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辰

沈尹默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擅长日体诗词，著有《秋明集》二册，上册收一九○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所作旧诗三卷，下册收一九○五年迄一九二八年间所作词一卷，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由“北京书局”印行。这些诗词，不主一家，述事言情，纯真自然。在五四运动初期，他也曾写过新体白话诗。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一期开始出现新诗，作者三人，诗九首，其中便有沈尹默的三首：《鸽子》、《人力车夫》和《月夜》。以后他继续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新诗，到一九二○年一月七卷二期发表《白杨树》和《秋》二首为止，他共创作了新诗十七首。这些诗有的在意境、句式和音节上，没有完全摆脱古乐府和词曲的影响，但如《月夜》、《三弦》、《公园里的“二月蓝”》、《生机》和《秋》等都是好诗，《三弦》一首，更是传诵一时的名篇。他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诗人之一，可惜不久以后，他即长期专力旧体诗词的写作，我们不再见到他的新诗了。

沈尹默的《秋明集》，绝版已久；他的新诗为数不多，不能结成专集，现在的读者和新文学史研究者只能去翻阅六十多年前的《新青年》杂志，很是不便。因此，书目文献出版社将沈尹默的新诗和旧体诗词编为《沈尹默诗词集》出版(一九八三年三月)，就很值得欢迎。此书内容分新诗、秋明诗、秋明室杂诗、近作诗四首、秋明词、近作词七首六个部分。新诗收《新青年》所载全部十七首(另羼入旧诗一首不计在内)；秋明诗即《秋明集》上册旧诗部分；秋明室杂诗收五言古诗五十九首，是一九四○至一九四八年间之作，一九五○年六月作者自辑为一卷；近作诗四首，其实不只四首，乃四题十二首，有纪念鲁迅先生的五律一首、七绝六首，皆解放后所作；秋明词即《秋明集》下册词辑部分；近作词七首，也都是解放后的作品。书前《出版说明》中说：“为使读者了解全貌，我们对沈尹默的诗词作了较全面的搜集。”又说：“对旧体诗词进行了标点，对个别文字、编排顺序等作了必要的校正和调整。”从全书总目和说明看来，似乎相当完美，可是一经细读，不仅内容缺略，而且在体例、校勘等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

首先是搜集不全。从上述《秋明集》和《秋明室杂诗》所收旧体诗词的写作年代来看，似乎沈尹默在一九二七年后至一九四○年前这一段时间里，没有写过旧诗；在一九二八年后至解放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再写过词。事实自然不是这样。我曾经见过一本杨公庶编的《雍园词钞》，内收叶、吴白、乔大壮、沈祖、汪东、唐圭璋、沈尹默、陈匪石八家词钞九种，沈尹默即有二种：《念远词》和《松壑词》。前者收一○二阕，后者收七十一阕，都是抗日战争时期流寓蜀中时的作品。杨公庶在《词钞》序中有“诸家惠章，先后不时，每得一集，辄付手民”等语，可见这两部词集是作者亲自编辑寄出的。集中诸作，仍保持前期清新自然的风格，而经过乱离，优国怀乡，伤离念远，表现出深厚沈郁的感情，题材也较前广泛。《秋明词》中都是小令，这时也填《莺啼序》这样二百余字的长调了。象这样包含一百七十多首词的两部集子而竟付之缺如，怎能说已“作了较全面的搜集”，又怎能使读者了解“全貌”呢？《雍园词钞》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印成，虽是私人印本，数量不多，但既非天壤孤本，辑印时间也不算远，稍加调查访求，就不致有遗漏之憾。至于旧体诗，在《秋明集》以后，我没有见过专集，但肯定在本书所收之外，还有一些佚诗，记忆所及，如一九三九年和知堂《禹迹寺》七绝二首，一九四一年作《寿沫若五十》五律一首，一九五四年题沈祖《涉江词》七绝五首，就都没有收入。我相信，倘若多翻查一下旧报刊，是还会有所发现的。

其次是体例不善。(一)本书第一次将沈尹默的十七首新诗集中起来，这是一个特点，可惜在编排上很不妥贴。这些诗在《新青年》上发表时，每一首后都无写作年月，因此不可能用编年的方法；又都是白话的自由诗，并且只有寥寥十七首，也不可能用按体分类的方法。这样，除非作者本人别有解释，否则只有据各诗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时间先后来编排，才是惟一合理的办法，但我们将本书目次和刊载这些诗的《新青年》各期一加对照，就知道它不是按照杂志发表先后排列的，如沈尹默第一次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同时发表的《鸽子》、《人力车夫》、《月夜》三首，在本书中被分割开来，《月夜》列为第一首，《人力车夫》列为第十三首，《鸽子》列为第四首，与别卷别期发表的其他各诗，颠倒错杂，令人不明白是什么用意。也许这就是《出版说明》所说的“对编排顺序作了必要的调整”吧，但编者毫无一语说明“调整”的理由，真不知有何义例可言。(二)按一般辑书体例，每首之后，应保留写作年月或注明出处。沈尹默的这些新诗，完全可以一一注明原载《新青年》何卷何期，但本书都无一字交代。这样，就使研究者不能据本书所载来评论它们在新诗发轫期的地位和作用，减少了“研究资料”的价值。同样，《秋明诗》和《秋明词》，即《秋明集》上下册，早在一九二九年已经出版，本书编者在书前书后也不作任何说明，好象从来没有这个集子，而是这次编印《诗词集》时新收集起来的。《秋明室杂诗》后有短跋，说明系作者自行录存的，但不知曾否印行或在何处发表，本书也未注明。此外，近作诗十二首和近作词七首，大都在解放后的报刊上发表过，而本书编者也一律不加介绍，使人不知其所从来。(三)旧体诗《秋明集》原分三卷：《即时偶占二首》至《鹦鹉前头作》为第一卷；《春日感怀》至《见平伯致颉刚信述雷峰塔倾圮事因题》为第二卷；《杂感》至《题鸭涯草堂诗集》为第三卷。作者如此分卷，自然有他的用意。不知何故，本书编者却将三卷混一起来，不复分卷，改变了原书的结构，这显然是不符合作者自己编集时的原意的。

再次是内容重复。本书在新诗部分，收有悼苏曼殊的《刘三来言子死矣》一首，这分明是五言古诗，作者已将它收入《秋明集》卷二中。大概因为这首诗曾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六期登载过，便和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新诗一道被收进本书新诗部分。于是，同一首诗便出现两次。不知《新青年》在提倡新诗以后，并不一般地排斥旧诗，间或也会出现一、二首的。刘半农编印《初期白话诗稿》，其中也有《刘三来言子死矣》的手稿，这并非刘半农认为这是一首白话诗，而是因为刘半农收藏的《新青年》发表过的白话诗稿中，连带着保存了这一首，因而也被印入这部诗稿。本书《出版说明》也指出《刘三来言子死矣》是旧体诗，但又说：“此诗除旧体诗部分收录外，新诗部分也予录存，以便读者参照研究。”这真使人不解：同一作者所写的同一首诗，叫人如何“参照研究”呢？这一首重出的诗，除了两处的标点符号各不相同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供“参照研究”的了。

最后是点校不精。《秋明集》卷一有一首诗的题目竟是如此标点：《寒雨催秋重阳近矣，即时感怀与星姊联成四韵，寄士远、南浔、兼士、东京》，这诗是沈尹默寄给他在南浔的哥哥沈士远和在东京的弟弟沈兼士的，应标为“……寄士远南浔、兼士东京”，而本书编者，却把人名和地名用顿号断开，平列起来，好象南浔和东京也是沈尹默的兄弟辈似的，真令人奇怪。至于“寒雨催秋”、“即时感怀”之下，是否应加标点，就不必说了。在近作词部分，《水龙吟》(吹开头上乌云)、《水调歌头》(八十逢重五)、《沁园春》(一柱擎天)诸词，上下片之间，本应留一、二空格，以示乐调变换，但这里都未空格，连成一片。至于错字，也有不少。如新诗《小妹》中有这样一节：“人力车上坐着一位青年的女子，他用手帕托着腮，——认得他是谁？仔岁着来，却不是你。”试问这“仔岁着来”如何讲法？原来是“仔细看来”之误。又如《刘三来言子死矣》中的“寻常觉无用，当此见风力”句，“寻常”误为“绍常”。(此指新诗部分，“参照”之下，旧诗部分不误。)近作词中，有一首《沁园春·偶读刘复村我梦见君词即用其韵赋此》，题中“即用”误为“改用”，不知“改用其韵”与读某某词有何关系？正文“迁客多忧，劳人易感，不写风诗即赋骚”，“风诗”被误成“风韵”；“不数汉唐，即今欧美，敢与神州试比高？”“即今”又被误为“而今”，等等。这一首词，书中还有影印手迹可资辨认，而错字竟如此之多，真是出人意表！

在中国新诗运动中，沈尹默是一位前驱者。当新诗遭受攻击、还未被普遍承认的那些年代，一个惯于写作旧体诗词的人，毅然出来用自己的写作实践，倡导和支持了新诗，这是需要识力和勇气的。他的新诗虽然数量不多，但艺术上有相当的成就，历来受人重视。北社的《新诗年选》、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都选有他的作品。至于旧体诗词，造诣较高，尤其是词，在最近数十年词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可惜他的作品，无论新诗或旧体诗词，现在都不易看到，这对于诗歌爱好者和新文学史研究者都是很不便的。编辑、出版一本较为完美的沈尹默诗词集，实有必要。基于这种愿望，我们对书目文献出版社编印的这一本提出上述种种意见，不知在该书再版增订时能略供参考否？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一日

(《沈尹默诗词集》，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第一版，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