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轩　杨亚杰

在长春市二道河子这一片低矮的居民住宅中，裹着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院。院内，拥挤着一圈同样低矮却更为破旧的平房。

五年前，这里是一座被废弃了的仓库。某天，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走进这小院。他在低矮破旧的废仓库中盘桓了很久，之后，就陆陆续续领进一些也戴眼镜或不戴眼镜的青年。

他们在里边干了三年。尽管门口挂了牌子，附近居民却似乎无人理会。直到有一天，有人在这一带转着圈打听：长春工程食品研究所在哪儿？居民们还都茫然地摇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因为三年后，来自全国各地乃至香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寻访者便顺着向导的指点络绎不绝地走进这个太不起眼的小院。因为在这个被称作工程食品研究所的小院里，诞生了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大豆制品——吉林素肉。

美国《经济展望》杂志预言：“未来十年最富成功又最具潜力的商品，将不是汽车，也不是电子产品，而是大豆制品。”此预言能否当真，可由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去作判断。饶有意味的是这个长春工程食品研究所的人员构成：唯一有着工程师职称的中年所长和一群全部毕业于非正规院校的青年技术人员。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国内有不下一百家研究大豆的正式机构，而具有世界性突破的项目，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最简陋的小院里完成？

季汉桥，电大首届毕业生，学机械加工的。进入这个研究所的第一个年轻人。个子不高，一说话就爱笑，是那种日见成熟的男子汉的笑。

刘志海，电大自动化专业毕业，戴一副800度近视镜。与高度近视极不协调的是他的毛手毛脚。他每年打碎一副眼镜，新眼镜配好之前，旧眼镜上又时常须贴以胶布，绑以铁丝，栓以白线。

高中喜，电大电子专业毕业。来研究所之前，在某大厂技术科工作，一毕业就向厂里提出十几条建议，但一条也没被采用，只好天天在办公室闲坐。坐累了就用茶缸敲写字台解闷。

陈林群和高中喜来自同一单位，也是电大毕业，也坐办公室，也无事可干。高调来后，陈去找高了解情况。高说：这个研究所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技术人员，就一个光杆所长。陈听后一拍大腿说：太棒了，就去那儿！

这几个人是先行者。三年之中，陆续有30名毕业于电大、业大、函大、职大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网罗了这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中年工程师、所长宋启文。

宋启文五十年代末毕业于工业专科学校。若干年前，他也曾带过一个攻关小组，在兵器制造上搞出一点名堂。但上面来人照相时，在那产品面前却换上一排毫不相干的人，因为攻关小组成员大都“出身不好”，不能“宣传”。相照完了，攻关小组也散了。大伙儿说：“给谁照相就让谁攻吧。”攻关的人不能照相，照相的人不会攻关。那么多年便稀里糊涂地混过去了。混日子的时候，他以一本《孙子兵法》排遣寂寞。可事与愿违，《孙子兵法》反而刺激了他那潜在的欲望：他想成为一个将才，他幻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带领一班人马，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那未泯的血性去干一番事业。在躁动不安中，他等来了三中全会，等来了改革之年，他创办了这个研究所。

他说：

招兵买马的时候，我就专门要电大业大毕业的。为什么？第一，这些人有很强的进取意识。正规院校只要你考进去了，只要不犯大错误，拿个毕业证不成问题，可电大业大就不一样了。我举个例子：长春——还是不说校名吧——有个业大班，刚开学时教室里坐了五十多人，四年以后毕业了，你猜还剩几个？五个！你说这五个学生的毕业意味着什么？第二，这些人大都有比较艰苦的经历：下乡，当工人，考大学落榜什么的，但他们走出来了。从逆境中走出来和从顺境中走出来，素质不一样。据说美国很多大公司招人时特别注意应征者有无坎坷经历这一条，有，就优先考虑——他竞争能力就不一样！第三，这些人在原单位大都不得重用。在业大学了四年自动化，回厂还让他检铅字。他学的本事发挥不出来，自然就憋着一股劲儿。这股劲儿到我这儿正好释放。还有，这些人都有些实践经验，动手能力强。我需要一批想干事的人来共图大业，他们需要有人提供舞台来施展才能，正好。

这就是他们的舞台：一座墙皮剥落的旧仓库，几张摇摇晃晃的办公桌。

季汉桥说：

“这个研究所对我们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来了就干事，一干事就是上项目。而且你想不干都不行——国家不拨经费，一切全靠贷款，你不上项目，不出成果，吃什么？

“为了来这个研究所，我们许多人都遇到过阻力，亲戚朋友劝阻呀，原单位不放呀，但我们最后还是来了。在大的事情上，人一生总共没有几次机会。你稍一犹豫，它就和你擦肩而过了。在这个问题上，你自己得有准主意。

“话说回来，我们这些电大业大毕业的，没人拿我们的大专文凭当回事，大家管我们叫‘杂牌部队，象样点儿的研究所，我们想进也进不去。”

陈林群说：

“就是把大研究所和这个研究所摆一块儿让我挑，我也要来这儿。研究所越正规，技术力量越雄厚。工程师一抓一把，大学生一挤一堆，项目来了也得论资排辈。我们这号的，要想独当一面地干点什么，等到猴年马月去吧！”

不管别处是不是真得等，反正这里是真不用等。岂但不等，简直就象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头上驱赶：这里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你爬起来就去上班，半夜回家是常有的事；这里不享受国家规定的每周休息一天和逢年过节的例假日。你有事请假好了，反正研究所项目搞不出来是不休息的。

“搞不出成果咱就得解散！”这是这伙年轻人的一句口头禅。高兴的时候说，发愁的时候说，累得不行的时候也说。一句话，所有想表达的内容都在里边了。兵，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宋所长读过《孙子兵法》！

他们选定的研究项目——大豆仿肉制品，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从搜集国内外情报信息，查阅有关资料文件到确定课题，竟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从人类膳食结构的发展变化看，用植物蛋白补充直至取代动物蛋白，已为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所断言。而植物蛋白的最好载体当首推大豆。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居于领先地位，国内也不断有仿肉制品出现。但人们目前所见到的素肉，或是未脱传统豆制品的窠臼，或需与肉合成后食用。两种产品在色、香、味和营养价值上均不理想，因此难以推广。仿肉制品的研究，需要食品和机械的结合。但往往搞食品的不懂机械，搞机械的又不懂食品，在这个结合点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空当。他们决定利用这个空当，“来个异军突起”

（宋所长语）。

异军突起当然不是一件容易事。经历了第240次失败之后，研制组所有七名成员便不再回家，统统住进了那间仓库。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枕头，他们裹紧衣服，横七竖八地躺在办公桌、沙发和长凳上。

宋所长横竖睡不着。他负责烧锅炉。锅炉连着自制的土暖气。长春的冬夜很冷，得不断地给锅炉加煤。两次加煤的间隙中，他就靠在一张折叠椅上，抽着烟，望着自己的部下。

高中喜那条腿老往陈林群胸口上压，压得陈林群直说梦话，隔一会儿所长就得去搬动一次。王晓博已经两次从长凳上滚到地下，滚下来又懒得爬上去，所长两次连扶带拖使他归位。崔复滨一累了，睡觉就流口水，下午试验的那个美国配方中加了色素，吃得小崔到夜里口水还是红的，得垫块毛巾，免得弄脏了新羽绒服。季汉桥醒着总笑，睡着了反皱着眉头，据说他已经两次和女朋友失约，人家要跟他吹了。所长想，抽空得把那姑娘找来做做工作。刘志海的老婆孩子住进了同一个医院，一个躺在三楼，一个躺在二楼，医院要求两边都得有人陪住，可两边都没人，因为刘志海躺在这个办公桌上。所长想，明天是不是花钱从社会上雇两个人去陪住？

这又想到了钱。所里已改成两个月一开支了，两个月发一个月工资，这帮小青年钱够花吗？光够花也不行呀，正是成家立业的时候，谁不得攒点儿？想弄钱也不难。那个请来帮忙的临时工，偷了所里一点儿研制情报卖给杭州一个单位，不就得了一千五百块吗？那个帮忙的临时工才掌握多少情报？要卖的话，这研制组的七个骨干哪个不能赚个万儿八千的！但是没人干这种事，不是为这个来的呀！宋所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胃又开始疼了。他摸出一瓶胃舒平，一口吞下四片。胃舒平已经不灵了，得尽快给北京的老同学写信，请帮忙买点儿荷兰进口的胃得乐来。这屋里的七个人，已经有四个得了胃病。“以为人类研制高营养的美味佳肴为己任的科学工作者，眼下迫切需要治疗胃病的特效药——胃得乐”——给老同学的信，是否就这么开头？

宋所长把衣服裹裹紧，站起身，又给锅炉添煤去了。

四天四夜以后，吉林素肉第241次配方完成。

季汉桥说：

“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时候，光灯丝就试验过五千种材料，一样不行再换一样，连竹子都试过！”

刘志海说：

“人家说电大业大毕业的不行，你怎么分辩也白搭。你就闷头干，你干出模样来，他就没话说了。”

宋启文说：

“科学试验不以成败论英雄。成功者不一定就比失败者高明。我们注意的是成功或失败本身的必然性，我们只追求成功。”

三个月后，第一批定型产品完成。此产品送去参加1985年全国食品机械展销会，一炮打响。

成功到来了。国内十几家报刊先后报道了吉林素肉研制成功的消息。《中国青年报》登了头版头条，消息题目为：品尝误作罐头肉，大豆食品可乱真。《东北科技报》率先指出该产品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三个突破：全脂大豆组织化；不用化学添加剂；廉价方法去除豆腥味。中央电视台《科技与生活》节目编制人专程到长春赶制了专题报道。国家专利局为其颁发了两项技术专利，国际专利（最高级）也正在申报中，国内外闻风赶来洽谈技术转让的厂家、客商几个月之内就达七十余起。

对于这个小小的研究所来讲，这成功着实巨大；从这支由电大业大毕业生组成的杂牌部队来看，这战绩着实辉煌。用国内一位大豆专家的话说，吉林素肉的研制成功，可称为大豆制品的一场革命！

成功后的他们又怎么想呢？

宋启文说：

“我们的着眼点是全世界。我们将推出大豆系列工程食品，吉林素肉只是整体计划的第一步。这些年，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人们已经见得多了。我们要做的是输出技术，包括向发达国家输出。不光技术，我们还要派出专家，还要向外投资，我们的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我们的系列食品的生产加工厂。我们已经着手作力量上的准备。”

季汉桥说：

“别人说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承认，憋着一口气让你承认我们行。现在都说我们行了，我们自己反倒觉出自己不行来了。干然后知不足，越干越感到自己的不足。不足怎么办？只有弥补。一边干一边弥补。现在我们这儿学习气氛很浓，学理论，学外语，学管理，还学社交礼仪。我们都明白，事实上，从我们进入这个小小的研究所那天开始，我们就已经投身于一项大事业。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不就是生产饮料的嘛！”

关于文中主人公们的介绍，到此打住。末了，再摘录一段1986年5月20日《长春日报》上的文字：

本市有近千名五大（电大、业大、函大、职大、刊大）毕业生积压在市人才交流中心的档案库中，等待交流。他们在原单位不得发挥所学专业，而用人单位又大都不愿接收。人们认为这些五大毕业生“水平低、基础差”，称之为“杂牌部队”……这些人才的交流已相当困难。

本文介绍的情况同报载的现象发生在同时同地。

（龚威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