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晓风

许纪霖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解构，都具有一种理性的目光，一直是我欣赏的。但是，读了他的《狂出真性情》(《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十二期)后，却有些不同看法。

有关梁漱溟、毛泽东的那场公案，是非曲直自有评说。然而，讨论其中的是非恩怨是一个问题，在哪个意义上讨论又是一个问题。

作者似乎对梁漱溟的“狂”有太多的认同，以致忽略了一个前提，即发生于五十年代的这场大波澜，不过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来自遥远的回响。与其说梁先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空间，面对错误的对象，悲剧性地扮演了一个错误的角色”，不如把其中“错误”换为“正确”。因为，梁先生并未演错什么。他恰恰是正确的理解、并且成功地扮演了那个角色。不仅是梁先生，双方都是“正确”的。唯有这个“正确”，能使我们找到那个“错误”，并使我们拥有一个新的站立之点。

狂放、豁达、散淡，说到底，是一种被摧残后的精神变形，而不是人的正常精神。作为趋炎附势、谦卑怯懦的另一极，狂也好，散淡也好，与自由舒展的人性不是一回事，更不能作为现代人的精神和文明来标榜。在专制统治这块砧板上，可以产生傲骨，可以产生高洁，但却产生不了民主精神。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抛弃这块砧板，而不是继续在这块砧板上排遣我们的情绪，延续我们的思路。而且，对“狂”的呼唤，也不可能阻止道德风气的滑坡。我们需要在一个新的基点上展开我们的思考，这个基点是民主。

尽管作者也指出“狂”的负面影响，但我尤对“永恒的精神传承意义”不敢苟同。因为，“狂”无论如何也不能写入现代的文明精神。

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梁漱溟先生深怀敬意。我相信，唯其如此，我的敬意才真诚而又纯粹。这是一个大勇者，我以一个军人、一个学人的双重敬意远望着他。我的敬意带有一种诀别的意味：那是一道过去了的风景。

我希望我们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