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坡民

讨论“股份制”的文章多起来了，逐渐成为热点。不管是“放权让利”、“利改税”，还是“承包制”、“利税分流”，被认为搞不下去了，大都不约而同地找到“股份制”。“股份制”似乎成了万验灵药，是“改革向深层次发展”的首选药方。可“股份制”的方案如此五花八门，不着边沿，却又使人不得要领。也许，即使那些有“大智慧”的国际名家，要把中国人发明“股份制”的思路一一理清头绪，也够他们费一番脑筋的。

这其实也不奇怪。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已有三十多年，经济生活中根本没有“股份制”这样的东西。现在来做，必须从头来起。商品经济，首先需要规范财产权利，这是民法。市场与经营规模的扩大，需要把财产组织起来，马克思称为“资本的集中”，对这种活动的规范，是公司法。在市场经济中，作为资本的财产，其流动、交易与重组，形成资本市场。把高度分散的财产分成很小的份额，集中起来组织成为更大规模的资本，就是股份有限公司。代表资本的股票，其流动、交易、重组与再重组，加上允许投机，则是股票市场，这时，它还有了预测经济动态的功能，其法律规范，是“证券法”。这是历史的过程，也是逻辑的过程。“股”的发展，完全符合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个原理。

我们大步跨越了历史，匆忙间也弄翻了逻辑。股票交易所开张几年了，规范它的法律，出台数量还远远不够，连公司法还没有呢，至于证券法，许多人还不知其为何物。许多大型专业工具书竟无此条目，便是证明。股票上市多年了，才发现企业财会制度不对头，匆忙进行企业财务制度改革。深圳股票交易炒得昏天黑地，内地资金被大量吸入，可是全国初级资本市场尚是禁区，学者们连“资本”这个词还不大敢用呢，把“资本”叫作“资金”或“资产”，也算“创造”吗？遗憾的是，把概念搞错了。各大城市“产权交易市场”纷纷开张的时候，理论界的学者们关于“所有权”、“产权”问题的讨论正在热烈地进行，他们争论不休，还没有搞明白的问题是：这些财产究竟是属于谁的？他们发明的新观点叫作“双重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这就错的更远了，违背了商品经济的“几何公理”——罗马法——的基本原则。

以上云云，还仅就“股”的历史过程而言。实际上，作为高级形态的股票市场归属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仅是组成市场经济的各要素市场之一，并且它不能离开市场经济的有机整体而单独存在。若是就市场经济的大轮廓看看我国改革的进程：

商品市场，问题解决了一大半，这是近年来改革的主要成就，但剩下的，却都是难点；劳动力市场，理论上，这个概念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得到国家认可，才两年；实际中，人民中的大多数——主要是农民——得到了自由，却没有得到秩序，因而有“民工潮”的混乱；而工业的主体部份国营工业的职工仍被“铁饭碗”制度“拴”着和“养”着，谁离开它，风险自负，社会保障只是起步；土地市场，一轰而起，又紧急刹车，有关规范尚在研究、制订甚至探索中；资金市场，涉及银行法、票据法、货币法，尚付缺如；前几年，“县长动员，行长送钱”，连担保物权也不实行，使银行塌了“大窟窿”，此问题现在也并未真正解决。

现实就是如此。中国改革的路还很长，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还很远。

理论方面，大量新问题如潮水般涌来。从各要素市场涉及的学科看，主要是民法和商法两个大的学科，研究社会保障则属于社会学。这些，对于当初只受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另加一本小册子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思想训练的中国学者，却是陌生的。许多经济学研究生对民法基本理论的知识几乎等于零，这不怪他们，因为经济院校根本就没有这门课。教学问题严重得很。比起党中央经济改革的文件，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是“保守”的。

如果我们把市场经济制度的体系比作一座金字塔，不过它是动态的，那么股票市场大体可以认为是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的组成，则大体可说由民法、商法、经济学三个部分组成。经济学，若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起点，至今有二百多年，若以包括微观与宏观的完整体系看，只是二战以后的事。商法包括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等，大体都肇始于三四百年前或更早，形成体系也有一二百年了，银行法的情形也大体如此。民法，更要早的多，在二千年前的罗马法时，理论体系已基本成熟了，即使除去中世纪一度湮灭的几百年，从“罗马法复兴运动”算起，距今也有七、八百年了。显然，在这个理论的金字塔中，民法、商法比经济学，时间要早，位置也在金字塔的下一层。这很正常。因为对经济生活的规范，秩序规则在先，运动规律在后，是自然的事。这也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商品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民法、商法、经济学各自都已发展成庞大、复杂、成熟的学科体系，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失去必然的内在逻辑关系。至于“经济法”、“法和经济学”等可比作“模糊数学”之类的高级学问，我们先不谈它，往后稍放放也无大妨碍。我国的不少经济学者缺了民法与商法两大门课，误以为经济学是可以囊括经济生活全部规范的唯一学科，这是许多理论上错误与混乱的根源。

那末，搬一个股票交易所来，是不是错了呢？这是另一回事。登高可以望远。假如我们观察的对象可以是时间——象科幻小说坐上超光速飞船那样，那么，派少数人到华尔街摩天大楼顶上匆匆地望一眼，其效果，显然远不如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建一座同样高的那怕是假山，很多人可以上去就近仔细反复观察，对现代股份经济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规律，无疑会看得更真切些。而且，股票交易所“一石击起千层浪”，激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心理效应，置身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学者与思想家的思考，比单纯啃书本，兴趣大多了。我国研究经济生活的科学，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新课题，其加速发展，是可以预期的，即使这要以一些思想混乱为代价，也值。

其实，不仅股票市场，在我国经济改革中，存在不少逻辑上可称为“反程序操作”的现象。不过就改革总的过程看，又基本是成功的。这该如何解释？其中，“反程序操作”的成因、作用机理、绩效与前瞻，该作何分析？或许真的需要中国人有点“大智慧”。不过，遗憾的是，社会科学不能在实验室中进行，干着学着的办法，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干的时候许多问题并未真正搞清，等搞明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即如中国改革已经走过的路，又有多少人能从人类已经创造的社会科学体系的高度加以总结呢？历史在无情地嘲弄中国人的“大智慧”。这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事。中国的社会科学缺的课太多，而一个迅速崛起的民族，又经历着巨大深刻的变革，面临的问题太多，太紧迫。他的眼光始终在“向前看”，以致无暇回头仔细审视自己的脚印。这点“大智慧”，留给外国人吧，他们是过来人，知识也系统得多。而对中国人，为了“向前看”，首先需要的，是补课。

勿庸置疑，“中华民族是个具有大智大慧的民族”，祖先们创造的辉煌历史文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过，我们这个民族，也有个很讨厌的毛病，一种很顽固的心态：太骄傲，太不善于当学生。比近邻的日本，这毛病更为鲜明突出。例如，历史上，我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唯一能理解的语言，是“朝贡”，全然不知“外交”为何物，为此，在近代吃了大亏，而为了明白这点道理，竟用了一百年。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分明是初学的后来者，却总是动辄与西方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作直接横向对比，而且兴趣又全在人家那里最尖端最新奇的理论动态与“热点”问题上。国内的事情也很怪。比如，我们的政府和学者在密锣紧鼓地加紧研究与制订“证券法”、“银行法”的时候，不少人对民法基本原理的理解却不甚了了或者差三落四。就好象我们在紧张艰难地进行几何难题的复杂运算与求证时，对几何公理却只有模模糊糊的概念。即如吴敬琏所著文中，意在为“大智慧”提供启示所列举的名家名著名言，大都是就股市运作即几何难题的解法而发的议论。不过，这些意见都太尖端了，却未必能解释清楚我国股市的问题。于此，我倒有点“小智慧”：凡是仍在实行“铁饭碗”制度的企业股票，我一概不买。没有闲钱只是原因之一。

说到钱，我很赞赏陈彩虹文中倡导的态度，搞学问，要有敬业精神，不要想着钱。思想家在思想时，头脑里可以装得下整个世界，若想到钱，就会很渺小。写“股书”不要只图卖个好价钱，写“股”的论著也不能只图搞职称。若要“大大的”有钱，不如去做生意，“生意经”里，也有“大智慧”呢。至于选择了要作思想家、搞学问的人，则应当全身心地“投入精力到智慧的思考与创造”中去。

可是，如果“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已经是现成的了呢？因此，我更赞赏吴敬琏的话：“要对我国五光十色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作出科学分析，仅仅靠自己苦思冥想是不够的。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已经有五百到一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经过科学的加工和提炼，凝聚成经济学和其他科学的理论。为了以历史为鉴，我们先得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吸取智慧，这就是说，先读一点书”。这段话，除“五百到一千年”有点存疑外，说的实在好！

因此，说了归齐，只有一句话：要有大智慧，请学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