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公裁

商务印书馆最近重印了水天同教授译的《培根论说文集》。这是很值得读的一本书。这本书不仅是培根一生政治生活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中有许多论文，既可作政论来读，也可作史论来读。在这些论文中，培根以他渊博的学识，锐敏的观察力，针对当时的现实问题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也颇有教益。

培根生活的时代，如马克思所说，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序幕的时代。从十六世纪开始英国的经济发展就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工业增长很迅速。在军事上，一五八八年英国击败了西班牙强大的海军——“无敌舰队”，开始树立了海上霸权。殖民地、贸易公司遍及各大洲。随着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日益壮大，阶级矛盾也不断激化。到一六四八年，即培根逝世后的二十二年，终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对这次革命，马克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是教育对迷信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参见《马恩全集》，第六卷，第125页)。而《培根论说文集》，则反映了一六四八年革命前夕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愿望。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许多哲学家都相信“双重真理”。他们认为宗教和理性有同样的价值，理性是科学研究需要的，宗教是精神道德需要的，二者不应该互相干涉。培根也是如此，他认为要认识真理必须要逻辑思维、要理性，但是他又说，要是没有宗教人就是一种卑污下贱的动物。在今天看来这当然是很不彻底的，但是在宗教绝对统治的黑暗王国里，说上帝和理性都是真理，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尽管如此，不彻底终归是不彻底，不仅在宗教上如此，而且也影响到培根的政治观点。在该书中，当谈到国家政体时，他往往把王国和共和国、君主国和民主国并提；当谈到法律和王权时，他一方面要法官记住，“人民的幸福即是最高的法律”；另一方面，他又要法官记住，“要小心在意不可阻挠或违反王权的任何一点”(第196—197页)；当谈到王权时，他说：“一切关于帝王的箴言，实际是包含在这两句铭语里的：‘记住你是个人和‘记住你是个神或者神底代表。头一句话约束他们的权力，后一句话控制他们的意志”(第74页)。可见培根既谈人权，也谈王权。不过他的君主绝不是任性妄为的专制皇帝，而是受了宪法限制的君主，这样的君主正如受了理性限制的上帝一样，他的意志不是任性的，他的行为不是放肆的、万能的，他的权力不是无限的，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受规律和法律制约的。

培根在本书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说，有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就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来说，有政治、军事、文化、伦理道德等，在许多问题上培根显示了他的真知灼见。譬如，在谈到君主与臣下关系时，他说，人君要有进言者，要能接受谏议，要善于听规劝，“人君中极聪明者也不必以为借助于言论就有损于他们的伟大或有伤于他们的能名”(第74页)，相反，他们的威望和尊严会因此而增高。在臣下方面，向君主进言要取掉私心，不要揣摩君主的性格和志趣，而应该从事实出发，以国是为重。他说：“言论之臣也不可过于喜欢察究他们底君主的为人。一个参与言论的人底真正应有的品性是要通晓他的主人底事务而不是熟悉他的性格；因为这样他就会劝导他而不至于迎合他底脾气了”(第78页)。另一方面，“一位君主，当他主持会议的时候，应当注意，不可在他的言辞中过于泄露自己底意向；否则那些议事官就要看他的风转舵，不拿自由自主的意见给他，而要给他唱一曲‘吾将愉悦我的歌了”(第80页)。这种意见，当然不是培根的创见，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申不害、韩非早已谈过了，而在十七世纪初培根郑重的提出，可见这种现象也是当时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祸害。私有制在一部分人中培养出这种奴才心理，可真是源远流长；而且中外皆同。

培根还谈到居高位者容易犯的四种过恶：办事迟延、贪污、粗暴、易欺，可以说击中了当时官场的要害。此外，关于父子、夫妻、伦理道德这些方面，他也有不少精彩的见解。从这本书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时英国封建势力的腐朽，更可以看到年轻的资产阶级积极扩张、进取的野心。这里我想扼要地谈谈培根为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能长治久安，在国内外政策上提出的一些重要主张。

首先，大力发展工商业。培根认为用欺诈、抬高物价、放高利贷以及其他不正当的手段致富是很卑劣的，而正当的手段是矿、牧、农各业同时经营，其中主要的还是牧业和矿业，这样就可以使财富“源源而来，永不枯竭”。此外，加工制造业也是致富的正当途径。他说：“工作胜于物质”(第53页)，即从别处搞到原料，经过加工再拿去销售。在这方面，他认为可以向荷兰学习。荷兰虽然地下矿藏少，但因为加工制造业和运输发达，所以国家也很富强。至于商业，他认为这是国家财富的“门静脉”，应极力扶持与保护。他还提出发明与专利也“是很好的致富之术”。在三百多年前提出这点是很有见地的。以上这些后来都成了资产阶级的大政方针和信守不渝的准则。

从积极方面说是发展生产，从消极方面说就是限制人口。他认为，为了使国家不致贫困，必须预先注意不要使国内人口超过国内养人的资源，对人口的增长要严格控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总人口中贵族和其他有官爵的人口的增长和平民人口的增长应有正当的比率，否则也会影响国家的富强。他说：“因此贵族及其他官爵底人口增加如果超过了与平民的人口增加的正当比率，这个很快地就能把一个国家带到贫困的境地；僧侣过多也能如此，因为他们都是不事生产的，……(第53页)。

培根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的主张有许多是空想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譬如，他认为“最要者，要妥筹良策，使国内的珍宝钱财勿入于少数人之手”(第54页)，要严格禁止垄断。可是他推崇的致富的典型人物却是一个垄断了大量财富的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这两种意见怎么能同时并容呢？

培根主张发展工商业，主观愿望是为了防止“叛乱”的。从表面看，有点道理。远的不说，仅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各地就不断地发生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对培根当然有很大的影响，不过他没有认识到这些起义是封建制度引起的，而认为是由贫困所导致的，以为只要发展工商业，财富不要由少数人垄断，人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就可以消除“叛乱”的原因。实际上，他的主张只能加速封建制度的瓦解，促进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虽然有不少是空想的。

其次，建立海上霸权，抢夺殖民地。十五世纪末“新大陆”的发现，如马克思说的，“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首先在国外开拓殖民地，进行血腥掠夺。英国也从一五八五年到一六○七年在美洲建立了弗吉尼亚殖民地。这就使培根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财富的增加必须依靠从国外夺取。为了给这种掠夺战争找根据，他说：“内战真有如患病发热，但是对外作战争则有如运动发热，是可以保持身体健康的”(第114页)。对这一套荒谬的主张，他却满怀信心地说，只有长期尚武的国家才能成大业立奇功，“这是历史底最可靠的教训”(第112页)。

要进行对外殖民战争，就需要寻找借口，对此，培根提出两点：第一，对别国的侮辱伤害要敏感，不管这种侮辱伤害加给本国的商人、使节或其他的人。这点我们是有切身体会的。从鸦片战争开始，许多资本主义强国对我国的侵略、屠杀、抢劫都是在保护商人、侨民、传教士的借口下进行的。第二，经常准备对自己的盟国加以援助。这样，即使与自己毫无关系，但是为了援助盟国也可参加对殖民地的抢夺与瓜分。所以今天英法联军，明天八国联军，就是在这样一些“勉强可以算做理由的话头”(第113页)掩盖下，把许多弱小国家变成了殖民地，把我国变成了殖民、半殖民地。但是，用这样的所谓理由，并不能使强盗的血腥掠夺“师出有名”。

最后，尊重人权，反对迷信。培根是维护王权的，但对民权他也很向往，他对欧洲一些民主国家深为赞许。他认为瑞士其所以能持久，“这就因为维系他们的是实利而不是对在位者个人的崇仰也”；荷兰其所以政治优良，“因为在有平权的地方，政治上的集议是比较重事而不重人的”(第47页)。在培根看来，尽管政体不同，但注重事实，不崇拜在位者的个人，使人民朝气蓬勃，却应该是一致的。这样的思想当然和迷信是不相容的。他看出宗教上的迷信和政治是有密切关系的。他说，迷信“在人底心里树立一种绝对的君主专制”。他进一步指出：“无神论从没有扰乱过国家，……但是迷信曾经扰乱过许多国家，它带来了一个新的第九重天，这第九重天是要把政府的诸天都强行得离开常轨的。迷信的主人公是民众；在一切迷信之中，有智的人是随从着愚人的，并且理论是跟着一种颠倒的次序，拿来适应行为的”(第61页)。这样对迷信的抨击真是入木三分，即使今天读起来还不禁使人拍案叫绝！他也指出产生迷信的原因，虽然没有揭示出它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但也有一些可取之处，如“过度的注重外观与法利赛式的虔诚”，“高级僧侣为私人的野心或财富而设的计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如何反对迷信的问题上，他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他说，在反对迷信的时候，不要出现“一种反迷信的迷信；因此应当留心不要(象涤除体内积毒而施术不善时所发生的情形一样)把好的同坏的一齐去掉了；这种事情当一般民众来做改革家的时候是会做出来的”(第63页)。由于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性，他对于民众的力量估计不足；他只看出公民是迷信的主人公，而看不出识破迷信公民也是主人公；他只看出民众做改革家的时候可能出现反迷信的迷信，而没有看出，如果脱离了民众必然会出现反迷信的迷信。不过总的说来，虽然有这些不足之处，培根主张维护民主，反对迷信的思想在政治史、哲学史上还是闪耀着光辉的。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三次印刷，0.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