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振常

《文汇读书周报》第三六○号摘载一文，题曰《毛泽东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文末写道：“于是，刘大杰就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中，提出了‘韩愈并不是醇儒的看法，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新鲜，但在当时一片臭骂韩愈、扬柳抑韩的声浪中，也算是有一点儿突破、不很容易的事了。”着墨不多，用词似乎也很谨慎，突破的程度只是“一点儿”，做此事也只是“不很容易”。但是，凡读过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九七六年修订本并略知此书在评法批儒中所起赫赫作用之人，都知道刘先生“臭骂韩愈”最烈，在“扬柳抑韩的声浪中”调门最高，因而也就明了这个“一点儿”、“不很容易”的份量之重。一部以儒法斗争贯穿全书的作品，一部把自己一九五八年原作的论点颠倒过来的作品，也就是说，一部全然不顾历史的作品，变成了坚持历史、敢于逆风而为的作品了。

我在一九七八年写过《可怜无补费精神——评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关于韩柳的评价》一文，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可以复按，在此勿烦具揭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对于韩愈所作的违反历史的评论，这种旧帐原可不必再算。刘大杰先生是一位学者，历史已予评论。刘大杰先生又是一位文人，我不愿意引用顾炎武的“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论”这句话。评法批儒之时，虽不能说举世滔滔，毕竟搅得一片混乱，当时耐不住寂寞，以后其事澄清，其情未始不可原。刘先生作古多年，其事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