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冬

在报纸的一角或夹缝登一则招聘广告，而后吸引来大批的应聘者，这在今天的生活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大多数青年仍为不能自由选择职业而深感苦恼，但僵死的人事制度毕竟已经开始松动，至少，那种排斥个人意愿，一切服从“安排”的做法，已经引起普遍的反感。

我也想挤进应聘者的人流，为的是了解他们的种种想法，从中获取新的思想信息。根据今年8月15日北京晚报上的一则消息，我找到了魏公村22号——北京通用技术研究所。

这研究所的环境令我大失所望。南北两个平房脸对脸，中间不足三米宽，人往那里一站，两个平房内的情景尽收眼内。就凭这种条件，十个应聘者得有五个扭头就走。另外，在我看来，它还有几个令应聘者摇头的地方。一、民办，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弄不好有倒闭砸饭碗的可能。二，没有退休工资，只是每月为职工代存其工资数额的20％作退休基金，退休时一次发给本人。三，无公费医疗及子女医药费报销制度。

那么，应聘者们究竟是怎样考虑的呢？

我应先对这个所的由来作一简要介绍。这个所是由几位原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和已从清华毕业的科技人员白手起家创办起来的。创办于1985年——改革的高潮，同时也是“公司迭起”的风潮之中。但他们决没有象有些人似的大饱私囊而后一哄而散，而是扎扎实实地干事情。在很多公司相继垮台的时候，他们反倒站稳了脚跟，逐渐发展起来了，不仅形成了一个孜孜追求事业的团结集体，而且在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颇具特色。

杨所长向我介绍说，他们这次的招聘对象是技术人员、实验员、会计和秘书。8月15日下午4点多，也就是北京晚报发行不到二十分钟，第一个应聘者就拿着报纸找上门了。而后的一个星期内天天门庭若市，应聘者达三百多人，这对一个只有25人的小所来说就算了不起了。

目前他们已经录用了三个人，一个技术人员，一个实验员，一个秘书。我对每一个人都进行了采访。

一位叫呼书秀，24岁，是个落落大方，一看就知道很能干的姑娘。她原来的单位是铁道科学研究院资料室，工作条件很好，安稳、干净、悠闲。作为一个女孩子，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就算很不错了。可呼书秀并不满意。她一向认为自己和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她好强，喜欢竞争，希望生活节奏快，每天有干不完的事。可她所在的资料室二十多人，工作很松散，没什么事可做。闲着可以打毛衣，溜出去买菜，东家长西家短，但就是不能看书。你要是不跟着一块凑热闹，人家就说你清高，就会有人找你谈话说：注意团结。呼书秀觉得，在这种地方待着非但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个性也消磨光了。她决心调离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呼书秀看到了那个招聘广告，于是找上了门。在双方都认真了解了对方的基本情况后，她与所长之间进行了一次生气勃勃的谈话。

所长提醒她：进这个所工作要担风险的，如果我们干得不好，有可能倒闭。

呼书秀回答：这个我清楚，我不怕。如果是我自己无能工作没做好，我可以告退；如果是你们领导无方，我可以尽最大的可能进忠言；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所真的垮了，我相信凭我的能力也能找到别的工作。可能是我的竞争心理太强了吧，我相信改革的趋势决不会让一个有能力的人无事可做。女孩子做事情容易动摇，我不是这样。我觉得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可以从头开始。

工作的外在环境不是很主要的，重要的是内容，好虚荣的人才只注意表面的东西。我看问题一向看实质，不看形式。至于退休金、医疗费等问题我认为天无绝人之路。此不行，彼行；此没有，彼有。再说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所里这么多人呢，他们能行，我不行吗？总不至于去要饭吧。一个人不能因为这些东西的束缚就不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为自己想干的事去冒险是值得的。

呼书秀如愿以偿，她干上了秘书工作。我问她是否真的喜欢这个职业，她说：十分的责任心不如五分的热爱，而她是十分的热爱。她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参与管理。建立技术档案，起草各种文件，掌握全所各个工作环节的情况，要干的事情很多。她自信，不久的将来，她就能向所长提出有益的建议。她说：“我真觉得我的生命和这个地方联在一起了，因为这个事业的兴衰就是我个人的兴衰。”

这位叫辛平的小伙也是24岁，不同的是他在被这个所录用之前已经换了五六个工作单位，看来更“不安分”。

辛平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很想上大学。但母亲不让，仅仅为了怕以后分到外地工作，就强令他上了自己所在工厂的技校。技校毕业后分在本厂设计所工作，一个星期的任务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其他时间整个坐着。辛平喜欢无线电，就天天看这方面的书。在这段时间里母亲也意识到了没有大专文凭的遗憾，便让他考职工大学，说不考就死给他看。辛平遵命考上了，但没有上过一门完整的课，脑子里想的全是无线电线路。他觉得这样实在受罪，学了三个月就退学了，周围人都为他惋惜。后来，他在厂内调了几次工作，越调越不满意。那一段辛平常想：一天一天公式化地过，上班、吃饭、聊天、休息，大好年华就象流水一样过去了，真不甘心。他多次请求调离本单位，但放人的可能一点都没有。他不得不付出最高的代价——辞职，彻底舍弃了国家正式职工的“人事身分”。辞职后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找工作，而是一个人骑车南下，花了36天的时间作社会调查，见世面。从北京一直走到广东的惠阳县。这36天他历尽千辛万苦，但却非常高兴。他说一天所看到的、感受到的，比在北京一年的还多。

这之后他又换了三个单位，之所以频繁更换，主要是为了能搞自己喜爱的无线电。但他没有如愿，因为领导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

他终于发现了北京晚报上的这则招聘广告，他想先去看看。填表时他把简历写得很细，想着人家一定要盘问辞职的事。可别人告诉他根本不用写这些，要写的是技术简历。他更没想到的是，过去虽有无线电特长但只能拧螺丝钉、装水表、搬运东西的他，被这个所一眼看中，给了他高达90分的印象分。至于这个所的民办性质、要担风险等问题，他说这正是他所欣赏的地方。他很赞赏这个所的宗旨——改革一切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最后，已经当上实验员的辛平告诉我说：“我一直渴望自由选择职业，结果绕了一大圈总算绕到了我喜欢的工作。可这一圈是6年的时间呀！”

杜伟是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专业1983年的毕业生，今年25岁。毕业后他分到首都民航维修基地工作，待遇不错。但一年后他辞了职，因为“憋得头上都快长出犄角来了”。辞职是没办法，领导不许他调工作，不让停薪留职，他只好开了这里几十年来干部辞职的先例。他想：改革已为青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有大学文凭，找个生计总不至于困难吧。就在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位锐意改革的公司经理。经理当即出路费邀请他参观本企业，提出：或者帮我们做些事情，成为工作上的伙伴；或者到这里来干，成为同舟共济的朋友，只要你觉得合适，选择哪条路都行。杜伟觉得他头一次碰到这么痛快、开明的人。

他选择了后者。遗憾的是就象很多改革者受到非难、审查一样，这个公司也被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整顿了长达半年之久。他因是辞过职的人，首先就引起了工作组的反感。杜伟则认为：这是传统的对人的管理和现代观念的冲突。再则，他们了解人的办法就是看档案，幸而他的学生档案只有薄薄的几页。即便不是这样，档案又能说明多少问题呢？它是别人对你过去的认识的记录，这些记录中总是渗透着写档案人的观念。

杜伟只好另谋生路了。这时他才发现失去了国家干部编制给他带来的麻烦。他联系了起重机厂、中美合资的中国惠普公司、北京友谊公司等，都因编制问题解决不了而不能录用。一阵奔波之后他坐下来认真想了想，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惜的。他坚信改革必然会开放劳动力市场，重要的是要在机会到来之前抓紧锻炼自己的才干。

他终于找到了选择的机会。通用技术研究所既没有干部编制限制，也无对辞职的偏见，甚至不要求一定调档案。他们看重的是人的实际能力和事业心。杜伟和所领导认真谈了具体工作，最后商订让他搞技术贸易。他觉得所领导很理解他，他喜欢经营管理，同时又没有脱离技术工作。

至于医疗费、退休金的问题，他说：一个现代人总是依赖别人为今后提供什么保障是无能的表现，应该有勇气靠自己的奋斗。我希望我的这种保障以投资或股票的形式来实现。

告辞三位青年出来，我心里很有些不平静。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现代人的素质——在职业的选择上敢冒风险，敢砸铁饭碗。

旧有的体制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依赖心理，什么都等待安排，等待社会和国家提供一辈子都不用提心吊胆的保障。这种体制弄得我们很多青年缺乏自信心，缺乏奋斗精神，怯于竞争，不敢冒险，而且还养成了怨天尤人的坏毛病。与此相对照，上面三位青年的个性显得多么鲜明。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少年气盛，考虑问题不周全，将来就会后悔了。我则认为对个人利益考虑过于长远是中国人的一大弊病。顾虑明天而束缚了今天，使很多人一事无成。这三位青年不同，他们是奋斗今天，创造明天。如果他们齐心合力去奋斗，谁能说他们不能建立起集体医疗基金，不能盖出三间一套、四间一套的房子呢？

有些人对辞职看不惯，不理解。实际上这是在不合理的人事制度下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中国的辞职与西方国家的辞职含义不同，它不仅是辞掉工作，而且是辞掉了“编制”，为再找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这就更需要勇气。不难看出，这几位青年敢冒此风险不是为了赚大钱，而是出于对人的价值更高层意义的理解——发挥自己的才干，不甘碌碌无为。这种愿望使他们勇气倍增，成为冲破现行人事制度束缚的先行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象北京通用技术研究所这样的改革单位，尽管它还比较弱小，但已在多方面显示了优越性。它体制灵活，环境宽松，观念先进。没有铁饭碗和大锅饭反而更吸引志士仁人。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单位与敢于冲破束缚的人们的相互吸引、结合，才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个人才流动的“小气候”。无疑，它们对人事制度的整体改革，将起着重要的作用。（题图：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