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同一些朋友谈读书论文化，深受启发。

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忧虑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问题，认为这是当前极大的忧患。无可讳言，近好些年来，人们的文化素质有所下降。这是“文革”的后遗症。当前的出版滑坡，同这有关。只有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才能解决出版滑坡。

有一位朋友提出，在这种背景之下，文化工作者要考虑自己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我们现在谈起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多么自豪，那么，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怎样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回忆我们这一代文化工作者的时候，可以自豪？

一位老翻译家认为，文化素质降低的一个具体表征是：文化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有多年，但是“良币”仍然日甚一日地抬不起头来。现在，从事“良币”制作的已被逼到一个仄小的角落。历史在考验每一个文化人：你去制作“劣币”，还是制作“良币”？

谈完这番话后，同朋友漫步上海南京路。一座大楼前有几幅红布标语，其中之一赫然写着这样的意思：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看来，上海的确比较敏感，问题该是我们如何去做。

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这问题太大，就《读书》来说，只能在自己份内考虑如何去尽力。我们就此请教了不少上海的雅人高士。得到的指点大致有这些：

——多一些谈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文章。第九期写张元济，就很耐读，有启发。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年来有坚持民族气节、坚持优秀文化传统的特点，即使遭到“文革”这样的摧残，也没泯灭。把这些特点揭示出来，可以振奋精神，鼓励人们去创建优秀文化。现在这一代，对于老一代知识分子还是知道得太少。人们往往还是指摘知识分子多，看不到他们的优点长处。

——文章要有个性，千万不要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的语言，既不能吸引读者，也无法提高文化素质。这么说，不是不要大方向。大家都用一种语言谈大方向，反而把方向模糊了，因为这会使人们厌烦。有个性的文章，容易招致误解。但是，如果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验，很多事情就容易弄清了。这方面，编辑出版家要有点勇气。

——有个性的文章产生于作者的真实的生命体验，而不是文句的玩弄，辞藻的俏丽。读书》有时似乎多一些俏皮，多一些“把玩”，多一些“名士气”。这些东西，有亦可，但不可多。一多，形成时尚，就会耽误一代人。在“滑坡”的趋势下，有人封笔，有人“把玩”，原亦无可厚非。但是为了民族文化的责任，还得打点精神，鼓起勇气。既写文章，就要追求文章的大气，功力，不要仅仅在小节上下功夫。

——希望多些“老书新评”的文章。就象一位哲学家指出的，书还得读有“读头”的书。很多书从问世到现在，已经几百年上千年，但仍然富有魅力，经久不衰。当人们迷恋于“劣币”之际，必须向人们指出这些优秀文化遗产的“读头”。这些书的优点是历久弥新，因此必须结合当前的情况来写，要“新评”，而不是炒冷饭。当前尽管出现“滑坡”，还是有不少出版社在做有意义的工作。例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就值得推介。至于没有“读头”的书，甚至低俗的书，有人认为不屑一顾，不理可也；也有人以为要加抨击，例如低劣的译品，就要批评。

在上海交友仅三日，所得即已如此。要赶回来发稿，不得不放弃许多原定的打算，没法拜访许多《读书》的新老朋友。过去说过，《读书》自许的特色是“乱”，但不是由此认为不需要一种指导自己工作的信念。上海之行，使我们明确了许多观念，证实了一些想法。看来，要编好杂志，还需要多一些这类旅行。

没去拜访柯灵同志，辞别上海前却意外地收到他的满怀热情的来信。他要我们“切实，不夸饰；静穆，不喧嚣”，要传达“编者、作者、读者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融洽之情”……这也许可以看作上海朋友对我们的期望的集中概括，也是我们在一九九二年里努力追求的目标。

编辑室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