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来因

传世的《王文公文集》有一百卷，文集中收录了王安石一生的主要著作，小而至于一首五绝，或一篇无名之辈的墓志，都因此而传世；可是王氏的一部皇皇二十四卷的《字说》(另说为二十卷)，却不知因何亡佚，不传于后世？笔者虽不专治文字学，但这个谜却是几十年来时常萦绕胸际的。

为了解开这个谜，笔者近年查阅了多种史料及宋人笔记，多少窥见了这个谜的一部分奥妙。由于《字说》的失传，这个谜的全貌也许永远无法了解；但我想即便只是窥其一斑，也是不无意义的。

元丰三年(一○八六年)，六十岁的王安石已退居钟山，但却未尝忘情于政治，是年有《进<字说>子》、《进<字说>表》、《<字说>序》；文集中有两首七绝。

《字说》著述的缘由是不同寻常的。《子》说：“顷蒙圣问俯及，退复黾勉讨论”；《表》说：“臣顷御燕闲，亲承训敕，抱疴负优，久无所成。虽尝有献，大惧冒。退复自力，用忘疾惫。咨取讨论，博尽所疑。冀或涓尘，有助深崇。谨勒成《字说》二十四卷，随表上进以闻。”臣子的一部文字学著作，何劳“圣问俯及”呢？可见《字说》非一般文人之私家撰述，它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表》说：“道衰以隐，官失学废，循而发之，实在圣时。”王安石是为配合变法才编纂这部文字学教科书的。他以这种隆重的方式送呈皇帝，就是准备利用皇帝的力量，把《字说》当作青衿学子的教材。《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据《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五《诗歌赋咏》说：“熙宁中，诏王荆公及子同修经义，经成，加荆公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龙图阁直学士，同日授命。”待遇之隆，可谓前所未有，以至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元绎在贺诗中，将王氏父子比做因善说儒家经典，被皇帝赐以辎车、乘马的东汉桓荣，甚至比之为周公、鲁公。《字说》则是王安石继《三经新义》之后的又一部统一舆论之作。明乎他的写作动机，对当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便不会惊讶了。

王安石有两首七绝谈及《字说》：

《进<字说>》

正名百物自轩辕，野老何知强讨论。

但可与人漫酱瓿，岂能令鬼哭黄昏。

《成<字说>后》

鼎湖龙去字书存，开辟神机有圣孙。

湖海老臣无四目，谩将糟魄污修门。

作为一位学者，王安石对自己的著作是颇为谦逊的。在这两首诗中，他把自己的著作说成是“糟魄”，认为它只可供后人用来覆“酱瓿”。但对一位深受儒家传统熏染的中古文人来说，大一统的观念早已深入肌髓。一想到要借这部书统一舆论，他便不能不板起脸来一副当仁不让的神气了。在他献给皇帝的表、序一类的“官样文章”中，虽然也说了些“浅陋”、“考之且有所不合”的话，但语气一转，却道：“虽然，庸讵非天之将兴斯文也！”一副受天大任的语气。如罗大经所说：“荆公《字说》成，以为可亚六经。”(《鹤林玉露》)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一段时间内，《字说》出现的盛况是可以想见的：宋神宗关心过它，当朝宰相撰写它，门人属吏会吹捧它，天下学子则要背诵它。在这举世滔滔、人人逢迎阿谀《字说》的高潮中，真正敢于出来批评甚至嘲笑《字说》的，苏轼是个难得的代表。且看几种宋人笔记。

“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日：‘丞相赜微，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承风，有不胜其凿者。姑以、二字言之，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其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党伐之论，于是浸润；黄冈之贬，盖不特坐诗祸也。”(岳珂：《史》，《笔记小说大观》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原文标点有误者，径予改正。下引宋人笔记，均见此版本。)

“然(《字说》)不可强通者甚多。世传东坡问荆公：‘何以谓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也？”(罗大经：《鹤林玉露》)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日：‘以竹鞭马，其笃未闻；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个！”(曾：《高斋漫录》)

上述岳珂的意见，认为苏、王的矛盾，不仅仅只有乌台诗案，围绕《字说》，已种下了“党伐之论”、“黄冈之贬”，这一意见向未受到历史学家、文学史家的重视。我认为宋人这一记载，是值得重视的。本来这仅仅是苏、王学术之争，但却与后来的政治斗争夹杂在一起了。苏轼指出《字说》中荒唐可笑之处，无疑是正确的，“荆公无以答”也证明王安石理亏。但正因此，苏轼就不能不遭受接二连三的打击，甚至在苏、王去世后，这种情况仍然在发展。《续资治通鉴》中留下许多惊心动魄、发人深思的记载。宣和二年(一一二○年)：“时天下禁诵(苏)轼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宣和六年，徽宗下诏：“有收藏苏、黄(庭坚)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宋钦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四月，形势又起了巨大变化：“复以诗赋取士，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六月，右正言崔对打着新法招牌的蔡京、冯猛烈攻击：“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此无异论之效也。(蔡)京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一有异论，累及百官。若苏轼、黄庭坚之文，范镇、沈括之杂说，悉以严刑重赏禁其收藏，其苛锢多士，亦已密矣。而(冯)犹以为太学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当然，蔡京的“新法”与王安石变法，已有本质的差别，但崔指出王安石、蔡京都妄想以一种大一统的理论，使“天下靡然雷同”，都推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不准“异论”存在，这却是确凿的事实。

从宋人笔记考察，除了《史》、《鹤林玉露》、《高斋漫录》记载到东坡面折荆公，提到《字说》较多的是《猗觉寮杂记》。朱翌是博学的诗人，文字学的功底很深。他不仅指出《字说》的错误，且直捣黄龙，揭出其错误的根源：

“介甫《字说》，往往出于小说、佛书。且如‘天，一而大。盖出《春秋说题辞》：‘天之为言填也，居高理下，合为太一，分为殊形，故立字一而大。……如‘星字：‘物生乎下，精成于列。‘精成于列，《晋书·天文志》张衡论也。”

“《周礼》：‘卿执羔。注云：‘羔，群而不失其类。介甫云：‘群而不党，致恭以有礼。《春秋繁露》云：凡贽，卿执羔。羔饮于其母，必跪而乳，类有礼者。介甫前说本于注，而小不同。‘不失其类，与‘不党则有间矣。后说则全用《繁露》也。”

宋人笔记中谈到《字说》，只有两类，一是苏轼面折荆公，批评《字说》的荒唐之处，另一类如朱翌，批评《字说》根据小说、佛书、谶纬迷信成份很重的《春秋繁露》来解释文字。也就是说，在《字说》禁用后，文人们只把它当作笑料来加以批评指责，几乎成了一部反面教材。从王安石向皇帝进《字说》到它被禁，《字说》红了四十年。尽管在《字说》颁布之初，就有苏轼这样的博学、耿介之士起而批评。却一度成了“主司纯用以取士”、天下士子应科考必读的钦定教科书；但自靖康元年六月禁用后，一旦失去了敲门砖的作用，就一蹶不振，自此从历史上消失了。

与《字说》的命运相对照的，是苏轼的诗文。当《字说》走运之时，正是苏轼倒霉之日。黄冈之贬，乌台诗案，出入升沉，坎坷多蹇，晚年几乎老死于岭南、海南。苏轼刚去世，他的诗文即被遭禁。据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八记载：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梁溪漫志》、《清波杂志》、《风月堂诗话》有类似记载，可见这段诗话很有名)。

崇宁、大观是宋徽宗年号，其时党祸复起，蔡京等变质的变法派上台，苏轼的墨迹均在禁毁之例。又是“赏钱”，又是焚毁，可是，跟禁书者愿望相反，“禁愈严而传愈多”，士人都以读到苏诗而自豪。他的尺牍虽遭禁焚，可是保留至今的尚有一千三百多通。早在苏轼活着的时候，他的诗名已远播契丹。有宋一代，各种苏诗刊本达二十种，

苏轼的诗文，如今传世下来了；《字说》却死了，这里不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吗？

无疑，王安石是有大无畏创新精神的作家。但是他写《字说》时，却没有处理好创新与传统的关系，他对《说文》已建立的体系不迷信，不盲从，企图另起炉灶，创出一条新路来，想法是好的，但据朱翌、岳珂、罗大经、曾等见过《字说》的人的意见，王安石是从佛、老及小说中寻找解释文字的材料，这就根本上违反了汉民族语言文字起源的规律。《说文》成于东汉，它研究的是周秦的书面语言，其时佛教才传入中土，怎能解释先秦的文字呢？老庄之学，与文字学关系不密切。至于小说，更不能用来解释文字。据朱翌的记载，《字说》多次引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这恰恰又是许慎体系中的历史局限所在。两汉时代，谶纬迷信盛行，许慎在《说文》中已大受其害，如他释“王”时，就说：“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据文字学者们的研究，无论在甲骨文还是金文中，“王”字都是作为征伐的武器斧头的象形。许慎对“王”字的曲解，显然受董仲舒和汉代谶纬传说中的孔子的影响，把依靠武力征伐为主的奴隶主说成是具有贯彻天、地、人的高贵的圣人，这是许慎的历史局限性的表现。而王安石又从《春秋繁露》中去寻找《字说》的资料，这说明《字说》抛弃了许慎的科学体系，却又发展了他的错误的一面。这样的“创新”，只能闹出许多笑话来。许慎的《说文》，是在秦始皇时代的《苍颉》、《爰历》、《博学》(见《汉书·艺文志》)以及汉朝的《凡将篇》、《急就篇》、《训纂篇》、《滂熹篇》等基础上完成的集大成著作。许慎是在继承了秦汉不少先辈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而卓然成为文字学大家的。历史表明，学术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与传统学术的对话，离不开对已有学术传统的批判与继承(包括反向的继承)。完全抛弃已有的学术传统另起炉灶，往往导致失败。

其次，对于王安石的变法的意义，史家评论不一。但无论如何，王安石的《字说》作为一部文字学的学术著作，本来与政治了不相关，但他却以之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就难免在《字说》失去政治工具的意义后成为殉葬品。否则，即便《字说》在学术上不够谨严，以北宋雕板印刷之发达，未必不能作为一家之言流传至今。令人纳罕的是，以王安石之博学多才，难道二十四卷《字说》竟一无足取，全是胡说八道？《文献通考》“经籍”十七《字说》下，石林叶氏也说：“然遂谓之(即《字说》)皆无足取，则过也。”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元丰三年条下，引倪氏《思经堂杂志》曰：“荆公《字说》，以转注、假借皆为象形、象意，此其所以为徇也。若其间说象形、象意处，亦自有当理者。新法若雇役，至今用之，东南为便，不见其害。”叶梦得的《石林诗话》是推崇王安石的。他在批评《字说》之余，提出了不同一般的、不赞成全盘否定的观点，这是不抱成见的立论。可惜，《字说》中尚有哪些精华，至今已无法鉴定了。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小小的损失。造成这种损失的根本原因，我以为是中古时代学术与政治的不正常关系。这一点，是作为古人的王安石无法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