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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任何一本世界电影史书，伊朗都是占用篇幅最少的国家之一。电影进入伊朗的时间和中国差不多，伊朗电影过去的存在可以用默默两个字形容，直到70年代初期，外界对它还毫无所知。除了受文化霸权的压迫忽视外，作为伊斯兰教国家，电影在伊朗也受到排斥。因为一些自认为承担教化责任的人认为电影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甚至还出现过焚烧电影院的过激举动。伊朗的电影检查制度非常严格，电影不能涉及政治、宗教、性等等各个领域。为了逃避电影检查，即使是有追求的一些导演也只能随大流拍商业电影，讲述波斯式的复杂复仇故事。一直到70年代，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一批年轻导演决心改变恶俗的局面，他们在1974年成立了“新电影小组”，但是在当时保守的伊朗，它注定是短命的。

1979年对伊朗电影来说是关键的一年，当年发生的社会革命给电影也带来了生机，政府对电影转而采取扶助的姿态，为电影的拍摄提供资助。到80年代后期，伊朗电影成了国际影坛最出风头的势力之一，频频在各个国际电影节上得奖。2000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就是授予了由贾法尔·潘纳西指导的《圆圈》。

伊朗电影崛起的始作俑者和中坚人物是阿巴斯·基亚鲁斯塔米（Abbas Kiarositami）。日本已故电影大师黑泽明对阿巴斯的评价被广为引用：“很难找到确切的字眼评论基亚鲁斯塔米的影片，只须观看就知道它们是多么了不起。雷伊（雷伊是印度现实主义电影大师)去世的时候我非常伤心。后来，我看到了基亚鲁斯塔米的影片，我认为上帝派这个人就是来接替雷伊的。感谢上帝。”一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让-吕克·戈达尔甚至宣称“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受到电影大师们如此推崇的阿巴斯在拍处女作的时候已经30岁,他的成名作《何处是我朋友家》(1987)完成于他47岁之时。长期积累后的厚积薄发使他的电影充满了人生的智慧,透出练达之气 。除了阿巴斯之外，伊朗另有一群富有才华的电影导演，他们的作品同样具有很高的品质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伊朗电影走的是新现实主义道路。第三世界很多国家在复兴本国电影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先以新现实主义的面貌出现，一方面是本国各方面基础薄弱所致，另外一方面这样的电影确实也容易在各种电影节上获奖。获奖是电影弱国的电影工作者走向成功的捷径。电影工作者踏实、真诚、真实地去描摹伊朗人们的真实生活，他们不掩饰平民生活的艰难，然而在局促的住房、狭窄的街道、窘迫的处境中隐含的人性的善良才是他们要表现的重点。

波兰已故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说过，电影是个手工活。很明显，没有多少人能听见他的声音。不论是做电影的还是看电影的，都被以美国电影为代表的技术主义轰得昏头昏脑。技术主义电影的特点就是人不再是电影中的主角，另外辅助以高成本。每一次这样的影片的出现都能成为国际话题。相比之下，伊朗的电影工作者像一群手工艺者，在不大的铺子里，用着有限的材料，花心思做出的作品质朴、感人至深。伊朗的观众可以在里面看到他们的街道，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孩子和他们自己。语言上的障碍丝毫没有影响伊朗以外的观众，8月份去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天堂的孩子》的观众一定不会忘了他们给奔跑的孩子的热烈掌声。

在技术电影统治世界影坛的今天，伊朗电影和世界上其他仍然带有手工痕迹的电影虽然声音微弱，但很坚定。也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不至于使电影走到疯狂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