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婷婷

内容提要:在肯定"五四"主要的文化品格为趋新的前提下,本文认为"五四"一些作家"名士气"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无论是"放达"还是"隐逸",其风范气度和心理指向都说明"五四"作家与传统文化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精神联系。"五四"作家的"名士气"内涵复杂,在蔑世绝俗的背后,其可取的价值与负面的影响常常融为一体。与此相关,"五四"作家笔下"中国名士风"的创作取向也难免显得新旧交杂。

1928年,朱自清在《背影》自序中回顾"五四"以来现代散文的发展时说,这三、四年"确是绚烂极了","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事实上,不仅仅局限于散文,将之推及于一些"五四"作家,也是同样适用的,而"隐士"与"叛徒"一说,本来就出自文人的自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五四"新文学作家少有人不以旧思想旧文化的叛逆者自诩或相称,而他们所作的工作也印证了"五四"新文学作家可敬可佩的决心和勇气,印证了他们精神人格的巨大裂变、思想观念的重大转折。然而,将西方的"民主"、"科学"当作意识形态唯一圭臬的"五四"作家,却始终无法真正彻底摆脱中国传统的诱惑。文人精神、文人气质、文人风度潜移默化的承传,即使在"新纪元"的"五四"也不例外,"中国名士风"创作的存在,就是一桩足有说服力的案例。

一般而言,中国古典文学中名士派文学大多出自名士之手,比如明朝名士散文必定来自于那些"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的名士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