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国亮

一九三四年，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R·Popper)提出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问题”。他认为，科学之为科学，不是因为它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例证，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而恰恰在于它的可证伪性。因为科学要接受经验的检验，要在经验事实的发展中不断发现自己的错误，否定或证伪自己，以便过渡到更新的理论。这里所以提起普波尔的证伪理论，是因为读了我国社会学家李安宅翻译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蛮野社会的性及抑制》(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中译本更名为《两性社会学》)。读此书之所以想起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是因为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西太平洋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思德岛民社会的亲自考察，对弗洛伊德关于“恋母情结”的理论提出了一个反证。

弗洛伊德在医疗实践中发现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五、六岁时，就有性欲的表示，这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口腔阶段，这时，嘴的刺激引起快感；(2)肛门阶段，这时，性快感的获得与下肠的活动有联系；(3)早期生殖器阶段，这时性器官的摆弄是性快感的主要来源。在第三阶段，他(她)变得依恋于父或母异性一方，甚至产生婚娶的愿望；同时对于双亲中的另一人(男孩对父，女孩对母)会发生同等强烈的嫉妒心理。弗洛伊德把儿童的这种性心理称为“恋母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在产生“恋母情结”以后不久，“已开始受压抑作用的影响，已忘掉了自己的性的目标的某一部分”，“一个人虽然已经把恶念压抑到潜意识之内，自以为不再有这些恶念而深感欣慰，但是，他虽然看不出这个罪恶的基础，却仍不免有罪恶之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262—264页)。在弗洛伊德看来，“恋母情结”在神经病的精神分析的解释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发现神经病人所常深感惭愧的罪恶之感，其原因之一就是“恋母情结”。

按照传统的归纳主义，科学理论是从观察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是得到相当数量的经验材料证实的。依据这个标准来衡量，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无疑是科学理论。因为，它是从观察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弗洛伊德曾对许多儿童作过直接的观察：“我们不难看见小孩要独占母亲而不要父亲；见父亲拥抱则不安，见父亲离开则满心愉快。他常坦直地表示自己的情感，而允许娶母亲为妻”(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264页)。大约在一八九六年，弗洛伊德甚至对自己也进行了自我分析实验。在这次实验中，弗洛伊德弄清了心理生活中父母所起的作用。同时，弗洛伊德运用“恋母情结”理论，也确实治愈了不少神经病病人。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使他有些飘飘然起来了。一九一七年，弗洛伊德在其所著《精神分析学的一个难题》中竟把他的理论自诩为“精神分析革命”，并把它与哥白尼、达尔文相提并论。与此同时，他及其信徒，还把“恋母情结”的理论标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适合于“普遍人寰”。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弗洛伊德甚至把“恋母情结”扩展到一个更为广泛的程度，认为“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之起源都系于恋母情结上”，于是“恋母情结”成了人类文化的起始原因。本来，从特定时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社会)中，通过经验观察与实证研究所归纳出来的“恋母情结”，确实是心理学科学研究的一项成果。但是，一旦把它扩张到绝对真理，把它经典化，这项成果便开始黯然失色。

把“恋母情结”的理论普遍化、绝对化、经典化的倾向，是一种教条主义现象。这种教条主义现象不仅在精神分析理论领域存在，在其他领域，诸如经济理论领域、政治理论领域、社会理论领域也是存在的。这种教条主义现象，使科学理论变为宗教信条，使真理沾染谬误。我认为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是清除科学研究中教条主义现象的清洁剂，是清除真理中的谬误的洗涤剂。马林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就是对“恋母情结”理论的一个证伪，它清除了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中的教条主义现象，洗刷了“恋母情结”理论中的谬误，归还其应有的真理光泽。人们往往对波普尔证伪理论产生望文生义的误解，以为证伪是要把科学证明为伪科学，要把真理证明为谬误。假如读了《两性社会学》一书，那么肯定会消除这样的误解。

马林诺夫斯基在《两性社会学》一书中，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观点来对“恋母情结”理论进行证伪的。社会学理论认为，人们的社会心理形成于人们的社会关系之中，“恋母情结”是一种家庭情结，而任何一种家庭情结都是家庭生活、家庭中的人与人关系在人们心理中的产物。因此，“恋母情结”是欧洲父权制家庭生活及其人与人关系的心理反映。在马林诺夫斯基实地调查的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父权制家庭，所以就不存在“恋母情结”。

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社会中，“社会制度只用母亲来作记认宗亲(Kinship)的标准，而且继承和遗产也都以母系来作递嬗的线索”。家庭是婚姻的产物。在那里，当人们结束儿童期的性的游戏以后，接着就是青春期的普遍放纵，男子离开家庭以后，就居住在称为“布苦马图拉”的房子里，有情的姑娘就在“布苦马图拉”过夜。渐渐地就会有一个姑娘与她的情人过着较为恒久的私通与同居的生活。当然，以后他们也要结婚，实行单婚制，且是恒久的结合，含着性的专有，共同的经济生活，独立的家室。但是由于存在着婚前的普遍放纵与私通，因此当丈夫的就不一定是孩子的真正父亲，“土人并不认识父亲与孩子的肉体关系的观念”(《两性社会学》第25页)。所以，在那里父子关系与欧洲父权制家庭里的父子关系迥然不同。

在欧洲父权制家庭里，父子之间有明确的血缘关系，但是，“父亲对于保育的事，完全无关；顶多，也不过站在一个配脚的地位。”而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社会，父亲的角色没有血缘的自然关系，而是纯粹的社会关系。这种纯粹的社会关系规定了他对于妻子的子女所有的义务。父亲的角色模式是一个耐苦耐劳谨慎小心的护士，他永远关心子女，有时关心得火热。在欧洲父权制家庭里，父亲是家庭的专制者，所以容易变成暴主。父亲是权威和责罚的由来，所以也就变成一个恶魔。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社会，父亲不是一家之主，没有专权。他们是孩子们的朋友，帮助他们，教导他们，一半是游戏的伴侣，一半是保护人。所以，这样的父子关系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在儿童的心理上产生排斥父亲的情绪。

我们再看母子关系。在欧洲社会里，断乳常是一件痛苦的扭伤，在孩子的生命里留下一个缺憾，一个渴望，一个未能满足的需求。在下层阶级之间，孩子与父母同床，孩子便在相当时间内变成父母烦恼的根源，成为父母的累赘，受到父母粗野的排斥。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社会情况恰恰相反，孩子依法律、风俗、习惯等与母亲相亲密，比父亲与母亲还亲密。同时母亲较为溺爱孩子。这样，自然就减弱了孩子对母亲的兴趣，减弱了求悦于母亲和求得母亲称许的愿望。而这种对母亲的兴趣，正是在欧洲社会造成“恋母情结”的心理动力。

最后，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社会的孩子没有压抑性欲的社会条件。在那里，孩子大约在五岁或六岁时，“发觉了生殖趣意的性欲时，并不受压抑，不受谴责，也没有道德上的罪念”。因此，在那里没有弗洛伊德所谓的“压抑的潜在期”。取而代之的是“儿童独立期”，此期，儿童主要是进行各种游戏活动，包括“交媾的游戏”。“美拉尼西亚的儿童，喜欢‘丈夫和妻子的游戏。一个男孩和女孩制造一所藏身之处，叫作家室，即在里面佯行丈夫和妻子的职务，其中最重要的一件自然是性交。旁的时候，一群儿童去野餐，以吃、斗、求爱为事。不然，他们就仿效仪式的商务交易，末后以性的行为为收场。只有粗浅的肉体愉快，似乎不算满足；他们必在这种繁缛的游戏上面，夹杂一些想像与罗曼的趣意。”(《两性社会学》第57页)

这正是一幅“儿童共和国”的美丽图画。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社会的儿童，通过游戏，不仅习得了性的知识，渴止了对性的好奇心和性的欲望，而且还学习了充当各种社会角色的知识，学习了与人相交的艺术，培养了各种情操和对人、对社会、对自然的兴趣。由此可见，游戏在儿童社会化中的巨大功能。在现代社会，由于有了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学校，人们往往忽视了儿童同龄群体的游戏功能。人们往往对放学回家即做作业，做完作业即温习功课的孩子表示称许和赞扬，而对喜欢游戏的儿童加以训斥。人们往往对于儿童的性兴趣，加以压抑；在儿童面前，谈性色变，或者讳莫如深。记得在我孩子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天真无邪的孩子在读了《十万个为什么》后，像讨论物理、化学那样，告诉他的女同学，今后你们要来月经。此事被“告发”到老师那里，孩子被不问青红皂白地训斥为下流与黄色。我想，这样的老师在我们的学校里肯定不是少数。在这样的教育方式教育之下，孩子固然很有希望考高分，上名牌大学，但他究竟有多少社会知识，有多少待人接物的知识，实在是要打个大问号的。当然，更不必说性的知识了。记得前些年，上海某大学闹出一个这样的笑话。一个三十几岁的讲师结婚后，始终没有生育。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求之于医生。结果医生检查了这位讲师夫人的身体，竟发现她还是一个处女。而这位讲师的“性知识”是夫妻两人睡在一张床上就会生孩子。我想，假如我们的教育是完整的话，那么这位讲师的知识就不会畸形。

我似乎有点扯得太远，让我们还是回到特罗布里恩德岛上来。在那里，母权家庭及其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中都没有产生“恋母情结”的条件，所以，“恋母情结”在岛民的心理中就根本不存在。这个反证是对弗洛伊德“恋母情结”理论的证伪，排除了“恋母情结”理论中关于适用于“普遍人寰”的谬误。

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社会，既然有家庭存在，那么就会有一定形态的家庭情结，当然这个家庭情结不是“恋母情结”，而是一种“恨母舅爱姊妹”的情结，马林诺夫斯基把它称为“母权情结”。因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社会，代替父权制家庭中父亲角色的是母舅，母舅是母权家庭里的男家长。母舅的权威虽与父权家庭中的父亲权威有所不同，但也会在儿童心理上产生“忌妒和回怨等消极质素”。另外，由于乱伦的禁令，儿童在五、六岁时与自己姊妹的关系就被社会所隔离，不准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这个使人分离的禁忌，既在婴期即已进到童子的生活，还使自然冲动对于姊妹所有的初步温柔的情感受到毁伤。这个禁忌既使性的事件偶然接触都成罪犯，也使弟兄对于姊妹永远念念不忘，但同时也永远受到一致的压抑。”(《两性社会学》第74页)《两性社会学》对“恋母情结”理论的证伪，不仅清除了这一理论中的谬误，而且还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发展，“恋母情结”被马林诺夫斯基升华为“家庭情结”(family complex)或称“核心情结”(nucIear complex)。“家庭情结”是较之“恋母情结”更高层次的概念，它揭示了“情结”与社会家庭型式的内在联系。通过马林诺夫斯基的这一番工作，我们可能对证伪理论有了一个更为全面和更为精确的认识。

为什么在精神分析理论领域会产生“恋母情结”这种把特殊当作一般，把结果当作原因的现象？原因是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作崇。一般说来，精神分析理论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起源于欧洲工业革命以后。这些社会科学理论，大抵都是以欧洲社会作为它的研究对象。而当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欧洲社会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之时，或者是从欧洲社会转向其他社会之时，这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先入之见，就会构成欧洲中心论的偏见，犯下以偏概全的毛病。当然，欧洲中心论的产生，还有它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根源。同时，欧洲中心论的流行，还有崇洋思想和教条主义的原因。从《两性社会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普尔证伪理论对于纠正这种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错误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时，能够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提出反证，进行证伪，那么避免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马林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记得在五、六年以前，我们出版了不少弗洛依德的著作，介绍精神分析理论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在初读这些著作时，即有新鲜之感。后来。我在我祖父的藏书中，发现了章士钊译的《罗乙德叙传》、高觉敷译的《精神分析引论》。这些书全是商务印书馆在二、三十年代出版的。由此推测，大约在六十年前，弗洛伊德已在中国读书界和社会科学界热过一阵子了。在我的记忆里，自从五六十年代我喜欢读书以来，到八十年代，我一直没有听说过弗洛伊德，也不知道什么“恋母情结”，更没有见过关于弗洛伊德的书籍。这样看来，在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弗洛伊德被打入了冷宫。俗话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弗洛伊德及其理论，六十年来在中国正经历了一个由热而冷，由冷而热的轮回。忽然，一个担忧隐隐而来，这么个热——冷——热的怪圈，是否会在今后的六十年里，再来一个轮回？我以为在开放时代的今天，对于西方传入的任何一种理论，一种思潮，我们都不要以为可以包治百病而崇拜得热昏了头脑，也不要以为不能包治百病而冷却了心。过于殷切的期待以后，便是失望；热昏了头脑以后，便是冰冷的心。像马林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那样，对科学理论进行证伪，同时把立足点放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对外来理论提出反证，清除它的谬误，才是正确的态度。

一九九一年暑期写成，邮寄遗失；

一九九一年九月重写于北大蔚秀园

(《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纪树立编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版3.70元；《两性社会学》，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三月版3.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