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严

《读书》(一九九六年五月)上樊骏等三人对话录，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打破过去清一色文学史教科书的写法，而有主干有枝蔓，有树木，有林野花草。樊骏回忆六十年代初周扬说过，“西方有的文学史写进文人的生活状态，插入一些轶事掌故，能增加读书的趣味。”

这话使我联想到两位文化大师的主张和实践。

一位是鲁迅大师。他曾说过：“外国的平易地讲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得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它复近于教科书。他打比方说，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且由此细小事引而申之、推而益之议论道：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将来恐怕就可虑。鲁迅对某些书籍、杂志、画图的评价，常常有个最简单的用语：有益而且有趣。这“有趣”的标准，是他一贯的主张。试读他的《门外文谈》和许多杂文，或在议论之间，偶加笑谈闲话，或从远处从细小事上款款道来，笔致从容，使人会心一笑，重又趣味盎然地读下去，不仅受到启发，得到知识，还获得美的享受。

另一位是钱钟书大师。据吴忠匡回忆，钱先生在清谈中，当评论某一古今人物时，不但谈论他的正面，也往往涉及他们的种种荒唐事，通过他们的遗闻轶事，表露得比他们的本来面目更为真实，更加真人相。好些挚友或晚辈学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听钱先生谈艺是一种最大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