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寿 书也寿
1990-07-15文葆
文 葆
徐雪寒及其文集
一个郁闷的暮春傍晚，我倚窗阅读巴金译的薇拉·妃格念尔《回忆录》第二卷《狱中二十年》。正看得出神，门道里传来了剥啄声。原来是对门老布尔兄，送来印行多日、颇难购得的《徐雪寒文集》。色泽浅淡的封面上只飘着两片六角形的雪花，倒能表现作者玉洁冰清的品格。我很高兴地拜领了。
转而一想，又不免涌起一阵惶惶惴惴。徐雪寒前辈大半生的岁月，竟与监狱有着障道因缘。他被羁绊的日子比妃格念尔长，经历的生活远比妃格念尔严酷。妃格念尔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团体民意社的出色女将，徐雪寒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就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十月革命后，一九四二年病故前，妃格念尔曾在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博物馆里担任职务；徐雪寒为党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后，一九五五年潘汉年事件发生，他从外贸部领导工作岗位上，又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金藤捆扎到笼子里去了。一九六五年蒙提前假释，可是“妾身未分明”，十年动乱期间，只能享受牛棚批斗和干校改造的待遇。直到一九八一年原判撤销，党籍恢复，才又从牛进化为人！文集《后记》说，“收入文集的文章共五十九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写的，第二部分是建国后写的，第三部分为回忆、纪念性文章。若按创作的时间顺序看，其实只有两个部分：从第一页到一九一页，是青年时代从国民党杭州陆军监狱出来后写的；从第一九二页到四三七页，是一九八一年冤狱平反后写的。岁寒松柏，文集反映作者在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学术造诣，更显示作者经受累绁困厄遭际财的人格力量。司马迁说的对：“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
作者的老友、八十多岁的著名经济学者薛暮桥，特地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既有理论解说又有感情色采的序言，与时下有些类似小贩叫卖的前言截然不同。序文开头说：“徐雪寒坎坷的一生，也是坚强的一生。我和雪寒同志结交已六十余年，他的革命生涯是颇不寻常的。”雪寒同志出生于浙江慈溪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十五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担任过杭州地委组织部长。薛暮桥也是这个时候参加党的。一九二八年初，在宁波被捕，移押杭州陆军监狱。薛暮桥说：“和我同在狱中，一起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的难友至今仍以‘牢监大学的学生而自豪。”一九三三年夏，徐雪寒刑满出狱。比他早出狱几年的薛暮桥，在著名学者陈翰笙的领导下，与钱俊瑞、孙冶方、姜君辰、王寅生等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工作，一九三三年又组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次年出版了著名的学术性期刊《中国农村》。与此同时，钱俊瑞、姜君辰等人，在上海《中华日报》创办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经济情报社。这个学术团体全靠十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笔耕的微薄稿酬来维持。经薛暮桥介绍，徐雪寒和一九三三年冬出狱的骆耕漠先后到中国经济情报社工作，从而投入了经济研究事业。
中国经济情报社的同仁，在搜集和研究资料的同时，必须努力写作来换取稿酬，以便给这个学术团体不断输液，维持它的存在。这里没有后门，也未设置铁饭碗，是一个“自紧自”的严肃的研究部门。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锻炼出一批专业理论工作者，不仅个人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各自有所建树，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我党的革命活动。年轻的徐雪寒没有辜负良友的瞩望，在这期间，不仅为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农村》撰写论文，而且在一九三五年创办并主持了新知书店，显示出他在理论宣传工作方面的出色才干。薛暮桥序言评介他早期的学术工作称：“雪寒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写的文章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了工业、农业、铁路、海关、市场到货币、金融、财政等各个方面。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一、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如何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加剧农村经济破产；二、英美日帝国主义如何瓜分中国的市场，攫夺中国铁路、海关、货币、金融、财政等的主权；三、军阀割据和内战如何造成市场的分割，并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加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一九三六年，英美帝国主义用高价收购白银，迫使中国废止银本位制，改变为依附于英镑和美元的法币。这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是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雪寒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丰富的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一部分著作随着作者学识的增长，愈到后来愈精采，特别是《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工业》、《英美共管中国货币吗？》、《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华以后》和《列强对华投资问题》等篇章，确具真知灼见，对了解当时经济情况很有价值。”
作者早期的论文不但有其历史价值，有些论点在现时学术研究中仍有指导意义。武昌起义后清王朝覆灭，革命派无力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政权，中国出现大小军阀割据争夺的局面，帝国主义分别利用这些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有关地方军阀史和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不能忽略社会经济条件的探讨。文集中论及土地关系、市场分割以及农民负债百分数的增高，都和军事勒索、军阀内战密切相关。与资本主义生产正常发展的历史情况相反，各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发挥了阻碍国内市场形成的功用，帝国主义和地方特殊势力相结托，不仅部分地使市场趋于分割，而且扶持了军阀势力的形成和滋长。武装割据，截留税收，币制紊乱，税捐重叠，汇兑行市差异巨大，度量衡制度不统一，地方主权廉价出卖，帝国主义垄断原料的魔爪深入农村，列强炮舰政策与势力范围的划分，构成了各派军阀产生和争斗的因素。文集中所接触到的诸方面，对于今日军阀史、地方史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薛暮桥序言中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有人可能要问：一个中学还没有毕业的青年，怎能写出这样高质量的经济论文？”他紧接着说：“我以为答案只有两条：一条是在牢狱中和出狱后认认真真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一条是掌握了丰富的资料，而后者是当时许多理论工作者所严重缺乏的。”这两条足以说明《徐雪寒文集》蕴涵的学术价值，同时也说明他的学术研究对于今天理论工作者仍然具有榜样的意义：巧言如簧腹中空的宏论少写为佳！
一九八一年冤狱平反后，他被调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文集的后半部都是在这个环境中写成的，真够是“老干已如铁，逢春又着花”！他终于得以重新展现才华。首先是一九八一年发表了两篇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后来又继续写了两篇关于人口控制的文章。自从一九六0年马寅初被打倒之后，“人越多越好论”取得了彻底胜利，人口理论成为思想禁区，无人敢于问津。徐雪寒将三十年来有关人口理论的研究作了极其认真细致的综合比较，对于粉碎“四人帮”后人口问题的理论突破予以高度评价。他十分赞成宋健主张的中国人口“U”形发展的战略。在控制人口工作处于关键时刻之际，于一九八二年又写了《坚决贯彻农村人口政策》一文，指出当前人口失控的危险，主张坚决把农村人口生育降下来，同时提出逐步增加人口投资的建议。城乡劳动力大量过剩，和铁饭碗硬性安排就业，大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技术进步，使粮食等农产品商品率低下，而国家还要多支付工资和给予农产品补贴。在人口问题的理论与实际中，他的视界很宽，看得比较远，不是把压缩人口的希望单纯寄托于避孕套中。要使农业适应实现“四化”的要求，要在农业方面培养财源，他发表积极的主张：
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此，现在就应当逐步增加人口投资，一以支持农村控制人口，一以支持农村推行普及基础教育。目前三十岁以下男女青年中，有成亿人是文盲半文盲。如不普及农村基础教育，什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自觉控制生育，乃至科学种田，等等，都会成为一句空话。
在一九八七年，他又发表论文批评“开小口子”的生育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强化了重男轻女的封建生育观念”，“使我国人口与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将全面处于爆炸性的关系中。”
作者保持着青年时代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并不因为高踞红墙之内而流于泛泛空谈，在他的文章中看不到假、大、空三兄妹翩跹起舞。《发展商品经济，改造和振兴上海》一文，直如促膝对话：“我对于长期的、五十年以后、百年以后的事情说不清楚。(引者按：谁能自命说得清楚百年之后事情呢！)近期则不能要求过急；再是和谁比，是和自己过去比，和兄弟省市比还是和别的地方比，看来，着眼于祖国的统一，有必要和香港、台湾比。”“上海要把对外开放摆在重要位置上，面向世界，服务全国。如果不能通过对外开放，不能吸取世界之长，消化吸收创新提高，就不可能服务好全国，就不能起到上海应起的作用。”他的论点生动具体：“上海人灵得很，只要有正确的政策，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政策的关键，是要解脱发展商品经济的束缚，使上海人的长袖能够舞起来。”这里面没有一点官腔和昏话。
在讨论面临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问题时，他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只有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讲到斯大林时期逐步形成了由国家高度集权，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后，只用一段文字，冷静、全面、中肯而痛苦地概括了我国四十年经济建设史：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处于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国际环境中，对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又缺乏经验，客观上造成照抄照搬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做法在中国落脚后，似乎找到了更适合于自己生长的土壤，以更极端的面目把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相对立，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相混同，不仅排斥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货币关系，而且还限制商品生产和交换在全社会的发展，特别在“大跃进”和“十年动乱”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价值规律，批“资产阶级法权”，取消按劳分配，使国民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在国家高度集权、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实物化计划管理体制下，国家用指令性指标控制了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使生产和需要脱节，造成了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国家通过部门和地区管企业，限制了企业供产销活动的横向联系，妨碍了生产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国家各级领导机关管了许多管不了、管不好和不该管的日常供产销活动，使得国家机构臃肿、办事拖沓、公文旅行、互相推托，助长了官僚主义，许多不符合实际的指令常常以“党的领导”名义下达给企业，企业成为多头婆婆任意摆布的“算盘子”，失去了相对独立的职能。而另一方面，财政上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或变相的统收统支，不尊重企业应有的财权和物质利益，使企业失去改善经营管理和改进技术设备的积极性，只好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职工则端企业的“铁饭碗”，影响了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
这一段谨严而形象化的描述，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风情画。中国竟成为苏联模式的最佳土壤。怎么对待呢？作者还是引领人们向马恩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商品经济是资产阶级‘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我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摆脱小生产影响，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尽快实现现代化，除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外，别无其它任何灵丹妙药。”这可说是这个文集后半部论文的主题。
作者不是专业理论工作者，他自谦地说：“是一个在漫长的革命运动中跑龙套的人”。他的理论分析和文字表达，都植根于对社会现象的实事求是的观察。他直言不讳地论及“问题确实很多，乱得确实够呛”，“都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有密切关系”。早在一九八三年发表的《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抉择》一文中，即已建议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腾出一部分财力来支持工资、物价的改革。随后进行建立中央银行、改革外贸体制、特区建设步骤以及关于治理整顿等项目的研究。他说：“开放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小溪和浅滩能够摸着石头走过去。想用试试碰碰，走到哪里算哪里的办法过长江、黄河，却是断乎行不通的。”这就强调指出理论研讨和保证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性。在《通货膨胀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一文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需要上层建筑保护，上层建筑能够促进经济基础发展的理论，提出了两种力量配套发展的卓见，他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有两个：一是精神的力量，是党心、民心；一是物质的力量。两个力量都不能缺少。我们要采取配套措施，尽快治理。
这个提法比两种文明建设的内容更深刻些，与作者的书斋通向十字街头显然有关。文集的后半部，包括一些人物和事业的纪念文章，文思敏锐，语言率直，有些还带有可口的辛辣。论文笔锋所向，都能触及敏感部位。从活跃的内容到直朴的标题，体现了坚持“二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方向的旨趣。
这部文集是象征作者生命历程的年轮。不论是春材或是秋材，理论勇气都十分旺盛，探讨态度又都认真坦诚。尤其令人钦敬的是，大声疾呼“必须埋葬掉大批判这种方式”！他指出五十年代两次人口理论大批判，不是什么大辩论，“因为辩论应该是双方平等的，允许对方答辩。而当时是大批判，批判的对象已判定为敌人。”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高谈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可是，“我国一九五六年才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而说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出现的人口猛增，就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表现，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五十年代前后两次持续五六年之久的人口理论大批判，搞乱了是非曲直，毒害了理论领域，“代表手工业小生产者思想的人手论一手遮天！”痛定思痛，作者说：
在思想学术研究领域内，采取大批判这种方式，必然带来了根本性的弊害。本来真理越辩越明，大批判扼杀了辩论，也就扼杀了真理。也正是大批判这种方式，使康生之流的阴谋家才能操纵其间，仗势欺人，败坏了社会主义学术研究的良好风气。必须埋葬掉大批判这种方式，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发扬思想无禁区、学术有自由的传统优良作风。
历史的堕性和巫婆相似，会时常出来弄神弄鬼。杜牧《阿房宫赋》是赋体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尤其最后两句，值得人们三读。
徐雪寒学术研讨中还有个事例值得一提：孙冶方和他是青年时代的学侣和战友，五十年代孙冶方因主张重视价值规律受到批判时，老朋友们在理论上是赞同他的。在孙冶方病危之际，古稀之年的徐雪寒还到医院彻夜守护。但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同时发展，文集中《学习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一文，一面肯定孙在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他崇扬价值规律而不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承认利益差别性的矛盾。薛暮桥接着指出孙冶方当日提出的是产品经济的价值规律，面不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这才是学者之间切磋琢磨的正常态度。学术的发展有赖于切磋之惠，棒锤舞，舞棒锤，殊难博得“诺诺”的喝采了。
雪寒同志文集的内涵丰富。他的《后记》说：“我自己认为有一个优点，就是真实。自信每为一文，都是从‘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出发的。”他的论文，都是心有所忧，不能不言的流露。《后记》里还说，“有两个遗憾时刻难以忘怀”，一是必须经过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弯路走得多，一是自己对新的经济目标模式和运行机制知之少。这一多一少，薛暮桥理解老战友的心绪：“历史使他患了一定程度的忧郁症。”他自己也承认：“既有紧迫感，又有新的危机感。”
历史长河不尽流，天下事了犹未了。文集远不足以反映作者革命生涯的全部实绩，但毕竟留有历史活动的眉目，剖明能和天下人共见的心迹。按雪寒同志的行年推算，明年该是八十岁了吧？辛亥革命以来，世事如麻，劫波滔滔，怀抱活跃思想、谋求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能享高寿，不能不说是值得庆幸的盛事。知者乐，仁者寿；仁言利博，书也寿！——这岂仅仅是个人的祝赞呢。
(《徐雪寒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第一版，11.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