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

我真是，到了新疆，才知道天山绵绵数千里，才知道这座青色的屏障把新疆拦腰截成两半——南疆和北疆。我们坐的丰田牌越野车跑呀跑，跑了好几天，我问：“这是什么山？”人家说：“天山呗。”翻过天山往西走，快到了边境上，我又问：“这是什么山？”“天山呀！”噢，天山，怪不得人们要那样赞美你。一个月后我跑遍了南疆北疆要离开你的时候，我才真的知道了，在你的脊梁上，你山脉的两侧，你雪水浇灌得到和浇灌不到的地方，到处都是忠实于你的儿女。他们的生活不同寻常，内地青年不熟悉，我过去也不熟悉。但我今天知道了一点儿，就很想把它讲给人们听。

风告诉我

说是要到中国最西北端的、距苏联只有咫尺之遥的阿拉山口气象站，我们都兴奋不已。而司机们却直担心阿拉山口的风会把车阻住，过不去呢。我们不信。待我们走过一段山貌诡谲，风声如怪兽哭嚎般的地域后，都不吭气了。司机们反倒高兴地说，还好，风不大。

前方是一片荒凉的戈壁，似乎永远不会有生命。过了不知多久，突然，一座极美的白色建筑物出现在地平线上。我们欢呼着说这简直是奇迹。可以想象，在经过了这样的旅程之后，看到一位穿玫瑰色柔姿纱上衣的姑娘笑盈盈地从白房子里走出来时，会觉得她是怎样的光彩照人。

这里差不多全是她这般年纪的年轻人，刚从气象学校毕业的。他们总爱给我们讲风的故事。

我在听一个小伙描述他第一次遇见大风时的心理经历：

“我在屋子里根本坐不住，那风叫得你心惊肉跳，好象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似的。我怀疑整个楼里只有我一个人，就在几间屋子里不停地串。其实大家都在，都瞪着眼睛不出声，女孩子还抹眼泪呢。”

现在嘛，谁也不哭了。想想看，这里七级以上的大风每年平均164天，要是总哭，哪有那么多眼泪呀。

我们看到了那个灵敏度极高的测风仪。一位观测员透露说：风速每秒40米是12级大风，可我们这里达到过55米／秒，刮得石头满地跑，你们自己算算是多少级！要是在观测时间，赶上这种风，我们也得出去。

他们真赶上过一次。6个人分成两组，从白楼的西门向正南20米的观测地点走。第一组刚一出门就被风摔在地上，爬起来手挽住手走，踉踉跄跄的，好象是进，又好象是退，弄不清在什么地方。待他们撞在东门的铁栏杆上时，才发现一米也没有前进。第二组遭遇相同，就象事先约好了要在东门会合似的。后来他们到底还是把气象数据拿到了。至于用什么姿势，怎么过去的，留给人们去想象吧。

我注视着那几个应该说长得挺美的姑娘，我真想问问她们，这样不得天天洗头吗？能享受到热水浴吗？得用多少抗皱美容霜？不过我没有问，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问。

地球，你好！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部边缘。

“死亡之海”赠给我们的第一个礼物就是酷热。没处躲没处藏，石油井架裸露在沙石地上，驻地帐篷里的床铺烫人，电扇吹出的风都是热的。好在有西瓜，不然够呛。

这个井队全是四川人，我眼前这位年仅26岁的地质组长小袁自然也出生在天府之国。

“我父亲就是搞地质的。”小袁一笑，“我从小就听他讲野外遇险的事，觉得很有趣。后来我报考了成都地质学院，写信给在甘肃的父亲，你猜他说什么？”子继父业呗，我觉得答案明摆着。“他说你千万别搞地质，你不知道有多苦。”小袁又一笑，“可我还是搞了。”小袁他们这个井队一直在四川找油，属西南石油地质局，和新疆全无干系。1984年10月30号，地矿部发来一个电文：××井队进疆，参加塔北石油会战。你说，就这么一夜之间的事！

从小看惯了绿色的人，这回可充分发挥了想象力。春风不度玉门关，那里什么什么都没有。东西要尽量带得全，别饿死，冻死。连辣椒和榨菜也得带够吃一年的。我和小袁都笑了起来。小袁指指床底下堆的西瓜说：“不是什么都没有，夏天我们不喝水，就吃它。实在太热了，还可以钻进‘猫耳洞。”我惊奇极了，这里还有“猫耳洞”？原在是在帐篷中间挖一个方方正正的坑，把床放在里面，挺凉快。不愧是和地球打交道的人，要么钻眼，要么挖坑，真行。

后来我在离准噶尔盆地不远的萨尔托海矿区见到了比这更有水平的“猫耳洞”——地窝子。这房子大半在地下，小半在地上，不夸张地说，如果地质队员们都隐藏在地窝子里，这里就象一座被沙石掩埋了的历史废墟。可你一走进地下，眼睛就要发亮了：日光灯、摞得老高的书、摊在桌上的绘图、笔尺。看这副对联：“学为上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还有地窝子附近的那座山，真不得了，地质队员们用白石头在那上面拼了四个大字：地球，你好！我和同伴爬上了山顶，比那四个字还高，觉得自己帅极了。我说：“听说黄宗英要在这里拍电视，肯定要拍这座山，咱们先大喊三声吧。”

“喊什么？”

“地球你好。”

“预备——齐！”

“地——球——你——好——！”

雪的童话

雪埋住了一切，这条公路，公路上被阻住的几百辆车，以及路边的两排房子。别不相信，告诉你，大风雪刮起来的时候，两米以外看不见人；风住了，雪深3.5米。要想进大门*，就看准了位置，闭住眼睛硬往雪里钻，钻出一个洞洞，人就进去了。

我们在盛夏时节听老风口道班的人们讲上述情景，就象听安徒生童话。

我特别关心那被雪埋住的几百辆车的命运。人们让我去找一个江浙口音的推土机手。唔，典型的南方人，挺瘦的。我极力想象着他和风雪搏斗的场面。

“那年积压了五百多辆车，一辆挨一辆望不到头。我们用推土机把它们从雪里拉出来。前边看不到路，翻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有人在下面当向导，可又得当心别被风刮没有了。我拉了三天三夜，累坏了。记者要给我拍照，我说：别照，有这点时间我还能多拉一辆车。我摇摇晃晃到厨房去找饭吃，看见炊事员——两个小姑娘累得靠着案板睡着了。我鼻子直发酸，真难为她们了。她们不停地做饭，不是光给道班的人，而是所有的司机和旅客。看见我们道班的大门了吧，木门框漆得油亮，可当时连门框都挤没了。旅客们一窝峰地向里挤，求生存的本能嘛，可以理解。我们把所有的房间都让出来。一间房子能塞那么多人，你简直想不出。我们的床被压断成了好几块，被子也早不成样子。唉，没什么，只要大伙别冻死饿死。两个姑娘一屉接一屉地蒸馒头，还得扯着嗓子喊：‘小孩半个，大人一个，请大家互相照顾！嗓子全喊哑了。看到这情景，我扭头又出去了，心想非得再多拉几辆不可。”

我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忙问：“你在这个道班干了多少年？”

“15年。”

噢，15年，15个雪的童话里没有的故事。

把名字刻上石崖

我想象那座刻着很多人名字的山一定很高，那场面一定很壮观。战士们告诉过我：“只要有石头，石头上就有字。”那是凡是在神仙湾哨卡驻守过的战士在离别它时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刻下自己的名字和心愿。

喀喇昆仑雪山的深处，没有炮火也没有喧闹。除了他们自己，方圆200公里没有人烟。如果说有生命，就是那几只老在山顶盘旋的乌鸦。乌鸦一般黑，黑得看不出模样。可战士们却能把它们分得清清楚楚，这个叫“玛丽”，那个叫“约翰”，绝不会混淆。

站岗，放哨，巡逻，立在山头注视着异国的土地。生活平静得象天池的水。当然也不尽如此。看，战士们自造了一个冰冻乒乓球台。其光滑度大大超过国际标准。要不是地方太小，他们还不知会弄出什么名堂。

生活中也曾有过悲壮的一页。看过电视剧《兵车行》吗？那就是取材于神仙湾哨卡。不过据我所知，象那个女医生上哨卡治病的情况极少，没有这种条件。多是靠“电报会诊”，医生根据山上发来的电报诊断、开药，再托顺便车把药捎上去。但有一次没有。一个战士在作战演习中晕倒了，连长和班长抱着他坐车下了山。后来全班的战士也赶来了，轮流抱着他，呼唤着他。兵车行，兵车行，他死在兵车之中。

他没能在那座山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但战友们会替他刻上的。爬上去，喘着气，用很多很多的手，把它刻下……（题图：龚威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