他们昨天的行为而仍在中国社会舞台上活跃着……”——意思是并未反省，因此，犹大就可以不反省！

事实上，全民族的反省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文革”后已经在艰难地、曲折地进行着。巴金先生的忏悔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他所倡导的“文革博物馆”我也相信历史会作出实际的回答。这些年，理论界、学术界、文学界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我想，这不必我来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