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绍军

俄罗斯宗教，就像俄罗斯的文学与音乐一样，给人留下一种迷茫、深沉和苦难的印象。赫克(JuliusF.Hecker)教授写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俄罗斯的宗教》在介绍俄罗斯人的宗教精神及其教会历史与教义特点之后，属意透视俄罗斯东正教会内部保守与改革的紧张对峙，以及革命给教会改革带来的意外机缘。这本书既提供了地域宗教史的知识，也提供了宗教与政治互动的社会学知识。

俄罗斯从九八八年起接受了基督教，受苦的基督在俄国民间社会得到广泛的信仰和崇拜。十六世纪中叶之后，基督教宗派主义在俄国繁衍，除东正教信徒外，其他教派的信众数以千万计。本书作者把介绍重点定位在作为国教的俄国东正教。俄国东正教会的发展是跟俄国中央集权政府的发展同步的，僧侣集团同世俗权力密切结合，因此，教会内部的传统保守势力也异常地强大与顽固。这在其教义方面，表现为固守不变的正统性。文盲的充斥和教士的无知，使民众信仰缺乏教理的追求与理性的推动。俄国教会中不仅没有出现奥古斯丁一类的神学家与传教士，且在作为信众典范的圣徒中，也几无学者思想家的类型。内在信理方面的动力不足，使俄罗斯宗教更多向外在形式的方面倾斜。对俄国人来说，宗教首先就是敬拜和冥想，“深刻的崇拜与祈祷的精神是东正教的真正动力。”为此，俄罗斯宗教蒙上了一层苦修主义的色彩。教会的人生观鄙视“肉体”，认为其本质是罪恶的，“拯救灵魂”意味着“鄙视人世和压抑肉体”，而虔敬行为就是指背十字架、悲哀、压抑肉欲和死亡。这种苦修主义最突出地体现在教会所推崇与封奉的圣徒身上。其中，最普遍的一类是苦行类圣徒，“他们通常住在洞穴中，睡在棺材里，有时他们把自己活活地藏在墓穴里，开口处用一堵墙封着，仅留一个小洞，穿过这个小洞可以给住在里面的人送一点面包和水。他在这里住着，有时住几十年，不见人，也不和人谈话，最后因饥饿和污秽而死。当他几天不收面包和水，并且从那里听不到活的气息时，洞穴口就被封起来，这个圣徒就被宣告已升天享受安息和欢乐。”还有一类十分普遍的圣徒就是“为了基督的圣愚”，“他们通常是蓬头垢面、半疯、半裸体的游民乞丐，脖子和踝骨上带着铁圈，因为多次受伤流出脓血。”他们的呻吟和咕哝被解释为神谕。显然，这种苦修主义的做法只会把宗教完全引向神秘主义。苦修主义与神秘主义构成了俄国东正教会保守与黑暗的传统。这一传统犹若铜墙铁壁。教会内部的改革力量，在它面前，屡战屡北，总是碰得头破血流。这一传统也使具有宗教思想的知识分子完全疏远了教会。教会不能接纳知识分子，它就更缺乏改革的活力以及跟时代调适的理性机制。

有趣的是，教会步履艰难的改革最终竟由革命所促成。教会起初抵制与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掌权，但革命却使教会的自由派敢于“抬起沾满血迹的头”。一九二二年八月莫斯科召开了东正教改革派神职人员的第一次会议，改革派领袖呼吁跟苏维埃政府建立正常关系。另一方面，新政权对以前受迫害的教派给予了巨大的宽容，使这些教派“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类似的宽容还给了地方东正教教会，国家严厉干涉的只是企图恢复其中央集权的旧反革命主教团。这样，新政权为了保护自己，反对教权，却创造了异常良好的宗教信仰的条件。作者在本书结束时断言，宗教将跟革命理想并存，胜负属谁“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性本身”。

(《俄罗斯的宗教》，赫克著，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一九九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