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寅

近年来，神话研究以极大的魅力吸引着大批学者，已经成为一个颇引人注目的新领域。但是，神话研究往往被人们有意识地分封在民间文学的界碑之内，似乎神话研究注定要成为民间文学的嫁妆。新近出版的《诸神的起源》，恰恰提醒我们，对上古神话的研究，绝不仅仅是一种纯文学性的研究，而“是对一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最深层结构的研究——对一种文化之根的挖掘和求索。”(页240)

这确实是本探索古代神话系统深层结构，找寻中国传统文化起源的寻根书。单就选题而言，该书认定上古时代遍及东、西方的一元太阳神崇拜为对象和主纲，就已经把神话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况且，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揭示太阳神崇拜这一事实，而是独辟蹊径，把上古神话作为一个较宽泛的文化概念，从文字训诂方法入手，对历来人们同感难以整理的上古神话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从而推导和阐明了上古神话的文化意义。这可以说是该书的基本结构。

《诸神》不仅力求建立一个以一元日神崇拜为主纲的上古神话阐释体系，而且也试图给神话研究和古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示范。作者在《导言》部分，首先通过对大量上古文物和图画材料的排比分析，指出十字图纹是中国远古时代一元的太阳神崇拜的符号，而中国古代诸王尊号正是日神崇拜在古史所说中的变相。然后，作者用了十八章的篇幅，对太阳崇拜的流变、消失，以及它对华夏民族和文化的形成、发展所具有的影响，乃至中国古代哲学观念的起源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作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古神话的反思、再认识很有见地。作者指出：神话通常体现着一种民族文化的原始意象，而不是一种单纯想象的虚构物，一些或有趣或荒谬的故事。在功能上，上古神话在先民文化中有三种作用：1.它是一个解释系统；2.它是一个礼仪系统；3.它是一个操作系统。也就是说，神话是先民的“哲学”和“科学”；是先民的礼仪规范和价值规范；同时又是一种巫术的实践力量。总之，它是一种独立的实体性文化。不唯如此，作者还试图将中国上古神话深层结构所外化的一系列观念性母题与希腊神话进行对比，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说明两者在艺术特征上的不同。而艺术特征及内涵的不同正体现了东、西方这两个民族性格上的深刻差异，并且也决定了后来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全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在这里，作者不仅揭示了上古神话的文化意义、以及神话对民族文化的重大影响，同时也昭示了上古神话研究的意义之所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才说“这是一部寻根的书”。

值得注意的，是贯穿全书始末的古神话整理、阐释的新方法。这一方法，在题为《论远古神话的文化意义与研究方法》的结语中，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关于古神话或传说时代的研究方法问题，自“古史辨”派以来就没有解决好，直到今天，仍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该书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注意到了古神话材料的等次性、“异名同格”、“同名异格”等现象，因此，对这些材料没有作过多的考辨，而是将这些充满牾、头绪纷纭的古神话的“灰色系统”，先依一定的操作程序，构造成必要的解释和假说。然后，再将这些解释和假说回输到古典神话的灰色系统中去，接受检证。作者认为这样构造的理论系统，就是一个递归的公理系统。“这里根本不需要那种异想天开的臆说(而恰恰是在神话学和中国上古史这个领域中，这种臆说最多)，而只需要严格地程序化的操作和演算。”(页252)这就是作者用这一方法所构造的关于中国古典神话的新系统。正是这一方法，作者在《导言》部分提出了一元日神崇拜的理论体系，然后逐章论证、推演，使这一体系能够自圆其说地得到系统验证。因而，《诸神》在结构上虽独自成章，实际上却是日神崇拜母系统下的各子系统，犹如链条上的每个链节，承前启后，紧紧相连，构成一个大的链条序列。在微观(各神话子系统)上，作者将每一神话系统都划分为三个层面：语句层面、语义层面和文化隐义层面，并且根据中国神话的变形受汉字“音义递变”规则支配这一特点，采用训诂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样，就避免了那种以叙述故事代替文化隐义层诠释的所谓纯文学性研究。因此，我们说该书突破性的成就似乎并不在对每一神话系统的论证、解释上，而在于它在传统古神话及古史研究领域打开了一个新的缺口，而且必将是一个日趋扩大的缺口。

最后，尚须指出，《诸神》对上古神话的理解，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宗教与历史传说，而作者对此三者的界说及关系未及充分论述。如作者认为上古神话在先民文化上有三种作用，读者要问，原始宗教不正也是一个解释、礼仪、巫术系统吗？作者所构造的一元日神崇拜理论系统，无宁说是一个宗教信仰系统。如是，宗教信仰这一背景之下的诸神究竟是如何演生出来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非得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宗教与神话的起源作出必要的论证。再如，作者也承认，中国事实上根本没有独立的、非历史的神话系统。但作者又认为“在较晚近传说中，神话被作了历史化”。(页35)我们知道，中国上古时期，宗教、神话、历史传说三位一体，传说时代的人物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有“神话化”(所谓“层累增加”)的趋向。如本非传说的吕尚，后来也被塑造成为一个神话人物。因此，中国上古时期就根本没有所谓“神话的历史化”现象，而只有古史(历史传说)的“神话化”现象。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从卜辞与《山海经》、《天问》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殷先王亥、恒就是明证。尽管这部著作在一些细节上，包括一些构想和观点，尚有需要完善和值得商榷之处，但不能不承认这仍是一本富于启发性和触处充满新意的神话学著作。(《诸神的起源》，何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