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汉威

任何一部权威性的西方音乐史专著，都不能没有理查·施特劳斯的名字。他是德国后浪漫主义最杰出的作曲家。像马勒一样，他还是个优秀的指挥。他在19世纪生活了36年，在本世纪度过了48个风风雨雨的春秋寒暑。二战结束后第四个年头才离开了这个充满迷惘和苦难深重的世界。1933年11月15日，纳粹在宣传部的下面设置了一个官方机构：帝国音乐局。戈培尔根据希特勒的指示，特任命理查·施特劳斯为音乐局总监(即局长)，伟大的指挥富尔特文格勒为音乐总指挥。

1934年6月11日，是施特劳斯70岁大寿，希特勒拍了一份祝贺电报：

向伟大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表示诚挚的敬意。

阿道夫·希特勒

当然这都是拉，下面便是打，是希特勒的翻脸不认人。

1935年6月，施特劳斯创作了他的第Ⅱ部歌剧《沉默的女人》。这是根据著名奥地利犹太作家茨威格《后来亡命巴西并自杀》的书改写为台本而创作的一部歌剧。因为施特劳斯同茨威格是好友，在许多地方他同情、支持茨威格。这下可激怒了希特勒的那根病态种族理论的恶神经。一道命令，摘掉了施特劳斯的帝国音乐总监的乌纱帽。理由是：“年迈”。其实是因为他同一个犹太作家合作!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施特劳斯当时的尴尬和复杂心境!他一生不善于同政治打交道，可政治偏偏要找到他。早在20世纪初，施特劳斯的天才和伟大成就便被德国皇帝看中并利用。他被任命为威廉皇家音乐总监。他为德国军国主义谱写过许多曲子：专为普鲁士军队阅兵用的四首进行曲；士兵的合唱……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于1909年创作的。

1933年6月，意大利指挥托斯卡尼尼为了抗议纳粹大肆迫害犹太音乐家，公开拒绝赴德担任拜罗特瓦格纳音乐节指挥，博得了全世界的敬佩。那么留下的这个空席由谁来填呢?希特勒德国将会怎么办?随便让个二三流的指挥登台显然会丢新德国的脸。

文明世界在密切注意究竟由谁来接替托斯卡尼尼的指挥棒?

居然是德高望重的施特劳斯!

这使世界乐坛吃惊不小。人们认为，这是施特劳斯支持希特勒独裁政权的信号和采取的行动。托斯卡尼尼的精神世界突然受到了一次沉重的、非常痛苦的打击。后来，他遇见过施特劳斯。关于施特劳斯，托斯卡尼尼有句名言：

在作曲家施特劳斯面前，我要脱帽；

在作为一个人的施特劳斯面前，我要重新把帽子戴上。

大艺术家很难适应复杂的政治环境。施特劳斯就是这样。如他新创作的歌剧《沉默的女人》，他是坚决站在犹太朋友茨威格的一边。以至于茨威格说道：“他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全是友好的情谊、正直和勇气。”1935年6月，《沉默的女人》在德累斯顿首演。演出前，施特劳斯住旅馆，突然想到要看看海报清样。当他看到上面删除了茨威格的名字，他立即愤慨了。他拿起笔，加进了茨威格的名字(原来底稿上有茨威格的名字，后来被盖世太保偷偷删掉了)。施特劳斯当即声称，除非贴出去的海报重新把茨威格的名字印上，否则他不会参加首次公演。

盖世太保知道事关重大，立即直接向希特勒报告。

最高当局开了一连串的紧急会，权衡结果，希特勒只好撤消原计划，他和戈培尔都不出席首场公演。希特勒召见施特劳斯，说他将破例允许歌剧上演，尽管它违背新德国的法律。那天音乐晚会，有许多冲锋队员坐在那里。后来的报复是：从此以后全德国禁止上演歌剧《沉默的女人》。一部音乐作品竟成了一个重大政治事件，这便是希特勒同艺术的一层最本质的关系!!!

全德国禁演《沉默的女人》一事，对施特劳斯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

关于这部歌剧的首演，他热情地(当然冒着一定的危险)写信给茨威格：“你的脚本是完美无缺的，它是写给21世纪的。”下面的内容便是对希特勒审美标准的不满，尤其是对种族标准。施特劳斯继续写道：

“你能想象莫扎特以雅利安人种的方式，事先经过慎重考虑，再去创作的吗?对于我，只有两类人：有才华的和没有才华的。在我看来，只有普通老百姓成了台下的听众，他们才是最高的评判者。至于这些听众是中国人，还是巴伐利亚人，新西兰人或柏林人，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这些剧场中的听众是不是对演出的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盖世太保截获了这封信，并转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大怒。)在当时，写这样的信寄往国外是要有勇气的。书信的矛头直指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从此，希特勒和施特劳斯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施特劳斯始终留在第三帝国。他同希特勒的关系时好时坏，时冷时热。应该承认，1935年6月以前，这位大作曲家还是支持希特勒政权的。比如1934年夏天，他在拜罗伊特指挥了瓦格纳的《帕西发尔》。当时希特勒正坐在观众席上，两眼炯炯发光。幕落，希特勒跑去后台同施特劳斯握手，问及他有什么要求，以示“元首”的关怀。

1936年8月，施特劳斯创作了《奥林匹克颂歌》，以迎接柏林奥运会。希特勒对作曲家的这一合作深表满意。

1943年4月30日，美军攻占他的家乡加米施。少校海尔去敲他的大门。年迈的老人出来用颤抖的手将门打开：

“我正是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的作曲家!”

然后施特劳斯便被美军护送到瑞士。他被收容审查，因为他曾经一度是纳粹德国的高级文化官员——音乐总监。后来他又受审于慕尼黑特别法庭。当然没有判刑，要反省自己的道德和良心罪责。

1945－1949这最后四五年，施特劳斯的生命是痛苦的、黑暗的、悲惨的。他的祖国已成了一片废墟，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是一堆瓦砾，一堆正在冒烟的瓦砾。

在西方音乐史上，一位大作曲家因世界政治问题受到公开的法律审判，这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巴伐利亚，我曾问过一个德国人，为什么今天四五十岁的一代德国人怎么都不太会唱古老的德国民歌?有许多歌我都会唱，而他们反而不知道。他向我作了解释，说其中有个原因，二战后有段时期德国人深刻进行反省，结果把德意志民族的一切(包括古老民歌)都看成是战争的罪恶根源。因为“娇枉过正”，造成两代人的“古老德国民歌空白”。

以色列可没有原谅施特劳斯。今天，他的作品仍然不许在这个国家上演。(摘自《音乐天地》199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