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平均主义思想研究若干理论误区辨析<br/>——以中国共产党反对平均主义理论为视角

新时期以来平均主义思想研究若干理论误区辨析
——以中国共产党反对平均主义理论为视角

2017-03-10苑申成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2期

关键词：小农经济根源农民

苑申成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周口 466001)

新时期以来平均主义思想研究若干理论误区辨析
——以中国共产党反对平均主义理论为视角

苑申成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周口 466001)

平均主义是对平等的误解，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改革开放以来，平均主义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由于平均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学界在研究平均主义思想时仍然存在诸多理论误区。这些理论误区主要表现在：对平均主义和平等的概念不能科学界定，对平均主义和平等的内涵认识不清；在平均主义是否具有先进性的问题上，不少学者仍然认为平均主义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不能正确区分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思想根源和文化根源之间的关系，对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不能准确定位；在对毛泽东追求的是平等还是平均主义的问题上，仍然认为毛泽东追求的是平均主义而不是平等。对新时期以来平均主义研究中若干理论误区进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目的在于澄清理论是非、推进平等社会建设进程，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平均主义；平等；产生根源；理论误区；理论分析

平均主义是一种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都具有深刻影响的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平均主义现象，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消极影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首先提出了“改革从打破平均主义开始”的论断。进入新时期以来，对平均主义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但是，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复杂性，对于平均主义思想的研究是一个研究难度很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学术性、思想性和政治性很强的研究课题。笔者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平均主义思想研究的文献，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理论观点，发现诸多理论观点存在谬误和不当之处，现列举分析如下，以供学界同仁研究时参考。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更平等。通过本文的探讨,希望能够澄清理论是非，克服平均主义思想，树立社会主义平等核心价值观，促进平等社会建设。

一、关于对平均主义概念内涵认识的问题

目前学界对平均主义内涵的认识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问题就是把平均主义仅仅限定在物质分配领域或者仅仅认定在经济领域。譬如，我国大型工具书《辞海》给平均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平均主义亦称“绝对平均主义”。要求平均享有一切财富的思想。主张消灭一切差别，要求人与人之间在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物质分配和个人需要等方面绝对平均[1]。《辞海》给平均主义所下的定义一方面强调了平均主义的实质是“绝对平均”和“消灭一切差别”，另一方面仅仅把平均主义限定在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个人需要等物质分配领域。除此之外，不少学者在谈到平均主义的内涵时也往往把平均主义限定在经济领域。譬如，刘明华给平均主义所下的定义是：所谓平均主义，是指要求人人均等地享有社会财富的心理欲求、思想主张、理论原则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活动[2]。宋圭武给平均主义所下的定义是：所谓平均主义，就是对生产的最终成果进行平均分配的一种思想[3]。《辞海》以及这些研究学者给平均主义所下的定义都把平均主义限定在物质分配领域，或者是经济领域。这就说明学界在研究平均主义时对平均主义的内涵还缺乏全面的认识，存在内涵认识上的理论偏差。

实际上，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平均主义思想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或者是分配领域，而且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不同领域，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除了经济平均主义之外，还有政治平均主义、军事平均主义、文化平均主义等。所谓政治平均主义就是极端民主化，这种平均主义思想要求绝对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要平等，不要权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极端民主化思潮，“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都是政治平均主义的表现。毛泽东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罢了。”[4]除了政治平均主义之外还有军事平均主义，军事平均主义这个概念首先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军事平均主义在战略战术上主张分散兵力作战，反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四面出兵，八面御敌，平均用力，不分主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批判王明军事平均主义思想时指出：“‘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着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5]224军事平均主义在进攻时表现为分兵出击，在防御时表现为分兵把守，在退却时表现为分兵掩护，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除了军事平均主义之外，在文化领域还有文化平均主义。文化平均主义表现为人为地贬低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地位，无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提倡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划等号等。文化平均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高峰，譬如交白卷上大学，贫下中农“上大学、办大学、管大学”等都是文化平均主义的表现。除此之外，平均主义还有伦理平均主义和心理平均主义等。平均主义思想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其共同的特征都是追求数量上的相同性，或者表面上的一致性，否认差别的存在和合理性。如果我们仅仅把平均主义限定在经济领域，那么我们对其他领域的平均主义就会失去应有的警惕，任其发展就会进一步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危害和损失。平均主义就其哲学实质来讲是形而上学，是单纯追求数量上的相同，或者形式上的一致，回避或者否认事物的复杂性，不能对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把握了平均主义哲学实质,我们就可以对不同类别的平均主义进行区分，警惕平均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伦理和其他各个领域滋生和蔓延。因此，我们必须纠正把平均主义仅仅限制在经济领域或者分配领域的这个理论认识和研究的误区。

二、关于平均主义是否具有先进性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平均主义是对平等的误解，平均主义从理论上来讲是错误的，从实践上来讲是有危害的，平均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有先进性。因此，平等是我们所追求的，而平均主义则是我们所反对的。但是，还是有部分理论研究者对于平均主义是否具有先进性这个基本的问题仍然存在理论上的误区，认为平均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是具有先进性的。譬如罗玲玲提出，平均主义不可能成为现实，但它却代表了广大农民的理想，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性质。平均主义在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中是最进步和最革命的思想，是一面鲜明的旗帜[6]。作者的这段话至少表明了两层意思：一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平均主义是农民的理想，二是平均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具有先进性的，而且是“最进步”“最革命”的。我们认为，作者的这两个观点从理论上来讲都是难以成立的。无论农民运动提出什么样的口号，农民阶级向往的都是平等，农民阶级希望建立的都是平等的社会，不可能希望建立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中国的农民运动大多数最终走向了平均主义,这是由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所决定的，但不能说在农民运动的一开始农民阶级向往的就是平均主义。而作者所谓的平均主义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同样也是不存在的。农民运动所提出的口号无论是“均平”或者是“平均”，或者是其他都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而只能从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去理解。农民运动的口号之所以在起义初期对农民运动具有巨大的组织和动员作用，也不能说是平均主义的理想在起作用，而是农民阶级建立平等社会的理想在起作用。宋圭武也认为平均主义有利有弊，并且列举出平均主义有利于弱者、有利于受害者、有利于穷人、符合人的本能等合理性[3]。郭德红同样提出，平均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革命的、进步的一面[7]。

罗玲玲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证明平均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先进性，还专门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加以佐证。作者在原文中的原话是这样的：“平均”地产的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它在反对旧的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是“最革命的思想”，是同农奴制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但是，我们查找了作者引用的这段话的原文，结果却大相径庭。列宁的原话是：“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8]列宁的原文明明用的是“平等”，而在作者这里却变成了“平均”；列宁所说的是“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而在作者这里却变成了“平均主义在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中是最进步和最革命的思想”。作者这样说，不仅不是经典作家原文的表述，同时也不能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毛泽东指出：“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去了，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5]652农民革命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还是受到阶级的局限，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作为指导，其中平均主义是导致农民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起义的初期，农民向往的是平等，农民阶级还不能从农民起义的口号中断定出未来社会所实现的以及自己付出流血牺牲所争取的是平等还是平均主义。一旦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在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加以推行，农民阶级从农民起义的实践中意识到离自己的平等理想越来越远，起义对农民阶级就会变得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农民起义距离失败的日期就越来越近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洪秀全在改造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而创造出来的以平均主义为中心的理论纲领。这个理论纲领披着宗教的外衣，反映小生产者的利益，虽然具有动员组织农民参加农民革命的功能，但毕竟是唯心主义的、是反科学的。用带有宗教色彩的理论去组织革命运动是靠不住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当起义取得一定胜利，获得一定物质利益之后，起义军内部就开始分化。忠诚的信仰被对信仰的怀疑所代替，狂热的感情转为冷漠和猜疑，严肃的仪式流于彻底的形式，革命的方向被眼前利益所迷惑，最终导致革命失败。

三、关于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的问题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消除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最根本的是要消除这种经济社会现象产生的经济基础。因此，为了消除平均主义的影响，革命导师对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力求在消灭经济根源的基础上消除思想根源。1931年，斯大林提出：“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朴素的农民‘共产主义心理。”[9]105斯大林一方面指出了平均主义的经济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小农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指出了平均主义的特征是平分一切财富，是简单地追求数量上的相同，否认差别的客观存在。毛泽东对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也有过深刻的揭示，他指出，平均主义的来源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无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是在着重揭示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而不是为了说明平均主义产生条件的全部。因为，只有抓住了经济根源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和根本。连庆忠却对革命导师关于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的论断提出质疑，认为把平均主义仅仅归结为个体农民的思维方式，归结为小农经济的产物，既不能说明平均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也不能说明平均主义存在的原因，从而也不能找到克服平均主义的途径[10]。在这里作者显然没有理解经济根源与平均主义产生的其他根源之间的关系，甚至没有认识到经济根源的决定性作用，把经济根源当作平均主义产生的一般原因来对待。

对于经济根源在事物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有过非常到位而且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的时代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1]我们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的论述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存在的客观实际的，而连庆忠对这个问题的质疑是缺乏根据的，质疑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第一，作者提出，在封建社会产生之前没有出现小农经济的时候，譬如奴隶社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平均主义思想，所以说不能认为小农经济是平均主义的经济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主要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所相对的概念是商品经济，是现代化的大生产。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小农经济不仅在封建社会存在，而且在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那种认为小农经济只存在于封建社会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奴隶社会也存在小农经济，也存在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小农经济在今天的中国仍然与现代化的大生产并存，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因此，即使经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小农经济还是存在的，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完全铲除。所以，连庆忠仅仅把小农经济限定在封建社会，并以此来否定小农经济是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的提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第二，作者提出的第二个质疑是平均主义不限于小农经济的私有者，封建社会的思想家、农民起义的领袖甚至宗教流派也提出过平均主义的思想，因此，平均主义和小农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连庆忠的这个观点也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只要是小农经济存在的地方，无论是哪一类人，他们的思想观念就无不打上小农经济的烙印。即使是宗教也难以摆脱现实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马克思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12]除此之外，平均主义思想的产生还受到思想文化、历史传承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那种认为只有小农经济的私有者才能产生平均主义思想的观念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其理论实质是没有认识到在一定社会中占主导社会的经济形态对思想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四、关于毛泽东与平均主义的问题

美国著名研究毛泽东的专家R·特里尔认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13]。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贯穿着平等观念的主线，平等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毛泽东对建设平等社会情有独钟。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都是在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断地进行实践和探索。救民必先救国，没有国家的独立自主就没有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民遭受不平等的根源。因此，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获得了民族的解放，在国际上取得了主权国家应有的平等地位，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的政治平等地位开始确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顶住外来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保持了国家的独立，赢得了民族的尊严。在取得政治平等的基础上，毛泽东继续为经济平等而努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谓经济地位的平等，不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相同性，而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享有通过劳动占有劳动成果的权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们消灭了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造成的剥削以及人与人的经济不平等。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只是确立了平等的起点，并不意味着平等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要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丰富的物质生产基础之上。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确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是为了奠定经济平等的基础；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努力消除贫困是为了创造实现平等的物质条件。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积极倡行新型伦理关系，确立男女平等、干群平等等新型伦理规范，为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平等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显著成就。但是，也有作者对毛泽东追求的是平等或是平均主义提出质疑。徐伦臣对毛泽东与平均主义的关系提出两个方面的观点：第一，作者认为毛泽东虽然也对平均主义思想进行过批判，但毛泽东缺乏对平均主义思想的系统的阐述和理论总结。第二，毛泽东使用的概念是“绝对平均主义”，而不是平均主义。这说明毛泽东对平均主义设定了范围，并且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平均主义并没有错[14]。

徐伦臣关于毛泽东与平均主义的两个方面的观点，都是缺乏充分事实和理论根据的。第一，关于毛泽东是否对平均主义有过系统研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平均主义思想认识最早、论述最多领导人。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最早提出了反对政治平均主义和经济平均主义的思想，并且指出了平均主义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在红军长征前后，毛泽东又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推行的军事平均主义提出严厉批评。1942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针对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想提出批判。1948年，毛泽东针对土地改革中侵犯中农利益、违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路线的行为，指出平均主义的实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1949年，毛泽东针对农民经济的分散性、实现农业社会化的艰巨任务，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思想。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了头，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5]毛泽东反对平均主义，努力建设平等社会的思想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并且不同时期都有过反对平均主义的经典论述，说毛泽东缺乏对平均主义思想系统的阐述和理论总结的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第二，作者提出的第二个质疑也是缺乏根据的。平均主义的实质就是单纯追求形式上的一致和数量上的相同，没有所谓的相对平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就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就是“绝对平均主义”，二者只有表述上的差别，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辞海》对平均主义就是这样定义的，“平均主义又称绝对平均主义”，这也是理论界长期认可的。因此，说毛泽东是相对平均主义者也是无法成立的。徐伦臣认为的毛泽东使用“绝对平均主义”的提法，似乎就给平均主义设定了范围，好像“平均主义”并没有错，只是不能“绝对”罢了，这显然是望文生义的看法。陈本亮也提出，毛泽东只反对绝对平均主义，而主张相对平均主义[17]。这显然也是错误的。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是有失误的，那就是从追求平等走向了平均主义，这是我们所应该汲取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分配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平均主义现象，一味地主张缩小“三大差别”，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不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打破平均主义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但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中国又由改革开放之前的平均主义社会走向了不同程度的两极分化。邓小平同样指出“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如何破解两极分化这个现实，是我们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之一。

关于毛泽东追求的是平等还是平均主义的问题，温锐提出，历史巨人毛泽东一直研究和重视农民问题，毛泽东推行集体化和农民问题上的严重失误缘于他对平均主义的执著追求[17]。如果把毛泽东搞集体化运动的初衷定位于平均主义，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认为，毛泽东进行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目的是在追求的是平等，而不是在追求平均主义。这里有事实为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迅速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分配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人把它形容为“枯树开花”。但是，小农经济毕竟是一种脆弱的生产方式，经不起风吹雨打和天灾人祸。著名作家李准当年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做《不能走那条路》。这是作家在河北农村通过深入调查而写的一篇反映实际情况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发现在河北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又重新出现了买卖土地的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土地必将向少数人集中，两极分化必将出现。毛泽东提出走集体化的道路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是避免农民两极分化的需要。怎么能把毛泽东倡导计划道路的初衷定位于平均主义呢？不可回避的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集体化确实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这也只能说我们具体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出现了问题，也不能把毛泽东走集体化道路的初衷定位于平均主义。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邓小平仍然把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定位于走集体化的道路[18]335，这个能说毛泽东倡导的集体化道路是搞平均主义吗?

五、关于平均主义和平等概念使用混乱的问题

在研究平均主义思想的过程中间学界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同样一句经典话语，有的学者把它作为平均主义来理解，有的学者把它作为平等来理解，这显然也是自相矛盾的。譬如袁银传提出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提出平均主义思想的是孔子[19]。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伍志燕提出，中国平均主义的代表首推孔子和老子，并且同样引用了孔子和老子的这两句话作为例证[20]。楚颖慧提出，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和老子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都是平均主义思想的最早萌芽[22]。对于孔子的这句话，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道：“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如果按照朱熹的解释，这句话就不能理解为平均主义思想，而应该理解为平等思想。因为孔子讲的是各得其分，不是绝对的平均，是承认差别的，不能理解为平均主义思想。米祖旭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是平均主义，相反，各得其所意味着得其所得，意味着平等[22]。但是，在学界还是有一些研究者把这些经典的话语当做平均主义来理解。

还有袁银传撰文提出的“平均主义的平等观”问题[24]。我们认为，作者的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斯大林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10]314从概念的内涵讲，平均主义和平等是毫不相干的；从价值取向来讲，平等是我们所追求的，而平均主义是我们所反对的；从历史发展的过程讲，平等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平均主义在任何时代都不具有先进性。邓小平指出：“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是共同落后。”[18]155作者提出所谓的“平均主义的平等观”，似乎给人一种误解，好像平均主义也是一种平等，这钟提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以上就是通过梳理新时期以来学界关于平均主义研究的已有文献，对部分研究者可能存在的理论误区所作出的理论分析。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克服平均主义思想研究中的种种误区，是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道路上的羁绊和障碍。当下的中国平均主义思想与两极分化现象并存，越是两极分化严重的时候，越是容易产生平均主义思想的时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重新审视和探讨有关平均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克服平均主义研究中的理论误区，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又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对学界今后研究平均主义思想也具有借鉴意义。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53.

[2]刘明华. 中国平均主义传统成因分析[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1999(4)：63-66.

[3]宋圭武. 平均主义问题之我见[J].甘肃理论学刊，2005(4):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1.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罗玲玲：太平天国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J].毕节学院学报，2008(6)：113-116.

[7]郭德红.论我国历史上的平均主义[J].东疆学刊，1986(2)：13-19.

[8]列宁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17.

[9]斯大林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连庆忠.平均主义经济基础质疑[J].荆州师专学报，1988:11-1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1.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