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

《书屋》去年第五期刊登了方舟子先生的长文《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其中第二节距事实颇有距离，需要稍作说明。为了避免歪曲方先生的文意，我只好不避冗长，先把方先生的文章俱引如下：

余英时氏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为《〈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写的跋语中，推测他的揭发刺着了《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的痛处，引起了郭的反弹，如此说道：

“《十批判书》的作者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几年之后《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第122页）

摘完了以后又总结说：

“此文特别强调《系年》是‘剽窃而成，又刻意把《系年》的考据说成一无是处，而《十批判书》则处处精到，充满创见。在我看来，这两点似乎正是针对我的文章而发。否则也未免太巧合了。我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推测，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推测大概是虽不中，亦不远。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但是我所引的还是属于比较‘文雅的，至于更精彩的样板，只好请读者去通读全文了。”（第124页）

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