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林亚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墨家提倡“兼爱”，主张大家不分等级，不分亲疏地互相友爱。它反映了农民与小生产者反对特权、要求平等的情绪。后来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以儒家为主，杂以道、法、佛等家。而墨家思想成为一股暗流，广泛存在于社会中下层，并成为历次农民起义的口号。从“不患寡而患不均”到“等贵贱、均贫富”，我们可以看出从“兼爱”到“平均”这样一条思想线索。

如果说平均主义的提出是以反对特权而开始，那么其社会作用则是以反对竞争而告终。从主观上讲，把平均作为社会理想是极其狭隘的。它不是顺应人的本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用权利平等、机会均等的办法来消除特权，而是幻想着抑平利欲，消弭差别。它不是用发展生产的积极态度来改善生活，而总是在现有财富的分配上打主意，宁肯大家少吃，也不让少数多干的人多吃。从客观上看，小生产者根本不可能用这样贫乏的思想武器打败强大的封建正统思想，也没有相应的社会力量去遏制特权。于是本来是反对封建特权的平均主义就完全变成了容忍特权的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农民阶级反对封建特权的思想武器变成了封建主义强化自身、特别是束缚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思想桎梏。在平均主义旗号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极不合理的现象：一边是封建帝王三宫六院，一边是平民百姓极端的性压抑；一边是官员们的系统化贪污，一边是百姓的普遍贫困；一边是皇权至上，一边是压制所有的冒尖人才。所谓“平均”是完全虚伪的。大谈“平均”的人从来也没有想过和皇帝、官僚搞搞平均，而是象乌眼鸡一样盯住自己人，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谁也不许冒尖。

建国以来，平均主义思想由于适应“铁饭碗”、“大锅饭”的需要，没有受到清除，而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披上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外衣。比如：

权力平均。许多职能部门职责不清、互相扯皮，在互相牵制中互相消耗力量。

责任平均。有责任互相推诱，无人承担。利益平均。反对少数人靠竞争先富，不许多劳者多得。

风险平均。自己不担风险，也反对别人冒险进取，美其名曰要对事业负责，实际是怕别人成功，有失自己的面子。

名誉平均。枪打出头鸟，谁也不许出名。等等。

平均主义的矛头所向其实并非是特权思想，而是竞争意识。平均主义扼杀的是进取心、危机感，反对的是对优胜者的奖赏。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均主义是一种平庸主义，对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来说是一种有害的腐蚀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