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达

读了陈铭道先生在《读书》一九九六年九期上的文章《中国音乐的“血肉文本”》觉得很亲切，“血肉文本”几个字更引人遐思。中国文化向来有俗文化与雅文化，俗文化流行于民间，雅文化流行于庙堂和社会上层尤其是士大夫——知识分子间。过去由于话语权长期操在后者手里，知识阶层“独擅文字”，于是历史上的雅文化形成主流显学，俗文化成为末流。一般说，统治阶级的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那末雅文化就长期占上风。但有时也不见得。很粗浅的例子就是在刘邦、朱元璋刚登极的汉初、明初，文化统治权和其它统治权都操在这两个“粗坯”及其亲密“哥们儿”的手里，当然他们也利用雅文化，但他们头脑中的俗文化观念，却是“君临”一切的，连雅文化也受其制。这好像三国时诸葛亮这个知识分子丞相，也苦于胳膊扭不过大腿，挡不住刘、关这两个卖草鞋与打铁出身的人的世俗观念。终于不能坚持“蜀吴联盟”，开了蜀汉败亡之端。如果人们仔细估量一下刘邦、朱元璋、刘备、关羽的“知识结构”，就不能不惊于俗文化有时也左右历史。

陈先生文章里说，尽管冀中“音乐会”这种俗文化现象升不到理性与自为的高度，但对他们的行为如不在意义上历史地开掘其深层涵义，也许会忽略某些东西，不利于将中华文明主要精神拿出来与西方文明作平等的对话和探索。这个意思可说一针见血，颇中时弊。我们过去对传统文化一向有重雅而轻俗的毛病，对一些俗文化现象的开掘，有时竟落在外人之后，如敦煌盗宝的欧洲人、日本人，我们却只能打扫剩底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