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国

兼评科瓦廖夫《文学创作心理学》

文艺心理学应该有怎样一个结构体系，文艺心理学与哪些相邻学科发生密切联系，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目前还都没有定论。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型(paradigm，或译范式，规范)，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据此，他认为，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许多学科尚处于前范型(preparadigmatic)阶段。库恩的这一观点，尽管招致了心理学等学科专家的不满，但另一方面，它却促使人们去关注和检讨自身学科的范型。如果说，认为心理学尚处于前范型阶段有失偏颇的话，那么，说文艺心理学尚处于前范型阶段，大体还是允当的。最近读到苏联人科瓦廖夫的《文学创作心理学》，这是一本试图对文艺心理学进行宏观研究的专作，读后有所启发，想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和《读书》一起，略尽加强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呐喊之劳。

文艺心理学的结构体系问题

科瓦廖夫的这部著作开宗明义就指出：“文学创作心理学既研究作为反映现实特殊形式的艺术创作过程本身的规律性，又研究读者和听众感受和理解艺术作品的规律性。”笔者认为，把创作的心理过程看成是作者和读者双向交流、协同活动的过程，是颇有见地的。但这样认识还不够，对欣赏心理的研究不能仅仅隶属于创作心理的研究，它有自身的规律，应该有它自己独立的地位。

科瓦廖夫的这部著作还从四个方面具体讨论了文艺创作的心理特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的特殊过程(完整性、具体性、形象性、情感性，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作家的个性和创作；文学的才能；创作过程的基本阶段。应当说，它把握了文学创作的主要心理内容。但如果我们深究下去，划分这四章的依据是什么，四章之间的内在联系怎样，又不能不感到若有所失。

认识从感知开始，但文艺家的感知绝不同于一般的感知。他们不单是用眼看、用耳听，而是用整个身心去听、去看。在他们的感知中孕育了感情，沉淀了理智，体现了个性。格式塔心理学派对心理学有一个最大的贡献——知觉整体性的发现。他们研究证明，人的知觉绝不是被动的感知和解释活动，而是综合了人的期望、动机、情绪、兴趣、态度等高级心理内容。格式塔学派确实忽视了人的知觉水平的差异，但用来说明艺术感知倒是完全适合的。

当某种感受与文艺家原有的心理结构相统一的时候，他们便会调动潜存的情绪体验、知识经验、表象记忆，进入“陶钧文思”的形象思维阶段，也就是以表象的分析与综合、联想的扩张与收缩、尤其是以创造性想象为主线的，常常有灵感性顿悟出现的，溶形象、情感、理智于一炉的“具象运动”过程，同时这也是高度集中的“凝神极思”的注意状态，这整个过程是文艺家反映生活的“内化”阶段。如果这样的分析符合事实，那么，艺术感知、具象运动、形象、理智、情感的相互关系，作家的注意心态就构成了讨论内化阶段的自然环节，以后便是使内在的形象对象化的“外化”阶段。当然，内化和外化是互相渗透、有时甚至是无法分离的。在创作的外化阶段，除了形象、情感、理智的因素外，意志因素又突现出来。《文学创作心理学》则完全忽视了意志这一点。事实上，意志是贯穿外化过程始终的。首先，创作过程中，常常会碰到自己创造的形象违背自己的态度和预想的情况，这就面临着是让它走自己的路，还是把它扼死在摇篮之中的痛苦抉择。这里显示出自制性的意志品质；其次是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转化的困难。正如《文心雕龙·神思》揭示的：“方其搦笔，气倍辞前，暨乎成篇，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创作的成功往往要经历“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艰辛历程，往往免不了有战胜挫折所带来的丧失信心的心理障碍的历史。这就需要有坚持性的心理品质；再就是芟繁就简的困难。文章皆心血凝成，故敝帚自珍，“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要大刀阔斧，象欧阳修那样，“环滁皆山也”，以一当十，就需要有果断性的意志品质。所以，创作意志，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转化的心理过程，语言技巧的心理因素，也理当列为创作心理学的重要内容。

形象、理智、情感、意志在创作过程中并非孤立地起作用，它们凝结在一个人的个性中。这样，综合考虑个性特征与创作的关系就十分重要了。《文学创作心理学》把个性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世界观、人生观。作者详细地讨论了世界观形成的心理基础，以翔实的文艺史料论证了世界观与创作的相互关系，为创作者的“自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地位。第二层次包括性格(如内倾外倾)、兴趣、能力、气质、早期经验、知识结构、认知、情感、意志特征等，它们决定着作者的创作题材、方法；影响作者的描写手法，甚至修辞风格、成品速度等等。这就告诉我们，根据自己的个性扬长避短，对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样，探讨创作与个性的关系无疑就是文艺心理学的重要任务了。

欣赏和创作有所不同，在心理上正好是创作的逆向过程，是把文字描绘转化成鲜明生动的现实现象和现实画面。但就其心理因素说，却又大致相同。它也是审美感知，审美注意，具象运动的知、情、意水乳交融的复杂过程。《文学创作心理学》从心理上把欣赏分为感受和理解两个阶段。感受是溶理性于感性，化想象、感情于直观，积历史于现实的“审美直觉”。理解则是“思索所感受的事物并对它进行理性的改造过程”。它一方面是对作品的再感知，是情绪的再体验，自然也就更精细更深刻，一方面也是理性的再渗透，是形象向抽象的逐渐过渡。这种过渡可能由于年龄和思维水平的不同，表现出四种不同水平：外部特征的综合；外部特征的分析；内在特征的综合；内在特征的分析。当然，分析和综合并不截然分开。

与对创作心理一样，《文学创作心理学》也特别指出了由于欣赏习惯、欣赏倾向性等的不同，对不同作品会有各自的态度，甚至对同一作品产生相反的评价。这就产生了一个需要大大阐扬的问题：研究欣赏心理的目的，一是为培养欣赏能力，提高欣赏水平服务，二是通过对欣赏、对创作心理反馈作用的了解，调节创作活动。那么怎样实现这样的反馈和调节呢？自从文艺批评从本世纪起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后，人们就日益重视批评在创作和欣赏之间的中介作用了。文艺批评既不可能象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完全是被动地接受作者给定的东西，阐释只是努力回到作者的本源”；也不可能全然不顾及作者所给予的内容，只“注重对作品意义的创造”。批评必定是有所见，而又有所不见。所见者是和批评者心理结构相容的内容，所不见者则是和批评者心理结构不相容的内容。鲁迅不是说过么：《红楼梦》“单就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心理结构、心理倾向、个性特征的不同会严重影响对作品的评价，这在刘勰就已颇有认识了。《文心雕龙·知音》里说：“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批评除受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外，还明显受社会舆论的暗示。对受到社会好评的作家作品，往往予以宽厚的赞扬，而对于“无名之辈”则可能提出苛刻的要求。这已有心理学的实验为佐证。因此，研究各种心理因素对文艺批评的影响，理应予以重视。所以，在创作不断丰富，欣赏更加普及，批评日益发展的今天，创作心理学、欣赏心理学、批评心理学，在文艺心理学的体系中，应当齐头并进。

文艺心理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几乎每当心理学与相邻学科结合出现一个新的分支时，都要发生这样的争议：是以心理学为结构基础，还是以另一学科为结构基础。争议的结果也几乎总是倾向于以心理学为结构基础，同时兼顾另一学科的结构特征。想来文艺心理学也不例外。科瓦廖夫此书肯定了这一点并讨论了创作心理学与艺术哲学指导和补充的关系，讨论了和文艺学相互依存的关系，还讨论了与它的基础——生理学的关系。明确上述关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着这些学科的共同发展，它们的相互联系将越益引起人们的兴趣：分化的结果必然是更高基础上的综合。

那么与文艺心理学有关的学科是不是仅此而已呢？并不。它还与另两门学科发生联系，而联系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密切。这就是民族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如果不研究文艺心理学与它们的关系，创作、欣赏、批评的许多心理规律就无法揭示。

普列汉诺夫曾经专门探讨过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他在《没有地址的信》中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决定的。”民族心理渗透在作家的心理结构中，投射到文学作品来。荣格的“原型”理论把这种投射看做是潜意识深处沉淀的种族记忆，是种族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心理遗产。作家不能不受到这种带有普遍性、共同性的集体无意识的影响。每个作家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情节和手段叙述同样的故事，描写同样的主题，即呈现“原型”。也正因为这样，作品中原型的含义和力量，比个人的心理经验更丰富、更深刻、也更具有感染力，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同时，文艺作品又成为民族记忆的“遗传”途径，强固着一定民族的审美心理。我们认为，这一理论是值得借鉴的。拿绘画来说，中国的绘画传统是乐山乐水，讲求含蓄寄托，崇尚空灵之美，强调形神俱妙，重在追求意境的艺术效果。形神与情思相结合的艺术作品，为中华民族大众所喜闻乐见。而欧洲则深受古希腊“摹拟自然”的美学观影响，重视人体的表现，注重形似，力求逼真地再现人物，更美地再现人物。由此可见不同民族文化心理分野之一斑。就是同一民族，由于阶层、职业、修养等等的不同，也会出现审美心理的差异。甚至地域的不同，也会成为差异的原因。如元曲就有南曲和北曲之分。清人魏善伯说：“南曲柳颤花摇，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玉落盘，北曲如铁马金戈。”它也会逐渐成为文化心理遗产，承传于后代。但总的说来，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是大致相同的。既然民族心理客观存在，既然民族心理对文化心理的影响客观存在，研究其间的现象和规律，就是文艺心理学无可推诿的责任。

不过，我们既要看到民族心理的聚积沉淀，以便发扬我们民族固有的文艺传统、文艺风格，创造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又要看到民族心理的氤氲演化。这种氤氲演化表现为对外民族文艺内容和形式的兼容并包，表现为一种相容性。这也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既是历史的继承，又是社会新潮流冲击的产物。比如五四时期的新诗、新小说、新戏剧，引起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萌动翻新便是旷古空前的。今天，各种文艺样式的节奏、色彩、意象等给我们的传统心理习惯带来的新冲击恐怕也是不可低估的。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则是推动时代精神发展的最深刻的原因。

心理传统，心理结构，时代精神曾经使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伤透脑筋，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激烈争辩的战场。但这绝难成为回避这个问题的理由。恰恰相反，要开拓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就应当勇猛地向这块至今还很少有人耕耘的沃土进军。

文艺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

一门学科能否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能否取得长足的发展，方法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文学创作心理学》也专门讨论了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心理的方法，指出：由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是非常复杂、隐秘的，因此研究其创作过程只能采取迂回的道路，进行间接的研究。比如客观地偶然地观察作家在创作时的行动和活动，分析作家口头的或书面的论述。这自然是有道理的，这种方法将来还会长期采用。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从亚里斯多德的《诗话》到丹纳的《艺术哲学》，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不可不继承。科学的认识方法主要是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就是通过考察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和认识事物的历史进程揭示其规律的方法。清理这笔文化遗产就是历史方法的具体运用。在我国文艺批评的浩瀚典籍中，如果花一番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功夫，不仅可以构起一个文艺心理学的框架，甚至可以建起一个体现我国民族心理特色的概念系统，可以从中追本溯源，把握中华民族固有的心理结构，谙悉文化心理习惯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精神。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概括的“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主义”，“魏晋风度”，“盛唐之音”等，就可以说是对我们民族固有的心理结构和时代精神的历史概括。

随着科学向精密发展，文艺心理学也应该向自己提出数量化的要求。马克思说过，只有数学进入某门学科才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成熟。在传为马克思写的《美学》条目中有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有一门以数学为基础的更完善的心理学。”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实验统计的研究方法。说起来，文艺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毕达哥那斯学派。他们发现并证明了1：1.618的“黄金分割律”。到了近代，德国实验美学家费肖尔首先打破了形而上学的沉闷思辨，提倡用心理统计方法来进行审美判断。尽管现在看来费肖尔还显得很幼稚，比如他试图用投票的方法来鉴定贺尔拜因圣母像的真伪，这不仅不能获得可靠的答案，而且助长了无知和浅见，但他毕竟开了有意图地进行实验研究的先河。况且，统计并非无法应用于文艺心理研究，如果要调查把握民族的审美趣味和要求，了解不同阶层、修养、地域等人们审美心理的差异，了解不同时代人审美心理的变化，如果要进行跨文化研究，还都必须借助于统计。

格式塔心理学对文艺心理的实验研究影响也很大。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作为格式塔文艺心理观的代表作，就曾借助实验手段来证明，人之所以能与艺术产生共鸣，是因为人的生理-心理结构与事物的运动或形体结构有相似之处。

实验并非非借助尖端仪器不可。心理学家皮亚杰，就是凭借几只烧杯，几根木棒，几粒泥丸研究儿童思维规律的。关键是方法设计的巧妙。七十年代苏联出版的O.N.尼季伏洛娃《文艺创作心理学的研究》报告，证明了“形象概括”的客观性和对抽象思维的依存性，作者的研究方法也就是邀请不同水平的绘画生观看一组建筑物的照片。被试者事前不知照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同一风格的建筑物。要求再现图象时，虽然显示出不同概括水平，但都未能把握其本质特征。另一组被试观看照片时，实验者向他们介绍了这些建筑的风格特征，结果，再现时他们都达到了本质特征的概括水平。

可见，文艺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希望文艺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

(《文学创作心理学》，[苏]A.科瓦廖夫著，程正民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0.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