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其鼎

去年《历史研究》载胡道静同志《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一文，提出“需要建立外文译本古籍书库”，这确实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个书库不妨再扩大一点，把外国人研究我国古籍的论著也包括进去，甚至可收象启蒙运动与中国、莱布尼茨与中国、歌德与中国之类的专论。文化交流，总是有来有往的，但是，对于我国的思想文化对国外的影响，我们研究得实在太少了。最近读到一个材料，说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一八八二到一九一○这二十八年间读了三十八部中国书，如果有谁就此写一篇文章，探讨一下这些中国书对托尔斯泰后期的思想与创作有些什么影响，恐怕是会引起大家兴趣的。这个材料出自一部题为《黑塞与中国》的书。这个黑塞是本世纪的一位德语作家(一八七七——一九六二)，一九四六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研读我国古代的哲学和文学著作，前后达六十年。他的图书室里有一个“中国之角”，这一角中国古籍德译本，再加上黑塞所写的有关书评，颇能反映出德国的汉学研究的成果。

黑塞所藏中国古籍德译本中，一八三三年版《诗经》出版最早，译者弗·吕克特(一七八八——一八六六)。吕克特是东方语言教授，又是浪漫派诗人。奥地利浪漫派作曲家舒伯特为他的诗谱过曲，还曾打算把他译的《沙恭达罗》(印度迦梨陀娑的诗剧)谱成歌剧，但只留下若干片断。德国浪漫派的功绩之一，是研究和介绍印度、波斯、阿拉伯等东方文学。黑塞说，长期以来被史家所忽视的一点，是浪漫派作家如弗·施莱格尔和格雷斯等辈，都是通过研究印度从而达到更深入地了解中世纪和天主教精神的。研究印度，势必会接触到中国文化。因此，在德国，介绍中国文学由浪漫派发其端，是并不奇怪的。

黑塞读到的最早的中国诗选译本，是一九○五年出版的汉·海尔曼译的《中国诗》。集中八十八首诗中，李白一人的占二十六首。随后有汉·贝特格选译的《中国笛子》，一九○七年版。黑塞在当年写的书评中说，这是“一部中国各世纪的优秀抒情诗选……构成其顶峰的是李太白……他以豪放的气质使我们联想起希腊人、古意大利人和恋歌诗人”。一九一五年又出版了克拉彭德译的《李白诗选》。看来，在德国，李白是较受欢迎的中国诗人。

此外，在黑塞的图书室里还有奥·豪塞译的《中国诗》(两卷，一九一三)、克拉彭德译的《紧锣密鼓。中国战争诗》(一九一五)、汉·彪姆译的《中国诗歌》(一九二九)、龚·德邦译的《中国诗歌》和《湖上秋光》(一九五四)等。再有《毛泽东诗选》，一九五八年版，译者是罗·施耐德。

黑塞提到的最早的中国小说选译本，是一九一一年出版的、马·布贝尔由英文转译的《中国鬼神和爱情故事》，收有《聊斋志异》中的十六篇小说。其后有莱·格雷纳和曹平叔的《中国夜晚》(一九一三)、理·威廉的《中国民间童话》(一九一四)、鲁德尔贝格的《中国小说》(两卷，一九一四)。黑塞说，这些选本提供了机会，使读者可以对同一小说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他对《聊斋》卷二里的《婴宁》就作过对比。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对译介李白的诗和神鬼志异小说感兴趣，恐怕同当时浪漫主义文学余烬复炽不无关联。

另一部译介较多的小说是《今古奇观》。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保·屈纳尔所译《中国小说》九篇中，八篇选自《今古奇观》。其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篇，在上述鲁德尔贝格的《中国小说》卷二中也收入了。到一九五二年，又出版了弗·库恩译的《今古奇观》。黑塞所藏《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德译本，全都出自库恩之手。库恩还译有《冰心与碧玉》(一九二六)和《中国优秀小说》(一九五二)等。

黑塞推崇一位名叫理查德·威廉(一八七三——一九三○)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他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精神媒介人》(一九五六)一文中说，“威廉的译本和注释，对我的生活和思想起过重要作用，他不仅给我，也给我那一代人和此后的一代人打开了一扇大门，传递了一个信息，在我们的生活中划了一个时代。”威廉所译的中国古籍有：《论语》(一九一○)、《老子道德经》(一九一一)、《列子·冲虚真经》(一九一一)、《庄子·南华真经》(一九一二)、《易经》(一九一四)、《吕氏春秋》(一九二八)、《中庸》(一九三○)、《礼记》(一九三○)、《孝经》(一九四○)等。黑塞说，从威廉译《易经》的语言里，可以让人听到孔夫子和歌德同时在说话。在德国人看来，中国的儒家和德国的古典主义作家是气质相近的，他们都面对现实，注重教化，力求使自己的行为与功业趋于尽善尽美的境地。由此可以推想，如果德国的古典主义作家歌德当时能读到杜甫的诗，那他一定会赞赏不已的；而晚期浪漫主义作家黑塞在自己的作品中称李白是“我们的老大哥”，也是不难理解的。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道德经》的德译本版本最多。保守派作家维·冯·施特劳斯(一八○九——一八九九)的译本最早，出版于一八七○年。一九二三年版的《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还称它是《道德经》最佳德译本。施特劳斯还译过《诗经》(一八八○)。他给《道德经》加的副题是：《关于神性与德行的书》。一九一○年出版的神学教授尤·格里尔的译本题为《老子关于最高本质和至善的书》。格里尔把老子直接同耶稣作比较，说老子从“世界灵魂”的概念出发，耶稣从“神的概念”出发，得出了相同的基本道德观和原则，他们都从“不分坏人好人一概祝福的”上天与世人的关系中看到人的共同义务是无我的“爱”，是“以善报恶”。威廉的译本题为《古人论生之本义的书》。他把“道”译作“Sinn”(意或理，取逻各斯［Logos］之一义)。黑塞在评这个译本时说，老子关于道，即“一切存在的始初原则”的学说，是“一种哲学体系”。可见威廉是把老子归入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之列的。其余的译本还有：阿·乌拉尔译的《老子的道路与正道》(一九一九)、克拉彭译的《老子语录》(一九二○)、费德尔曼译的《老子。道德经。论精神及其德行》(一九二○)、哈·克雷姆斯迈耶尔译的《老子。道德经·关于世界原因与世界智慧之书》(一九四七)、文·洪德豪森译的《老子。作为世界规则和楷模的“一”》(一九四八)等。不同的译本也反映了对老子学说的不同理解。

多种《道德经》的德译本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并非偶然的现象。当时，德国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机械化的进程带来了物质第一主义，推行强权政治和殖民政策的结果便是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知识分子眼看欧洲文明在堕落，便竭力去寻找一种精神出路。一如黑塞所说，老子的学说里有一种欧洲人长期忽略了的“思想方法”。他还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的《新苏黎世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迫切需要的智慧在老子的书中，把它翻译成欧洲语言，是我们当今唯一的思想任务。”刚译完《道德经》的克拉彭德随即写信给黑塞。他说：“我无需对您讲，我把《道德经》看作眼下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政治书：作为体验与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出现了两种《道德经》的德译本，那背景也与上述情况相类似。

至于黑塞，他称中国是他的“精神故乡或精神出路”，中国的道教和儒教思想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他写德米安萨得沉思之妙，他对于沉思时的形状的描绘，可使人联想到《庄子·知北游》中啮缺问道于被衣那一段以及啮缺睡寐后被衣的歌：“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以及《人间世》里的“心斋”(“心虚而道集”)和《大宗师》里的“坐志”。黑塞借此要那些曾经受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蛊惑去打仗的一代青年走“返回内心的路”，以达到“自我负责”的目的。这部小说在当时的德国青年中曾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六十年代中期，在美国掀起了“黑塞热”。那时的一代美国青年，反对无谓的侵略战争，拒服兵役；他们又厌恶物质生产畸形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病，进行着消极的反抗。于是，黑塞的作品在他们中间不胫而走。据一九八二年八月的一则消息说，黑塞作品的译本在美国出版的总数达一千六百万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冲击波”吧！

介绍这些情况，已超出本文的范围。笔者无非是想唤起一点兴趣，希望有更多的人去研究我国的政治、哲学、科学、文艺对国外的影响。把外国的科技文化介绍进来，可以开扩眼界，了解我国的科技文化对外国的影响，也可以开扩眼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