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润泉

长沙李肖聃先生和无锡钱基博先生分别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对湖南近世学人及其学术，作了综述性的著作，李先生的书名《湘学略》，钱先生的书名《湖南近百年学风》。

唐宋以来，今日湖南地区在全国是比较落后的。明、清之际，始人文辈出，特别是近百年，湖南出了很多人物，即使是从学术这个角度去看，述湖南近世学术、人物之事，实已不限于湖南一乡一土了。

李肖聃(一八八一——一九五三)一生主要业绩是述乡土学术。他是小学家(《说文》)又是词章家，是湖南的一大手笔。《湘学略》原是他在一九二四年应湖南一个报纸所约而写的一篇论文，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湖南辰溪湖南大学教书，扩充旧文，乃成新著。一九四六年付印，全书直排，无标点，错字极多。李先生曾以此为讲义向湖大学生讲过近世湘学源流的课程，无论在思想上和资料上都超越了同光中人，当时湖大文科生已人手一册，但这些私人收藏大都毁于六十年之火。战时辰溪交通不便，外省少有流通，因此，现在仅湖南师大图书馆及湖南省图书馆还藏有数册。

钱基博(一八八七—一九五七)，号子泉，江南才子，博大精深。其等身著作，除诗文外大都印过，《近百年湖南学风》，是他晚期著作之一。一九三八年秋，子泉、默存先生父子应国立师范学院之聘到湖南安化兰田(今属涟源)教书，“入乡问俗”，子泉先生即取湘人耆旧之书，为学生说故事，曾对学生说，“爱国始于乡土”。笔者回忆，那大约是一九四三年的事情。《近百年湖南学风》写讫，即被当时在国师教书的储安平教授及其夫人端木露西要去，印在他们编的“袖珍文库”中。那是一种50开的薄本子，土纸印刷，但别致得很，售价之廉，一本大约等于一碗阳春面。

储先生因出书心切，又因受“袖珍文库”每本单价的限制。《学风》被分为上、下册，各册印数又不一，学者不便，一九四四年湖南桥头河求知书店一个青年出版家龙良臣先生，印其全帙，为三十二开本，亦为土纸。

《湘学略》从朱濂溪说到杨昌济(加上附录)，前后一千多年以上，重点是王船山以下三百年，涉及学术人物百多人。《近百年湖南学风》则依约按中国近代史分期，即一八四○年前后叙起，录汤鹏、魏源、罗泽南、李续宾、王、曾、左、胡、刘、郭、王运、阎镇珩、邹代钧、罗正钧、谭嗣同、蔡锷、章士钊十七人之事。

李钱两书，体例不同，各有侧重，但二位作者对于近世人物如二王、鹿门、园、复生、松坡、行严等或师或友，能以同时代人说亲历闻见则是他们的共同之点。李先生的书，骈散兼行，钱先生的书，则保持了他的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贯风格，娓娓道来，使后生小子，如坐春风。

这两书是罕见“旧籍”，得以重光，当然可喜可贺，更可喜的是，新版校读之精，使这两部旧籍的面目一新。因为这个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动员了两位作者的学生、遗属做校点工作，不仅认真地做了，而且还分别由两位老作者的爱女，写了情文并茂的“校读记”。

肖聃先生长女李淑一女士，即烈士柳直荀之妻，毛泽东《蝶恋花·赠李淑一》即是此人，她从一九二五年起教小学，一九三五年起教中学国文到六十年代退休从事中国语文教学共四十年。八十以后就辍笔了，但仍勉力校读她的父亲的遗著，口授校读记命儿子柳晓昂笔录。钱子泉先生幼女，即钱钟书(默存)先生之爱妹钱钟霞女士，在接到出版社的委托后，与其夫婿石声淮教授，在武昌华中村的一角小楼上，孜孜地对着抄本和抗日战争时的劣印本，校着校着，终成为无错字、错读的善本书，并且写下了她对她的父亲的怀念。我读她的校读后记，仿佛听到了当年一个学者家庭里父母子女之间的朗朗书声。钱钟霞写道：

“四十多年前，我作过(指《近百年湖南学风》)校对，现在又作一次校对，使我沉浸在回忆中。寒风之夜李园(按：一九四七年国立师范学院教师宿舍)四周，万壑松涛在响；西侧一室，枯黄的灯焰摇晃着，父亲在灯下一笔一笔认真地写这本书稿，四十多年了。”

使笔者感到幸运的是：笔者幼年、青年时，曾看到两位老人，或亲风采、或受教益，淑一、钟霞先生又分别是笔者的老师、师母。淑一老师尚健在，钟霞师母则在再校完她的父亲的《学风》之后五个月，即以癌症不治辞世。按癌症发展规律，其实她在校读《学风》时，是在忍受着疾病的痛苦工作着的。

我国古人以女述父学的也不罕见，如伏女之授《尚书》，班姬之续汉史。近代也有康同璧整理先人遗著等等。我觉得，包括这两本小书，不能上比伏班，也是书林一枝吧！

(《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二种合刊)，钱基博·李肖聃著，岳麓书社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1.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