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迎红

《中国人在东欧》一书的作者茂春，就坐在我的面前。他举止斯文，谈吐儒雅。30岁刚出头，却有一番不同凡响的经历：辞掉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职务，自费周游东欧列国。本着以海外社会为大学，以打工谋生为学业的信念，闯荡东欧中亚，浪迹20多个国家……

我请他谈谈见闻，可一提东欧行这题目，不知为什么，他的感慨万千中，更多的是沉重和苦涩。尤其对新一代华人在海外创业的艰难，感触最深。我录下几个故事，读者也许会有些收益。

贪官污警，华人诉不完的苦楚

中国人在国内可以振臂高呼：“廉洁奉公，惩治腐败！”而置身海外却只有默念那句古训：“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

东欧剧变后，腐败是严重的社会弊端。中国人办任何事，都要受到层层盘剥。入关不贿，就会被故意找茬搜身，或找理由拒绝让你入境。租房，注册公司，申请贸易权，开办企业，货物报关，交税，办延期后留等等，官警大都会用拇指搓搓食指和中指，公开要意思意思。在中国，贿风特点是私下送，避开众人耳目，而在东欧，索贿几乎是完全公开的。

与满洲里对关的外贝加尔镇，边警、海关官员进中国旅客车厢的第一个动作是敬礼，手未放下就指着桌上的东西，明知故问：“那是什么？”如打火机、香烟、二锅头，见什么要什么。有硬气的中国人不给，“对不起，请走一趟。”这时，无论你的行李有多重，都要跟他下车到一个特殊房子里接受检查。海关究竟允许旅客带什么，带多少，完全是官员们口头一句话。翻出几件丝绸，他说：“给我妻子一件如何？”这时你还说不给，那么你的内三角裤就要脱下，品尝一下“脱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捏摸着检查那里有无“毒品”或其他违禁品。

有一次在匈南边界，几名搭伴而行的中国青年因拒绝行贿被接受盘查时，匈牙利官员以搜美元为名，摸一位怀了孕的中国少妇的胸，她的丈夫却被另两个关警按住。同车几位福建青年实在看不过，就拿出匕首、手枪冲过去逼住关警，然后从关警身上搜出手铐和一大把勒索华人的外汇（其中还有人民币）。然后把这三个关警铐在车厢内，这几位中国小伙子就下车逃走了。关于中国女性受辱的事，在海外边关比比皆是。

茂春也吃过不贿的苦头。当他由某国进某国海关时，几位官员以莫须有的借口索要50美元，同车几位北京青年用手势和不流利的英语为他“说情”。他是作家，刀拉（美元），宁吃（没有）。对方回答竟也是：“我也‘宁吃刀拉。”茂春死心眼，坚持一个子儿也不给，最后那官员也无奈，只好把护照交给列车员还给茂春。大家满以为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谁承想，几天后，当茂春离开这个国家时被关警扣留了。原因是护照上没有合法入境章！这下茂春竟成了偷渡者！没办法，还是赶紧掏钱行贿，过关要紧。

布达佩斯的“集中营”

阿珍是浙江温州地区的一农家碧玉，说有20岁，长得却像一个初中生，父母交给中间人10万人民币，让“蛇头”把女儿送到意大利。与阿珍一批想到意大利的还有2位女士和7位男士，年龄都在30以下，都是涉世未深、不通外语的青年。在布达佩斯，这10个青年男女住在由“蛇头”租下的三居室套房里，除买食品外，不许他们随便上街，以防走失或发生意外。

偷渡路线过去一直是走南斯拉夫。自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爆发战争后，这条路线就不通了。“蛇头”又开辟了由奥地利进入意大利的新线。一天下午，阿珍等10人随“蛇头”来到了匈牙利西部重镇杰尔市。这里原是苏联红军驻扎的大基地，苏军走后，该市显得冷冷清清。他们刚安顿下来，就立即得到奥地利接应人的通知，决定当晚启程，时间是1992年1月中旬的一天。天正冷，阿珍等人带的衣服很少，上车时，阿珍突然小腹犯疼。第二天凌晨两点，他们一行到了边界附近一个废掉的旧车站。“蛇头”已对这条路线很熟悉，“蛇尾”们却只能跟着瞎摸。阿珍肚子疼得走不动了。“蛇头”扔掉自己的手提公文箱，背着阿珍走。只剩下最后300米了，阿珍不好意思，要自己下来跟着跑。忽然，远方的公路上出现了一道亮光，是匈牙利边防巡逻队，别的人都冲过了边界线，等查点人数时，“蛇头”才知阿珍掉了队，回去接应已来不及了。

阿珍被巡逻队抓获了。在她的哭喊声中，不由分说被军警们全身搜查。后来她被辗转了几个州，被押送到布达佩斯附近的一个拘留所。

关于这个拘留所，新华社驻布达佩斯的记者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这原是内务部的一个招待所，院墙高筑，大门紧闭，警卫荷枪看守，警犬虎视眈眈。……中国人被集中在像似一个体育大厅里男女一起，水泥地上有一块垫子和一块毯子作铺盖，男女只有一个厕所，得先后依次排队。早饭是一杯茶和一块面包；中午一碗汤、二片面包；晚上仍是一杯茶和一片面包。这些饭显然不足充饥。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也有的来自北京、上海。除企图偷渡边境被抓的，还有因护照过期或出外时没带身分证在集市或街上被拘留的。据一位因忘了带身分证而被释的上海姑娘说，她是来匈探亲，一次外出没有带护照而被抓，既不会英语，更不会匈语，后来经交涉并出示了证件及其兄在银行的存折后才被释放。据她说，有一次，一个中国人在打饭时间同警察发生争执，一些中国人提出了抗议；匈方硬说是这些人想逃跑，于是用了催泪瓦斯，中国人在室内被熏得直流眼泪，便打破玻璃窗透气，匈方派了防暴警察及警犬，多名华人被打伤，个别人被狗咬伤。

茂春认识的一个上海小伙子，因忘带护照上街，被抓进去关了几十天。据这个小伙子讲，他们公司正在从中国进来两个集装箱的货物，价值100多万人民币。由于他们被捕，而且被押解出境，这批即将到达的货物无人受理，损失惨重。关于拘留所，这位青年说：“中国人受尽了人间侮辱。”他身上有棍伤和狗咬伤的疤痕。他和阿珍是一批被押解驱逐出境的。华人都称这个拘留所为“集中营”。

那位可怜的阿珍，就这样在不到3个月内，尝够了屈辱的滋味。回到国内家中刚一周，便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东欧黑手党和种族主义分子

欧州人称地下黑社会组织为“Maffia”，中国人称之为“黑手党”。东欧黑手党这两年犹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是，严重威胁外人的生命财产。

来自中国内地的青年女子小张是不幸的受害者之一。她出国前是一家报纸的编辑，丈夫做生意先富起来，人称李老板。一天找人算命，那“瞎子”竟算出李老板的妻子不仅“克夫”，而且阻了他的财路。丈夫说休就休了妻子，拿出10万人民币给小张作为补偿。这小张想争口气，就花1万人民币办下护照，换了1万美金，到东欧做生意。她不信任男人，出国后也不要任何男朋友做“保护人”，单单选了一位会讲外语的大姐做帮手。两位东方女子每日走出走进，终于引起黑手党的注意。一日，门铃响了，自称是查护照的“内务部官员”冲了进来，用刀子逼住两女子，把所有的钱和值钱的物品全部抢走。小张还以为是警察搜查，在这伙人走后哭向邻居诉说：“为什么警察要抄我的东西？”邻居摇头说：“Maffia，maffia！”她们醒过劲来，可是一切都晚了。

1991年4月，在布达佩斯某自由市场附近一处中国人批货点，一群自称要批货的黑手党分子与华人发生了冲突。有所准备的中国人见来者不善，要动手抢货，就主动攻击，一场刀棍混战，由于中国人会打，有些功夫，把这群黑手党打跑了，可中国人也立即动手搬了家。不少中国人都有手枪、匕首，为的就是防范黑手党的袭击。

东欧黑手党也在无业华人中雇用“人才”，令华人教他们常用汉语及提供中国“大款”的线索。一位自称是“差点上了当”的女华人，指名道姓地说一个中国人骗她到黑手党窝里，要她提供打劫线索，后来她借机逃走了云云。

除了黑手党外，种族主义分子、反共组织、法西斯主义分子也与华人为敌。在匈牙利街头，多次出现高呼“中国人滚回去”的人群。

1992年春节前后，在捷克某市一个停车场，一个中国人见广告墙上把希特勒、斯大林以及中国某位领导人和朝鲜某领导人的漫画像贴在一起，说明文字上写着“独裁者”字样，就愤怒地撕下中国领导人的漫画像。一群仇共分子顿时围上来，把这个中国人打个半死。

茂春讲到这里，连连摇头叹息。我问他最近市面上出现不少反映新一代华人创业历程的书，如《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上海人在东京》、《中国人在巴黎》。这些书讲的都是由艰难创业到巨大成功的华人，难道东欧就没有创业成功的典型？茂春答道：“有，但那是极个别的，而绝大多数华人虽经努力但仍不能成功的事更为普遍。说实话，在国外并没有什么‘金可淘。我曾做过统计：自1989年初到1992年3月的3年内，先后进入匈牙利的中国人有45000余人。除转入他国或回中国外，现仍滞留在匈的约有16000人。在布达佩斯某公证处工作的阿妮塔小姐估计，中国人在匈正式注册的公司有1400家左右，总投资约为16亿福林（约合2133万美元或1.28亿人民币），其中不乏投资额在20万美元的公司。但几乎所有的在匈华商都没有取得匈牙利永久居留权及获得国民待遇。”

1992年1月3日，匈牙利警察局突然宣布，匈牙利当局今后除个别情况外，不给外国人发放居留证，已经发放居留证也将不再延长。这意味着所有在匈华人统统要在短期内离匈。华人开始灾难性大逃亡。机器、设备卖不掉扔；餐馆、旅馆卖不出去弃；堆积的货物，管它本钱是多少，甩。华人公司一下子倒闭了95％。撤出的部分流动资金被边境海关以莫须有的名义扣留，破产的华人成千上万。警察盯住每一个华商住所，华人一出门就查居留证。如果没有，只好随他们上警车，去集中营住几日，然后被押解出境。

“一些绝望的华人把多瑙河作为最后归宿。多瑙河上往来频繁的各国游艇上，游客们从望远镜看清浮尸的黑头发、黄皮肤：‘哦，上帝，中国人怎么了？。”

我也在想：“是的，中国人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