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崇道

本刊今年第十六期发起了“到底应该重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讨论。这一期选登了读者来稿的一部分。其中大多数人不同意冯渊的意见，但也有一部分人同意他的看法。希望大家继续发表意见。参加讨论的来稿，最好一篇文章只说明一个问题，不要企图在一篇文章中解决所有的问题。来稿请在信封上注明“问题讨论”。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

——编者

冯渊在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信中说：“虽然我被人誉为机关里的‘才学之士，遇到写重要文件时常要由我起草，或者别人写好以后由我来‘加工。”照冯渊看来，有他这样的“才能”就应该得到“提拔”。可是“眼看着一批批能力此我差的人都提拔了……有的甚至当了处长”。于是便慨叹自己“怀才不遇”了，怀疑党的干部政策是“重德”“重资”而不“重才”了。

看到这里，首先使我想到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才能？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道：“知识有两种：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因之，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的才能，就不能离开这两个总的方面。冯渊把才能只理解为文化水平，书本知识和业务能力，甚至更狭隘地理解为像他那样能“起草”和“加工”文稿。于是在他眼中，那些不能写写文章，舞弄笔墨的人就是“能力差”的人。是不是这样呢？既然冯渊是从他的“起草文件”谈起“才能”问题的，我也想就以此为例。我周围接触到的领导同志确实有文化水平较低的，他们不太习惯于写文章；我周围所接触到的青年知识分子也确实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信也常常像冯渊那样做“起草文件”的工作。我的一位朋友这几天正在起草一个要发往国外去的文件，我自己正写着几项决议。但是我们对这种“才能”并不看得那样特别和什么“非我不可”，更没有想到有文化就一定要“提拔”。我的这位朋友说：“能把文件书写成文当然是一种工作能力，不过这不是一种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就从完成一个文件的定稿而言，“起草”不过是一个手续，能不能把文件写得好，绝不是决定于文化水平，而是首先决定于政策思想水平和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我想冯渊起草文件也不能例外，首先要根据上级指示和领导授意，在步骤上也可能先经科处讨论，领导研究；或者起草后要经科处及有关方面研究甚至反复讨论修改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朋友和我常常感到：领导授意后的起草来得容易，往往领导上的几句话概括了文件的中心思想，作出了提纲；在自已起草后领导看了往往提出原则性的修改。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领导同志有更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更高的政策思想水平，他们能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按照党的原则办事，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才能吗？而这种才能决不是我们某些像冯渊这样有点书本知识、文化水平的人所能轻易学到的。所以我们应该理解，社会主义才能是多方面的，书本知识，文化水平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某些领导同志文化水平差一些并不就是“缺才”，更不会比冯渊“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