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山大学英语系王宗炎教授一贯爱护《读书》，月前他来信告知，将为《读书》撰写一篇书评，讨论许国璋教授的语言学著作。本期发稿前夕，收到王教授来稿，题目：《语言与思维和文化的双套结》。编辑部读稿之后，喜不自胜，自然立即刊用。

《读书》虽然不是专业学术刊物，但毕竟常要接触学术问题。如何把一些学术问题讲得深入浅出，使别一专业的学人也能了解并感兴趣，是一难事。写得过于专深，只能在专业杂志上刊登；过于浅显，必不能使有学养的知识者感到满足。王教授此稿，正如他所评介的许著，“既不枯燥，又有实际价值”，同仁们自然高兴。

但是，更令人高兴的是，王文末后几段，讨论到了我们这个刊物谈学术问题时的一个主要要求，就是离开某一学科，提出或归纳出一些文化、学术、知识上的共同问题。王文明确指出，对于“显学”，要“研究，但是不迷信”。“宗教往往具有统治者的权威，科学只有理性的权威”。因而，他呼吁：“但愿有更多人支持科学，但愿理性的权威在学术界、思想界更广泛地发挥。”在我们看来，虽只寥寥数语，却是一段画龙点睛之作，使王文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因之，我们斗胆将王文的题目改为：《发挥理性的权威——以一本语言学著作为例》，用以吸引语言学界之外更多人的注意。

王文的价值高下，所论是与不是，自有比我们专深的人会来评介。我们擅改题目，这种编辑方法是否适当，亦可讨论。但这里介绍我们的认识以及编辑经过，无非是想透过这篇稿子，谈谈我们对本刊学术性的认识。

事实上，在近几期来，本刊有意识地增加了一些浅谈学术问题的文章。我们把这类文章称为“学术谈片”。本期约请了樊纲、陆建德、何光沪、舒芜、董乐山、黄子平、朱健七位先生撰写。地理关系，七位之中，五位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当力求作者面再宽一点。

我们期望这一栏的文章，以及某些学术著作的论评，都有这样的特色：

第一是如前面谈王文编辑经过时说过的，希望通过对某一学科某一专业问题的论述，使我们在思想和方法层面上有所憬悟，有所共鸣。只有这样，文章才能盎然有趣，生动活泼。希望尽量勿发流行长文。此类文章，可能立论正确，主题严肃，观点鲜明，煞是可敬。只是所述内容，或者似曾相识，或者缺少论证，只以名人言论作结，以之断定一切，读后每有怅然之感。本刊也难以避免发表此类文章，只是力求减少就是。

第二，发表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希望不要因而跟着社会上的“热点”转。现在中国大陆社会上什么都希望“热”，什么都会出现“热”，引得不少出版家两眼只看“热点”，希望自己成为全社会的大热门中心中的一个小配角。我们力薄能鲜，怕在眼花缭乱目迷五色的热门中找不到门径，只能做点“小本经营”，组写一些冷门文章。如果要谈热点，大概也只是“冷眼观热门”，没准儿给大伙的热劲泼上几滴冷水。好在以中国社会之大，有热必有冷，有盛亦有衰，这么一个小小的刊物，亦不必过于担心没人来看，最多是成不了畅销书而已。当然，这么说，并不否定一切热点，也不自鸣清高。《读书》杂志的一切言论，无不以促进中国现代化为宗旨，这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热”不起来，只是因为过热未必有助于现代化，次则，只有三个人的编辑部，如果不小心涉足于那个飞烫滚热的“社会焦点”之中，非得烟消灰灭不可。

不论如何，还是王宗炎教授的话对：对于“显学”，要“研究，但是不迷信”。过热，就有可能成为迷信。《读书》的读者诸君成千上万，学历各异，认识各异，但无论如何，迷信的当都是决不肯上的——我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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