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平

拜读了今年《读书》第九期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一文，对其中的多数观点实难苟同，特撰此小文，以抒己见。

葛文的主要问题有：

一、它忽略了一个不该忽略的事实：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队伍，从来都是由官商(兼营或变相兼营工商的各级官员)和私商(或称民间商人)两大部分构成。葛文中列举的西汉宠臣邓通、吴王刘濞正是典型官商。在私商中，“非有爵邑奉禄、弄奸犯法而富”者的确有，但第一，他们只是私商中的一部分；第二，伴随每一个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吏治的逐渐败坏，这部分商人的活动空间愈益狭小，队伍也逐渐萎缩。

二、葛文说，司马迁对货殖“热情讴歌”，但《史记》对西汉“重农抑商”的举措，如对商人专立市籍、把商人变成滴戍对象这些“不公平政策”也未提出批评，原因何在？司马迁对商人的真实态度究竟怎样，葛文语焉未详，令人遗憾。

三、葛文对历史与现实作了一些不太严谨、使人难以接受的比附。比如，它说无盐氏在帮助朝廷平息“七国之乱”时年利十倍的借贷行为乃“爱国行为”，并以今日人们乐于购买国库券、因为害怕风险前些年上海的股票认购证曾无人购买为例“以今证古”；贾谊、晁错等人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把商人列为“食者”、“游食之民”属于以职业划线，由此联想到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等等，给人的印象是：这样大的时空跨度，可比性究竟有多大？

四、对具体史料的利用也带有主观倾向。从大的方面讲，葛文在品评商人时以偏概全：文中所称道的几位“靠自己的能力和‘诚壹(信誉和敬业精神)获得成功”的商人成为全文的主题题材，似乎历史上从事货殖者都是这样的人，自然，“货殖何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