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潇白

夏天的夜晚,一把小藤椅,一面大蒲扇,一旁满脸皱纹的老外婆沉浸在旧时光里,悠悠讲出那些挂满蛛网与尘灰的老故事。此情此景恐怕是许多代中国人所共有的童年回忆吧。

我的外婆最乐意给我讲她在江苏乡下打日本鬼子的事。那些很可怕的经历虽然屡次成了我的梦魇,但因着孩提时代的好奇与蠢蠢欲动的英勇气概,每晚临睡前我还是缠着她“吓唬吓唬”我。外婆的故事里有她村里最漂亮的姑娘:这不幸的女子在出嫁的船上被鬼子抢走,一村人呼天抢地却无济于事;故事里有部队的战友:昨夜还是壮志青年,对月把酒,共饮抒怀,今夕已成鬼子刀下冤魂;故事里当然还有外婆自己:敌人在湖边芦苇丛里用刺刀搜寻游击队员,她抓着一根芦苇,在湖水中浸泡了一天一夜……所有这些都饱含了外婆对鬼子的恨。

只有一个故事外婆讲得很暧昧,似乎远离了自己激昂的叙述风格,变得踌躇而怅惘。第一次听到时,我很不痛快,责怪外婆没有当机立断把那小鬼子干掉。以后我也一直没有能理解它,直到1993年我随上海青少年代表团访问日本。

访问团的孩子被分别安排在一户日本学生家里,与他们共同生活学习。我的那个“家”里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与我差不多大。临别的那天,我们都有点依依不舍。男孩不善言辞,就坐到钢琴前用音乐为我送别。我不知道他弹的是什么曲子,那曲调悠扬又略隐忧伤,竟然使我忆起了外婆的那个故事。

四十年代,外婆在无锡农村教书。学校里有架破旧的风琴,外婆也教音乐,所以常常去弹奏。与琴房毗邻的是日本军队的驻扎营地,那个部队负责当地的“治安”。一天傍晚,外婆正在弹琴,猛一抬头,吓了一跳:一个身着军服的日本鬼子站在风琴边,还微笑着示意外婆继续弹下去。曾是游击队员的外婆表现得很镇静,弹完了曲子,她灵机一动邀请日本兵坐下弹奏,自己则赶紧逃出琴房,找来一杆枪,藏在角落里以伺机行事。出乎她的意料,日本兵弹得非常起劲,而且总反复弹一首曲。外婆说,不知道他在弹什么,好像是很悲伤的;后来还边弹边哭,最后竟趴在琴键上哭个不停。外婆说她渐渐疑惑了。她猜想他一定不到二十岁。她想,他现在是个想家的孩子。于是,不知不觉地,外婆放下了手中的枪。

也许,这是一抹在战争岁月中不该存有的温情,所以这些年来我始终排斥外婆这段“不光彩”的故事。然而,在硝烟散去后半个世纪的那天,我听着一个日本男孩弹送别曲,看着他真挚的表情,心里翻涌起难言的酸楚。当时的日本兵和眼前的男孩应该差不多大吧?他已消失在战火中,还是终于回到亲人身边,终于在家里的钢琴上弹奏欢快的乐曲?不,他怎么可能再弹奏欢快的乐曲?层层叠叠的尸体、汩汩不绝的鲜血已经把他的欢乐蹂躏成刽子手无尽的忏悔与哀号。而他,曾经也是一个人,一个肩负着侵略者身份,在被占领地上沉浸在音乐里思念并痛苦着的活生生的人。

从那时起,开始理解了外婆的故事。我常常想:如果上帝仅仅创造了美妙的音乐而没有将隆隆炮火带给世人,我们将会拥有多么和谐的世界。而我们是否有权一试,让上帝收回他?

如今,外婆不再给我讲她的故事,倒是我,时常给她讲讲世界上发生的事。年迈的她依然十分关注时事,听我说到南联盟被轰炸,她满脸的皱纹都愤怒地拧在了一起。而我,确实不愿再把这么多残忍的事告诉她,就说,外婆,你知道吗,贝尔格莱德今天还举行了音乐会哩。外婆脸上的皱纹有点舒展。我怀疑,她又想起了那个日本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