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

一九八二年我读到的国产长篇小说，以胡考同志的《上海滩》最为我倾倒。一读之下，便被吸引，欲罢不能，竟然一口气读到凌晨五时。九点，参加一个会，遇见胡考同志的老战友戈扬。我挨着她坐下来，忍不住心情的激动，说：“姜是老的辣呀！胡考同志的《上海滩》是一部水平极高的作品；他的语言功力，至少不下于欧阳山同志的《三家巷》。”过了几日，我和戈扬同志一起接待外宾，我告诉她，“《上海滩》我已经全部看完了，大手笔！他是学《红楼梦》的。”戈扬同志笑着点点头，说：“他是在《红楼梦》上下了功夫的，此生很想学到三分。”

以上，已经是几个月前的故事。

胡考同志的画，颇为标新立异，别具一格，自成一家，我非常喜欢。但是，在我读过他的小说之后，恕我放肆，我觉得他的小说比他的画更好。当然，这也许是因为我不懂画的缘故。那么，今后我还要多读胡考同志的画，光看是不够的。

我的家乡有一句俗谚：“泥塑匠不拜佛。”这是因为，寺庙中的泥胎，都是他们手中的产品，虽为善男信女所焚香礼拜，但其中真相，匠人心里明白。内行看板眼，写小说的人看小说，是不会被题材、主题、花活儿和虚张声势唬住的。只有见到真功夫，本行人才能为之折服。

什么是小说创作的真功夫？一个是语言功力，一个是人物塑造，一个是描写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的真实和深刻。

《上海滩》所使用的语言，是纯粹的中国语言，是从生活中来的语言，是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精华的语言，是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的语言。人人都知道，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从语言运用上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生活积累的厚薄，学识阅历的深浅，艺术造诣的高低。胡考同志对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广的阅历和透彻的了解；对于他所描写的人物的身世、环境、个性、心理和命运，更熟悉得明察秋毫。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胡考同志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识非常渊博，而又能古为我用。

在《上海滩》一书中，胡考同志塑造了前清遗老、官僚地主彭氏家族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老太爷彭懋才，彭懋才的如夫人张氏老太太，长子彭鹤龄，长媳彭太太，庶出次子彭良丞，彭良丞的宠妻老三和儿子彭志飞，以及彭鹤龄公馆的男女两大帮闲万宝泉和眼镜太太，都是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其他若干人物，也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衡量一部作品的优劣，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看是有的。这个标准就是视其是否刻画了典型形象和刻画了多少典型形象。曹雪芹和鲁迅先生的小说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从他们的笔下产生了众多可谓“永垂不朽”的典型形象。一个作家名噪一时，红得发紫，倘若没有做为典型形象的人物留下来，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一旦废笔，便只能“尔曹身与名俱灭”。反之，虽一时不曾大红大紫，声名赫赫；但是留下了做为典型形象的人物，却能留芳后世。古今中外，史证如凿。

对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风貌，我毫无实感。不过，通过茅盾先生的《子夜》，多少有一点间接的认识。有《子夜》这座丰碑在前而写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是既费力而又很难讨好的。然而，胡考同志扬长避短，发挥个人独有的优势，遂使《上海滩》在《子夜》面前并未暗暗然失色。而且使我这个晚生后辈，丰富和加深了对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认识。

读过《上海滩》之后，我赞不绝口，又感慨良多。我们的许多老作家，尽管年事已高，不能在文坛上扮演“红娘”的角色了，但是人老功夫在；每有新作问世，或长篇巨制，或千字短文，多是精品，为我们所不及。因此，我祝愿前辈们老当益壮，多写一些，以供师范。晚生后辈人中，虚名之下其实难符者甚多，应该贵有自知之明，向前辈们的名著学习，摒弃花拳绣腿，练真功夫。近几年来，对于新星新秀吹得过多，捧得过高；必须提倡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发扬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创作。因此，《上海滩》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

在阅读胡考同志的《上海滩》的前后，我还阅读了老作家舒群同志的短篇小说，激动不已之中曾致书一位文艺杂志的负责人：“舒群同志的《美女陈情》，以及他今年发表在《人民文学》、《新观察》上的小说，真是‘庾信文章老更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应该找个懂行、识货的人写个评论。”对于胡考同志的大作，我的想法也是如此。

我的学识极其有限，而竟然由我来评论《上海滩》，是很不相称的。我想，评论家中的有识之士，慧眼岂能遗珠？不久的将来，必有宏论发表。

一九八三年二月

(《上海滩》，胡考著，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1.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