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号《读书》曾发表拙作《谈谈古代罗马的“书籍”、“出版”事业》。一年于兹，据《读书》编者告知，尽管论题较僻，也有一些读者关心这类一、二千年前的异域文化问题，并有所质疑，因就所提问题再撰本文。

古典古代的所谓“书”，是把作品写在纸草纸粘合而成的纸草卷上。至少从罗马帝国初期开始，罗马就已自己加工纸草纸成为纸草卷。纸草卷的长度要看书的内容而定。太长了则无论携带、保存、阅读、查考都不方便。不列颠博物馆所藏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一书，分抄在四个纸草卷上，其中最长的一个只有七英尺多一些。普利尼说最长的纸草卷一般不超过二十张纸草纸，即十五英尺左右。但从传世的卷子来判断，希腊罗马的纸草卷一般在二十到二十五英尺之间，卷起后直径二英寸多一些，拿在手里还算方便，三十五英尺以上就比较少了。

抄录成书的纸草卷大多卷在一根比较粗的苇管或翎管上(普及本)，讲究些的纸草卷(精装本)则类似我国经过装裱的手卷，有精美的轴；轴以骨制或木制者为多，有作为装饰的轴头，轴头除用木、骨等材料外，也有角制或象牙的。但讲究的轴和轴头只见于文献上的记载，没有考古发掘的实物。

在古代希腊，纸草卷形式的书的历史则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七世纪，古埃及的纸草卷当然还要早得多，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纪。我国和古代东方其他某些国家虽然很早就有了可以称为“书”的东西，但不是纸草卷的形式，所以不在这里讨论。纸草卷的书在罗马的出现当然更晚些。我们知道，在文化上，希腊罗马并称并非偶然，希腊文明是罗马文明的源流，希腊人是罗马人的启蒙者和引路人，有点象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即使后来希腊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罗马人成了希腊人的主人，但文化优势始终在希腊人手里；罗马主人瞧不起希腊人，常常把希腊人从罗马驱逐出去，但另一方面罗马主人却还要到被统治的希腊去“镀金”。希腊人则因为罗马人粗野无知而瞧不起罗马人，在罗马讲学的希腊人几乎都不屑于学拉丁语。罗马人最初从希腊人手里购求书卷，后来则从希腊掠夺了大批的书卷。这些书卷使野蛮的征服者大开眼界，也促进了他们自己对文化的要求，再加上后来随着地中海第一次(在历史上也是最后一次)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纸草纸的供应有了保证，这就给罗马人自己的“出版”业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

纸草纸(包括羊皮纸)的书卷的价格不完全决定于纸草卷本身的质量，也取决于书籍的内容和质量。至少在罗马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纸草卷的价格一般比相辅而行的羊皮纸卷要便宜。

古希腊拉丁语和今天的欧洲语言一样，是由左向右横写的，所以他们的纸草卷同我们的手卷相反，是从左开始的。人们把文字分栏写在长卷上，栏与栏之间间隔不大，每栏自身的宽度则取决于文字的内容。大体上，散文的栏宽一般二至四英寸，有二十多字母；诗歌每栏要宽得多，一般在五至十英寸之间，字母可多到三十八九个。味吉尔史诗的一个抄本，其长句的字母有的多达四十多个。每栏行数又决定于纸草卷的宽度，栏高一般为纸草卷宽度的三分之二到六分之五，每栏行数在二十五到四十五之间。也和今天的书相似，名贵的纸草卷所留天地和栏间的间隔比一般纸草卷要宽。

纸草纸以横纹的一面为正面，文字当然就抄在这一面上。同一纸草卷中，一般质量好的纸草纸放在前面，以壮门面。抄录者用一种坚硬的苇管削成的苇笔蘸着黑墨水书写。苇笔同后世的翎管笔与钢笔尖差不多。古罗马人用的墨水和我们的墨汁十分相似，也是由各种黑煤烟子或墨鱼汁制成。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认为松烟制成的墨水为最上品，用这种墨水写出的字，不但色泽鲜艳，而且历久不变。

这样抄成的书卷，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十分难读的，这种拼音文字其实比我们老祖宗刻、写在甲骨、竹(木)简、缣帛或铸到青铜器上的文字要难读得多。因此无论抄写或阅读这种纸草卷，都非得受过特殊训练不可。除了诗歌照例分行之外，由于当时每个词移行的规定生硬，所以抄写时行末很难凑得整齐，结果是每栏右手大多参差不齐，有如今天的打字稿。在这种情况下，卷子一旦残损，后人就很难据每行的固定长度作猜测性的补充。再加上古老的纸草卷一般很少注释，这一切都给后人的整理工作添加不少困难。

在古典古代，人们读书时大都是右手持卷，用左手拉开卷子，这就是所谓“展卷”(evolvere libr-um)。有些书卷开头绘有作者的像，作为一种装饰，这之后才是正文。读者就这样随开随卷，逐栏读下去，到全卷卷到左手，这一卷就算读完了。所以德国古典学者比尔特(Birt)便作了这样有意思的猜测：在古典的雕像或绘画中，如果一个人右手持卷就表示他还没有读，如果是左手持卷，就表示他此书已经读过了。

书卷的背面一般用番红花染成藏红色或用雪松染成黄色(奥维德：《悲歌》，iii，1，13；优维纳利斯：《讽刺诗》，第七卷第23行)，也有染成紫色的。书卷尾部则染成黑色。

古人著“书”立说，本无所谓后世书册前面的所谓书名，这种情况中外皆然，有时在卷后标出作者的名字和作品门类，就成了后来的书名，因此那种被后世定为标题的东西严格地说都不是后世的标题，有时只是收藏者或抄录者的说明而已。现在我们通用的古籍标题，许多是后人加上去的。书卷卷起系住之后，通常有一羊皮纸或纸草纸的标签(大多粉红色)系在轴头或贴在书卷上方，上面注明何书何卷。名贵的书卷大多有一个羊皮的书套，书套或用木犀草染成黄色，或用拉科尼亚沿岸一带生产的紫色颜料染成紫色，所以玛尔提亚里斯说人们给书卷也穿上了只能皇帝才能享用的紫色外袍，这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古人的豪华版(éditondeluxe)了。书卷一般保存在书箱或书筒里，箱筒有大小之分，大的可以放得下一部大书的若干卷。我们从一幅墓石的浮雕上看到，一位外科医生(！)把书卷直接放入柜子里。正式的书柜有的分层，有的分成许多鸽巢式的方格子。书店或图书馆的书卷大都是放在大书架的方格子里的。

比起一般商品，纸草卷的书起初在古代罗马不是便宜的东西，更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但自从埃及划入罗马版图之后，罗马人比之过去希腊人远为容易并且可以用便宜得多的价格取得纸草卷，这却也是事实。古罗马人使用纸草纸比起我们古人使用竹(木)简、缣帛来要方便得多了。我们古人行文惜墨如金，在很大程度上同书写材料的困难有关。古罗马人则不同，他们有比我国古人远为有利的写作条件，所以共和末期，特别是帝国时期的罗马作家才有可能如此不吝惜笔墨，写出了如此多的卷帙浩繁的巨著。仅以帝国初期李维的《罗马史》为例，全书一百四十二卷，如按中译文估计，至少有一千万字，是我国《史记》的十几二十倍。仅传世残本按中译文估计也将近二百万字。这样的巨著如用通常七八英尺的纸草卷来抄录，恐怕全书要好多大柜子才能容下。此外，传世的普利尼的《自然史》、斯特拉波的《地理学》、普鲁塔克的《平行传记》，数量也十分可观，而没有传下来的大书更不知有多少。这种巨著当时一般人已感无法卒读，只好看选本或提要，当然更无力购买。为了节约书写材料，人们对于这些巨著，往往只好两面抄录，这就是当时所谓双面抄的纸草卷。

应当说，只有抄到纸草卷上的才算有了“书”的形式。人们在起草时大都是用单张的纸草纸的。属稿时可以由作者自书，也可以由作者口授，再由他人(大多是奴隶)笔录。为了节约，纸草纸也可以擦去原来的文字再用，但这往往容易把纸面磨损。西塞罗就称赞过他的友人特列巴提乌斯(Trebatius)用这种办法写信给他，但他不清楚那上面原来是什么文字，其重要性竟还不如那封信，因为在共和时期纸草纸还不象帝国时期那样普及。

书籍的形式从书卷向书册发展，可说是东西书籍发展史上的通例。使用书卷时每次看完都要卷回来，而查找其中某一部分也很不方便。纸草卷耐磨性差，有文字的一层容易脱落，看的次数较多就残损了。此外，纸草卷所占面积体积都大，而所能容纳的内容却相对地小于两面书写的书册。用正规的纸草卷抄录大书，必然卷帙浩繁，价格昂贵，购求和安放均极困难，非权门豪富不办，这也是它在历史上必然被淘汰的原因。

在古罗马，书卷(volumen)之外，我们今天这样的书册叫cod-ex。codex在拉丁语中最初是木块的意思，继而由木块锯成的木板也叫codex了。在纸草纸引入罗马之前和之后，罗马人一直使用木板作临时记事之用，称tabellapugillares。人们可以把文字直接写在木板上(我国称札，《汉书·司马相如传注》：“札，木简之薄小者也。”)，也可以在木板上涂蜡用铁笔书写。罗马人的便笺通常就是两片(也可以是多片)涂蜡的木板，写好后文字向内合起来封好送出，古希腊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人们后来把信件、帐簿或笔记本也叫codex。在帝国时期，这一词更扩大而有了“法典”的意义。在现代各欧洲语中，这个词一般有药典、古抄本、书籍、法典等等含义。

但无论这种形式的木板(木册)起源得多么早，在几乎整个古典古代，它始终只是一种临时的记录手段，不能同书籍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在古典时期始终同纸草卷并行的羊皮纸卷，同样长时期不能占有书籍主要材料的地位。它比纸草纸有若干优越之处，但不足之处是在尺寸上有限制，此外，它不能象纸草纸那样易于粘合成卷，而是要缝到一起，这自然也限制了羊皮纸卷在古典时期的普及。顺便提一下，在考古发掘方面，迄今我们没有找到古典时期羊皮纸卷的实物。

但另一方面，要把羊皮纸加以裁剪订成册状却是方便易行的，而两面书写则保证它能以有较大的容量。学者们估计至晚到公元一、二世纪之交，人们已开始有了这种材料的书册，用来记事或抄录那些并非郑重和不甚重要的东西。与此同时，纸草纸也有的开始装订为书册的形式，作为纸草卷的一种补充。

应当指出，书册的普及虽然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但在西方，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作为一种外因，对此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早期的基督教徒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没有财力使用贵重的纸草卷；而且，作为传道手段，纸草卷也很不方便，所以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大多是用大众化的书册记录下来的。特别羊皮纸的书册，原料不受地区的限制，而且小册子显然也更便于贫苦教徒携带和阅读。当然，直到公元前三世纪，古典的(非基督教的，即后来所谓pagan或heid-nisch)作品绝大多数仍然是写在纸草卷上，以示郑重。直到公元四世纪，羊皮纸的书册才逐步占了优势，但纸草卷依旧同时存在，并未完全为之取代。纸草卷直到五世纪才算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为宗教的一种宣传手段，书册的开本都是比较小的，这种情况直到后世都是如此。羊皮纸的书册宽与高的比例同今天的书大致相同，这还要看原材料的尺寸而定。纸草纸的书册大抵是每张纸草纸的十开到十二开(个别情况下有正方形的)。书册往往附有彩色的宗教宣传图画，后来每章开头处又习惯加上装饰性的红色大写花体字母。codex的书名起初也放在后面，大约从五世纪起才象今天这样把书名放到前面，同时标明页数的做法也固定下来了。书册的具体装订方该后人已不得其详了。除了纸草纸和羊皮纸的书册之外，也有纸草纸的书册加上羊皮纸的封面的。

卷形的印刷物现在只作为极为郑重的文件(如证书、奖状之类)保存在今天的生活里，同书籍的概念已经毫无关系了。

王以铸去年十二月号《读书》曾发表拙作《谈谈古代罗马的“书籍”、“出版”事业》。一年于兹，据《读书》编者告知，尽管论题较僻，也有一些读者关心这类一、二千年前的异域文化问题，并有所质疑，因就所提问题再撰本文。

古典古代的所谓“书”，是把作品写在纸草纸粘合而成的纸草卷上。至少从罗马帝国初期开始，罗马就已自己加工纸草纸成为纸草卷。纸草卷的长度要看书的内容而定。太长了则无论携带、保存、阅读、查考都不方便。不列颠博物馆所藏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一书，分抄在四个纸草卷上，其中最长的一个只有七英尺多一些。普利尼说最长的纸草卷一般不超过二十张纸草纸，即十五英尺左右。但从传世的卷子来判断，希腊罗马的纸草卷一般在二十到二十五英尺之间，卷起后直径二英寸多一些，拿在手里还算方便，三十五英尺以上就比较少了。

抄录成书的纸草卷大多卷在一根比较粗的苇管或翎管上(普及本)，讲究些的纸草卷(精装本)则类似我国经过装裱的手卷，有精美的轴；轴以骨制或木制者为多，有作为装饰的轴头，轴头除用木、骨等材料外，也有角制或象牙的。但讲究的轴和轴头只见于文献上的记载，没有考古发掘的实物。

在古代希腊，纸草卷形式的书的历史则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七世纪，古埃及的纸草卷当然还要早得多，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纪。我国和古代东方其他某些国家虽然很早就有了可以称为“书”的东西，但不是纸草卷的形式，所以不在这里讨论。纸草卷的书在罗马的出现当然更晚些。我们知道，在文化上，希腊罗马并称并非偶然，希腊文明是罗马文明的源流，希腊人是罗马人的启蒙者和引路人，有点象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即使后来希腊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罗马人成了希腊人的主人，但文化优势始终在希腊人手里；罗马主人瞧不起希腊人，常常把希腊人从罗马驱逐出去，但另一方面罗马主人却还要到被统治的希腊去“镀金”。希腊人则因为罗马人粗野无知而瞧不起罗马人，在罗马讲学的希腊人几乎都不屑于学拉丁语。罗马人最初从希腊人手里购求书卷，后来则从希腊掠夺了大批的书卷。这些书卷使野蛮的征服者大开眼界，也促进了他们自己对文化的要求，再加上后来随着地中海第一次(在历史上也是最后一次)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纸草纸的供应有了保证，这就给罗马人自己的“出版”业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

纸草纸(包括羊皮纸)的书卷的价格不完全决定于纸草卷本身的质量，也取决于书籍的内容和质量。至少在罗马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纸草卷的价格一般比相辅而行的羊皮纸卷要便宜。

古希腊拉丁语和今天的欧洲语言一样，是由左向右横写的，所以他们的纸草卷同我们的手卷相反，是从左开始的。人们把文字分栏写在长卷上，栏与栏之间间隔不大，每栏自身的宽度则取决于文字的内容。大体上，散文的栏宽一般二至四英寸，有二十多字母；诗歌每栏要宽得多，一般在五至十英寸之间，字母可多到三十八九个。味吉尔史诗的一个抄本，其长句的字母有的多达四十多个。每栏行数又决定于纸草卷的宽度，栏高一般为纸草卷宽度的三分之二到六分之五，每栏行数在二十五到四十五之间。也和今天的书相似，名贵的纸草卷所留天地和栏间的间隔比一般纸草卷要宽。

纸草纸以横纹的一面为正面，文字当然就抄在这一面上。同一纸草卷中，一般质量好的纸草纸放在前面，以壮门面。抄录者用一种坚硬的苇管削成的苇笔蘸着黑墨水书写。苇笔同后世的翎管笔与钢笔尖差不多。古罗马人用的墨水和我们的墨汁十分相似，也是由各种黑煤烟子或墨鱼汁制成。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认为松烟制成的墨水为最上品，用这种墨水写出的字，不但色泽鲜艳，而且历久不变。

这样抄成的书卷，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十分难读的，这种拼音文字其实比我们老祖宗刻、写在甲骨、竹(木)简、缣帛或铸到青铜器上的文字要难读得多。因此无论抄写或阅读这种纸草卷，都非得受过特殊训练不可。除了诗歌照例分行之外，由于当时每个词移行的规定生硬，所以抄写时行末很难凑得整齐，结果是每栏右手大多参差不齐，有如今天的打字稿。在这种情况下，卷子一旦残损，后人就很难据每行的固定长度作猜测性的补充。再加上古老的纸草卷一般很少注释，这一切都给后人的整理工作添加不少困难。

在古典古代，人们读书时大都是右手持卷，用左手拉开卷子，这就是所谓“展卷”(evolvere libr-um)。有些书卷开头绘有作者的像，作为一种装饰，这之后才是正文。读者就这样随开随卷，逐栏读下去，到全卷卷到左手，这一卷就算读完了。所以德国古典学者比尔特(Birt)便作了这样有意思的猜测：在古典的雕像或绘画中，如果一个人右手持卷就表示他还没有读，如果是左手持卷，就表示他此书已经读过了。

书卷的背面一般用番红花染成藏红色或用雪松染成黄色(奥维德：《悲歌》，iii，1，13；优维纳利斯：《讽刺诗》，第七卷第23行)，也有染成紫色的。书卷尾部则染成黑色。

古人著“书”立说，本无所谓后世书册前面的所谓书名，这种情况中外皆然，有时在卷后标出作者的名字和作品门类，就成了后来的书名，因此那种被后世定为标题的东西严格地说都不是后世的标题，有时只是收藏者或抄录者的说明而已。现在我们通用的古籍标题，许多是后人加上去的。书卷卷起系住之后，通常有一羊皮纸或纸草纸的标签(大多粉红色)系在轴头或贴在书卷上方，上面注明何书何卷。名贵的书卷大多有一个羊皮的书套，书套或用木犀草染成黄色，或用拉科尼亚沿岸一带生产的紫色颜料染成紫色，所以玛尔提亚里斯说人们给书卷也穿上了只能皇帝才能享用的紫色外袍，这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古人的豪华版(éditondeluxe)了。书卷一般保存在书箱或书筒里，箱筒有大小之分，大的可以放得下一部大书的若干卷。我们从一幅墓石的浮雕上看到，一位外科医生(！)把书卷直接放入柜子里。正式的书柜有的分层，有的分成许多鸽巢式的方格子。书店或图书馆的书卷大都是放在大书架的方格子里的。

比起一般商品，纸草卷的书起初在古代罗马不是便宜的东西，更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但自从埃及划入罗马版图之后，罗马人比之过去希腊人远为容易并且可以用便宜得多的价格取得纸草卷，这却也是事实。古罗马人使用纸草纸比起我们古人使用竹(木)简、缣帛来要方便得多了。我们古人行文惜墨如金，在很大程度上同书写材料的困难有关。古罗马人则不同，他们有比我国古人远为有利的写作条件，所以共和末期，特别是帝国时期的罗马作家才有可能如此不吝惜笔墨，写出了如此多的卷帙浩繁的巨著。仅以帝国初期李维的《罗马史》为例，全书一百四十二卷，如按中译文估计，至少有一千万字，是我国《史记》的十几二十倍。仅传世残本按中译文估计也将近二百万字。这样的巨著如用通常七八英尺的纸草卷来抄录，恐怕全书要好多大柜子才能容下。此外，传世的普利尼的《自然史》、斯特拉波的《地理学》、普鲁塔克的《平行传记》，数量也十分可观，而没有传下来的大书更不知有多少。这种巨著当时一般人已感无法卒读，只好看选本或提要，当然更无力购买。为了节约书写材料，人们对于这些巨著，往往只好两面抄录，这就是当时所谓双面抄的纸草卷。

应当说，只有抄到纸草卷上的才算有了“书”的形式。人们在起草时大都是用单张的纸草纸的。属稿时可以由作者自书，也可以由作者口授，再由他人(大多是奴隶)笔录。为了节约，纸草纸也可以擦去原来的文字再用，但这往往容易把纸面磨损。西塞罗就称赞过他的友人特列巴提乌斯(Trebatius)用这种办法写信给他，但他不清楚那上面原来是什么文字，其重要性竟还不如那封信，因为在共和时期纸草纸还不象帝国时期那样普及。

书籍的形式从书卷向书册发展，可说是东西书籍发展史上的通例。使用书卷时每次看完都要卷回来，而查找其中某一部分也很不方便。纸草卷耐磨性差，有文字的一层容易脱落，看的次数较多就残损了。此外，纸草卷所占面积体积都大，而所能容纳的内容却相对地小于两面书写的书册。用正规的纸草卷抄录大书，必然卷帙浩繁，价格昂贵，购求和安放均极困难，非权门豪富不办，这也是它在历史上必然被淘汰的原因。

在古罗马，书卷(volumen)之外，我们今天这样的书册叫cod-ex。codex在拉丁语中最初是木块的意思，继而由木块锯成的木板也叫codex了。在纸草纸引入罗马之前和之后，罗马人一直使用木板作临时记事之用，称tabellapugillares。人们可以把文字直接写在木板上(我国称札，《汉书·司马相如传注》：“札，木简之薄小者也。”)，也可以在木板上涂蜡用铁笔书写。罗马人的便笺通常就是两片(也可以是多片)涂蜡的木板，写好后文字向内合起来封好送出，古希腊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人们后来把信件、帐簿或笔记本也叫codex。在帝国时期，这一词更扩大而有了“法典”的意义。在现代各欧洲语中，这个词一般有药典、古抄本、书籍、法典等等含义。

但无论这种形式的木板(木册)起源得多么早，在几乎整个古典古代，它始终只是一种临时的记录手段，不能同书籍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在古典时期始终同纸草卷并行的羊皮纸卷，同样长时期不能占有书籍主要材料的地位。它比纸草纸有若干优越之处，但不足之处是在尺寸上有限制，此外，它不能象纸草纸那样易于粘合成卷，而是要缝到一起，这自然也限制了羊皮纸卷在古典时期的普及。顺便提一下，在考古发掘方面，迄今我们没有找到古典时期羊皮纸卷的实物。

但另一方面，要把羊皮纸加以裁剪订成册状却是方便易行的，而两面书写则保证它能以有较大的容量。学者们估计至晚到公元一、二世纪之交，人们已开始有了这种材料的书册，用来记事或抄录那些并非郑重和不甚重要的东西。与此同时，纸草纸也有的开始装订为书册的形式，作为纸草卷的一种补充。

应当指出，书册的普及虽然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但在西方，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作为一种外因，对此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早期的基督教徒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没有财力使用贵重的纸草卷；而且，作为传道手段，纸草卷也很不方便，所以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大多是用大众化的书册记录下来的。特别羊皮纸的书册，原料不受地区的限制，而且小册子显然也更便于贫苦教徒携带和阅读。当然，直到公元前三世纪，古典的(非基督教的，即后来所谓pagan或heid-nisch)作品绝大多数仍然是写在纸草卷上，以示郑重。直到公元四世纪，羊皮纸的书册才逐步占了优势，但纸草卷依旧同时存在，并未完全为之取代。纸草卷直到五世纪才算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为宗教的一种宣传手段，书册的开本都是比较小的，这种情况直到后世都是如此。羊皮纸的书册宽与高的比例同今天的书大致相同，这还要看原材料的尺寸而定。纸草纸的书册大抵是每张纸草纸的十开到十二开(个别情况下有正方形的)。书册往往附有彩色的宗教宣传图画，后来每章开头处又习惯加上装饰性的红色大写花体字母。codex的书名起初也放在后面，大约从五世纪起才象今天这样把书名放到前面，同时标明页数的做法也固定下来了。书册的具体装订方该后人已不得其详了。除了纸草纸和羊皮纸的书册之外，也有纸草纸的书册加上羊皮纸的封面的。

卷形的印刷物现在只作为极为郑重的文件(如证书、奖状之类)保存在今天的生活里，同书籍的概念已经毫无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