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　斯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意在普及中华典籍，这是令人称庆的。所见为第一批五十种之一的《诗经选译》。

远的不论，即以近年所出，诗经》的选注选译及全译本，便也不在少数。作为标明以普及为宗旨的大型丛书中的一种，总要显示其不同以往的特色，特别是着重于普及的特色吧。但细读之下，却以为未能称意。

若为学术论著，自不妨驳倒诸家，树一家之言。而“普及”的特点，却在于博采众说，虚怀以教，即胪陈有代表性的各家之言，向读者提供尽量多的视角，以多方为初习者示以入学门径为宜。这里，或也用得着“温柔敦厚”一说吧。那么，此册《选译》是否稍嫌输入定见了呢？

比如题解。

题解一道，最是歧见纷出。迄无定论者，也就够多。陈子展《诗经直解》中道：诗无达诂，诗无通故。有如“盲人扪象”，“瞎子断匾”。诗三百篇，义蕴精深博大，沉埋三四千年，有待发掘者不知凡几，甚矣诗之难解也！后之学者可不勉乎哉？这解《诗》之难，却也正是耐人寻味处。对此，本书采取了“就诗论诗”的原则。这不失为简便省事的方法，但却不是“普及”工作的最佳选译。

《诗经》的价值，除了本身之外，很大一部分存在于他人的理解(或日误解，曲解)及由此而带来的对文化史的巨大影响。为什么会有很多今日看来很荒唐的(如本书所说的“完全是一种牵强附会的曲解”，“都是错误的”)笺释？倒并非今人慧于古人，而是二者文化结构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使然，不妨说，后者作为历史的遗存，乃具一种文化史上的认识意义，似难以正确与错误来作是非判断。可以揣想，若非当日采诗者、陈诗者、编诗者、序诗者各存志意，诗的保存与流传，也就未必可能了(《左传·襄二十八年》载卢蒲葵之言：“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便很可表明《诗》的一种重要功用)。

想到陈寅恪先生所说，对古人的学说，应具一种了解之同情，因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所谓真了解者，必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窃以为，学问家做普及工作，向初学者灌输的，当首先是这一种了解之同情。在题解，特别是纷争最著之诗的题解中，何不将各家疏传择其要者蕞录若干呢？若以为这样会过多增长篇幅，却也不尽然。将主观意向的赏析文字(这种非知识性的“感受”、“体验”完全可以留待读者)割爱，岂不就很合宜？今天人们阅读《诗经》，大概并不是仅为欣赏几首民歌吧，而使读者了解这种见仁见智的解诗法，似更可传达出诗的“义蕴精深博大”，若止“就诗论诗”，所给予读者的，便觉有限了。

再如注释。

这与上面所说的，其实是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尽量容纳一些研究成果？特别是关系到如何理解诗句和诗意的关键词。诚如“前言”中所说，本书注释只是对译文的一种辅助，那么，适可于此收录一二不同的解说。当然不必引证详博，解释深细，但如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版)所做，也就可称范例了。

再有入选内容。

本书选诗凡八十篇，其中国风六十三，小雅十三，大雅与颂各二篇。既为《诗经》选译，则风、雅、颂的入选比例，不是有点悬殊么？虽不必尽奉“六经皆史”之说，但于“三颂”稍稍增选一二，使初学者对《诗》有一比较全面的了解，总不无助益吧。

此外，从“普及”的角度考虑，书末附一参考书目，似亦不可少。

说到出版物中的错字，是件人人叹气的事，大约其中也有无限之难。只是看到“雨雪其旁”()，“莫非王士”(土)，以至“我独何害”一行四字中掉了前面两个字，仍不免再轻叹一口气。不过这已近乎苛求了。

顺便再提一句，这本《诗经选译》是不可单独购求的，需以一百三十元，一次购买五十种。

(《诗经选译》，程俊英、蒋见元选译，巴蜀书社一九九O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