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先圣

每一次见到张海迪,我几乎都被她周身洋溢着的快乐所感染。在济南的朋友圈子中间,大家甚至这样认为,一次聚会,只要有了坐在轮椅上的海迪,这次聚会定然会添加无尽的快乐与欢笑,气氛因她的出现会变得愈加活跃与热闹。

海迪总是这样出现的。被人用轮椅推着,静静地出现在门口,突然间面对满室的人,张开双臂,幽默地做一个鬼脸说:朋友们,我来了。然后,到每一个人的面前,说一句令你十分动情的问候。这个时候,直到离去,她的脸上,始终是灿烂地微笑着的,而又时时都会有开心的大笑从她的胸膛深处传来。

在场的所有那些忧郁的伤怀的沉思的表情都因此而被感染,变得轻松快乐起来了。

按照我们正常的思维,在我们这些四肢健全、能跳能蹦的健康人中间,海迪应该恰恰相反:忧郁的,自惭惭秽的,痛苦的。可是,这些都与海迪无缘了。

从认识海迪的那一刻起,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张海迪快乐的原因在哪里?她是如何用快乐架起桥梁度过人生苦难的?

我看到的一份资料说,1978年国外一家机构对1000名因脊椎受伤而下半身麻痹的病人和1000名正常人进行了一次大型调查。调查的主题是这些残疾人同正常人相比,快乐指数与痛苦指数之间的差距。调查之前,调查者认为,这1000名残疾者的日常生活不能自理,走动都需依靠轮椅,所要做的一切都比正常人困难许多倍,他们的生活痛苦指数肯定会比正常人高得多。

调查结果出来了,结果令调查者大吃一惊。1000名残疾者的快乐指数比正常人高15个百分点,痛苦指数比正常人低8个百分点。结论是显然的,残疾不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被痛苦折磨着,他们比正常人更懂得拥有快乐。

正常人的痛苦和烦恼便不言自明了。我目睹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漂亮女孩的丝袜被脏水弄脏了,女孩哭闹着让妈妈买一双新的。妈妈沉思了一会,没说买也没说不买,而是对女儿说,你跟我来。就在附近,有一所残疾儿童学校,妈妈带女儿来到了学校。操场上十几名拄着双拐或单拐杖的孩子正欢笑着做游戏。拄双拐的孩子,裤管下是裸露着的两根木棍,那即是双脚了。拄单拐的孩子,一只是活生生的脚,另一只则是一根裸露的木棍。而有的孩子,连木棍子也没有,用双拐走路,两只裤管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孩子们欢笑着,互相逐追着,笑声一直传扬到很远。

妈妈流泪了,孩子也流泪了。孩子说,妈妈,咱走吧,我不要丝袜了。

我想,张海迪的快乐来源是这样的:在现实身体条件下,每取得一分成绩和进步的满足。她的人生辞典中,没有诸如那些假如我是健康人,便没有了如今的艰难之类的语言。而我们这些健康人,所有的痛苦和烦恼都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设想,我和别人相比,什么都不少,别人有了,我怎么没有?

(题图/邹亚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