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容

正像拿“人性”做武器一样，资产阶级右派也拿“人道主义”做武器来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他们在诅咒共产党“没有人性”的同时，攻击共产党在对人的态度上这也不讲“人道”那也不讲“人道”。右派分子妄想在“人道主义”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以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制造思想混乱，从而煽惑和欺骗许多立场动摇、题识模糊、是非不明的人，堕入他们所策划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陷阱。在辨明了人性问题上的是非之后，我们还有必要来辨明人道主义这个问题上的是非。

一

甚么是人道主义呢？一般的了解，无非是爱人类，同情别人，尊重人的尊严……这种意思。在这种抽象的意义上，我们同右派分子可以说是没有甚么不同的。可是，也正是在这种抽象的意义上，我们最容易受右派分子的煽惑和欺骗，假如我们满足于这种一般的了解而不去深刻地分析和了解人道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的内容的话。

事实上，正像没有抽象的人性一样，也没有甚么抽象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正如民主和科学一样，是中国人在五四时期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学来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近似“人道主义”的道德观念，这就是孔子所主张、儒家所尊崇的“仁”。

孔子主张的“仁”是甚么呢？就是“爱人”，也就是同情别人的意思。孔于是代表春秋时代新兴的封建贵族（包括向封建贵族转化的隶奴主贵族）讲话的，他们主张的“仁”就是以发展和巩固封建贵族的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这就是说，他提倡在封建贵族内部互相同情和支持，他认为这是发展和巩固封建宗法制度所必需的道德规范。由这种道德规范，他又引仲成为一种政治主张，就是对于封建贵族所统治的平民（包括自由民和奴隶）做一些“博施济众”的事情，他把这种事情也叫做“仁”。他又把“仁”的观念和“礼”的观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一种他视为最崇高而后世儒家奉为最神圣的思想原则，这种原则就是严格按照封建宗法制度所规定的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去实践“仁”，并且提倡做一个忠于这个思想原则的不惜“杀身以咸仁”的仁人志士。他还把他的这个思想原则提高到所谓“诗教”的高度，他认为表达人的感情和思想的“诗”是以提倡“温柔敦厚”为职志的，而“仁”就是从这种“诗教”出发的，“仁”的实践也就必须通过这种“诗教”来进行。孔子的这种主张，在他那个时代，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广大的自由民和奴隶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要求，在历史上有它一定的进步的意义。但是，他的这种主张，在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确立之后，就完全成为历代封建贵族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秩序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了。

毫无疑问，孔子所主张的“仁”含有人道主义的因素，但是，同样也没有疑问，孔子的全部思想，包括“仁”这个道德观念在内，都是充满着封建毒素的。他所主张的“仁”，就是封建主义的人道主义，以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提倡互相同情为基本内容，而又把他们对被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施行小恩小惠作为补充手段。

至于我们五四时代的先辈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学到的人道主义，乃是产生于欧洲中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思潮。基本精神是主张从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宗教世界观的束缚下解放人们的思想，保护人们的世俗权利，包括思想自由的权利。这种精神，后来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为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继承，成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以后又为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接受，从一种善良愿望出发而主张用改良的办法来实现“乌托邦”社会主义；再往后，又为欧美的许多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雨果、狄更斯、马克吐温、托尔斯泰等人在他们的伟大创作中体现出来，他们对于剥削制度下的社会罪恶提出了无情控诉和强烈抗议；而俄国十九世纪后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如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伯林斯基等人，更在他们那个时代表现了最急进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它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在批判封建主义方面，在揭露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反动性方面，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反映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但是，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即使在资产阶级还是先进的社会力量的时期也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从来也没有把人的解放同必须消灭一切私有制度的问题联系起来，而是恰恰相反，即使做法国百科全书派那样的伟大思想家也承认私有制是人的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甚至，像俄国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虽然接近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可是他们仍然没有看到也不相信无产阶级是近代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真正力量，而因此他们的人道主义也就始终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来代替封建主义的剥削形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捍卫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就不过是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和对抗日益尖锐化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就蜕化成为一种对人民大众纯属欺骗的说教。资产阶级思想家

拿着人道主义来为资本主义辩护，他们或者用“博爱、平等、自由”的谎言来掩盖对广大劳动群众的阶级统治的实质，或者用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个人精神上的“自我解脱”之类胡说来麻痹劳动群众的阶级意识，有的人还提倡回到以“神的意志”为基础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也有的人又公开宣扬一种消极的、容忍恶行的、勿抵抗恶的市侩主义。甚至帝国主义者有时口头上也挂上“人道主义”，用“人道主义”的漂亮辞句来掩盖他们侵略、奴役和屠杀别国民族人民的血腥罪行。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证明，现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过是他们仇恨人类的行为的遮羞布罢了。

二

真正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有进步意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是各国的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但是，这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是新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这种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来打破资本主义的锁链，把全世界各民族的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说：“真正的人道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这种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它不是从抽象的正义、博爱、平等之类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而认定消灭人剥削人现象的社会根源乃是人的解放的根本条件。私有制在一个极端造成财富的集中，在另一个极端上又造成贫困、奴役和愚昧的积累，而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造成无穷无尽的残暴、野蛮、荒谬、卑鄙龌龊……诸如此类最无人道的现象。显然用不着说，如果不消灭私有制，那末，一切关于人的个人权利、幸福、尊严等等的说法都不过是骗人之说而已。因此，真正的人道主义不是表现在对于人的一切空洞的崇拜上，不是表现在对于人的一切空虚的、伤感的、伪善的同情上，更不是表现在对于社会恶行的消极、容忍和不抵抗的说教上，而是要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而进行消灭人剥削人现象的融会根源的斗争。只有消灭了这个社会根源，也就是消灭了一切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压迫劳动者的形式，才能够建立人和人之间具有真正的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关系。

在这里，我们可以拿高尔基的人道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来做一个比较。高尔基是无产阶级作家，他的人道主义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高尔基说过，人是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他用了一切最动人的辞句来赞美人的智慧、美和创道力；而正因为这样，他痛恨资本主义而热爱社会主义，用了一切最动人的辞句来歌颂伟大的十月革命所创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自己曾经给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下过定义，说这种人道主义是“目的在于把各种族和各民族的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在十月革命时期，他由于一时沾染上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灰尘，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犯过错误，抱着一种善良愿望而把一切知识分子都看做好人。结果，如他自己在“和列宁相处的日子”一书中所说，列宁批评了他，事实也教训了他，“等到一群专门家的最可鄙的怠工破坏继续发生以后，我就不能不改变自已对于科学和技术的职业者们的态度了。”

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就不是这样。列宁在把托尔斯泰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同时，就批判了托尔斯泰那种空虚的伪善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列宁指出，托尔斯泰是一个在其作品的思想内容中表现绝顶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给了俄国生活一幅无比的图画，对社会的说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真诚的抗议，对于沙皇专政的暴虐和资本主义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批判，在这方面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痴呆地鼓吹“不要用暴力去抵抗恶”，企图培养一种最巧妙的特别恶劣的神甫主义，在这方面他又是一个“疲惫的、歇斯底里的、在泥污中打滚的俄国知识分子”。托尔斯泰思想中的这种绝顶矛盾，反映了在农奴制度的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下处于破产状况的俄国农民的活动历史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对于土地占有制度的一切旧形式和旧秩序充满了极大的仇恨和怨毒；另一方面，他们又宁愿用哭泣和祈祷、梦想和请愿来实现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的小农生活。由此看来，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本身也是分裂的：一方面的，作为沙皇专制统治的热烈的抗议者、愤激的控诉者和卓越的批评者，他有同他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相结合而起着进步作用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作为“勿抵抗恶”的说教者、纯净宗教的鼓吹者和对于现实政治抱冷漠态度的宣扬者，他又有同他思想上的“托尔斯泰主义”相结合起着反动作用的人道主义。在托尔斯泰身上，人道主义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一面是伟大的，而另一面又是渺小的。

由此可知，抽象的人道主义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反映一定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人道主义。无产阶级决不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麻痹自己阶级意识。他们清楚地知道，对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斗争，从阶级斗争中打开解放全体劳动群众的道路，这就是真正全人类的人道主义。

三

现在回过头来谈到我们同右派分子的争论。

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就泯没了对人的同情心么？那末，问题显然首先不在有无同情心，而是首先在于应不应当进行阶级斗争。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还有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全力支持的反革命分子，还有资产阶级右派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新出现的阶级敌人，而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总是同他们互相呼应、串通一气、共同反对中国人民的。能不能设想，我们不同这些阶级敌人作斗争而能够保卫革命的果实，保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保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呢？难道保卫革命果实，保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是我国人民的最根本的至高无上的利益么？难道维护我国人民这个最根本的利益不是最大的最崇高的人道主义么？到底你

的同情心在那方面呢？是在敌人方面，还是在中国人民方面呢？二者必居其一。

共产党提倡分清敌我界限就是不人道么？且撇开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而单就它的道德方而来说。谁都知道，就是资产阶级道德规范也是把敌我之间爱憎分明包括在内的。资产阶级从来也没有忘记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至今没有放弃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全世界一切国家的反动派，包括梵蒂罔在内，从来就公开宣布共产主义是他们的敌人。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即使到了社全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成的今天，怎么也掩藏不住他们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他们从来也没有把他们的这种阶级斗争看做是不道德的行为，而是相反，把这种行为纳入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道德规范之内。那末，为甚么偏偏要抹杀无产阶级这种敌我之间爱憎分明的道德规范而污蔑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不道德的行为呢？由此可见，有两种互相对立的道德规范，这两种道德规范都是把敌我之间的爱憎分明包括在内的，只是敌我的地位互异而已。你服从那一方面的道德规范呢？是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还是同他们的阶级敌人同呼吸共命运呢？二者也必居其一。

在父子、兄弟、姊妹、夫妻、朋友之间提倡划分敌我界限就是残酷无情么？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甚么样的逻辑。要是在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中有人是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的时候，为了对他们多情就应当包庇他们而不是检举他们。然而这样做，岂不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共同事业无情么？难道公开包庇自已亲友中的阶级敌人不是对于人民群众的最不道德的行为么？

应当知道，就在家庭和朋友中分清敌我这点来说，也不是只有今天无产阶级才有这条道德规范，我国封建主义早就有“大义灭亲”这条道德规范了，而且它还是儒家论理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条伦理原则。那末，为甚么对于封建主义说来，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提倡“大义灭亲”就是合乎道德的行为；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为了维护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提倡“大义灭亲”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呢？还应当知道，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是剥削相奴役的社会基础，而消灭剥削和奴役又是最根本的人道问题。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中的道德关系是不能离开这个最根本的人道问题的。或者做地主的肖子贤孙和资本家的继承人而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土，或者做人民大众的忠实儿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站在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究竟站在那一方面才是符合消灭剥削和奴役这个最根本的人道主义原则，这不是很清楚的道理么？总之，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不是孤立的、同社会绝缘的，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它们是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范国内又是从愿于政治关系的。就是在道德关系上，它们也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的道德体系，例如我国现时除了社会主义的伦理之外，就还存在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伦理的残余。因此，问题很清楚，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之间，到底你是要把自己的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服务于那一种经济基础，服从于那一种政治需要，从属于那一种道德体系呢？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二者也必居其一。

发动群众来进行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就是摧残了人权，糟踏了人格，侮国了人的尊严么？先说人权，大家承认这就是意味着人和人之间的平等。那末，在一部分人脱离劳动、靠剥削他人劳动过活的社会里，有没有真正的人权，即人和人之间的真正平等呢？只有消灭了剥削制度，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劳动者，劳动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基础，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按照劳动取得报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者按照需要取得报酬（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这才能够有人和人之间的真正平等。再说人格，一般都是指个人的荣誉、地位、良心、人的尊严等等来说的。这些东西都有广泛的社会内容，它们在道德上的意义都是同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联系在一起的。当着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表现为同剥削阶级相联系的时候，个人的荣誉、地位、良心、尊严就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就是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目中无人；而因为这样，就同对于劳动人民的污辱、歧视、假仁假义、贵族老爷态度等等统一在一起。而当着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表现为同劳动群众相联系的时候，个人的荣誉、地位、良心、尊严就是把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的道德责任感，就是把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摆在一个恰当位置的自觉态度；而因为这样，他就必须把对于人的污辱、歧视、假仁假义、贵族老爷态度等等看做是同人的本质不能相容的东西。这样说来，岂不是处于剥削阶极地位或有剥削阶级思想的人并没有甚么完全的人格，而只有劳动者才有完全的人格么？再说人的尊严，不过是人格的另一种说法，它在道德上的评价也有不同的标准。对于资产阶级道德说来，人的尊严：是由剥削和奴役别人的阶级地位和特权来决定的，而为了掩盖这一社会内容，它就被解释为个人的自由意志，个人的自在目的，个人的自尊心、爱体面、独立感等等抽象的人性。而对于无产阶级道德说来，人的尊严，是以反对剥削和奴役为前提的，而因此它就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实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为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绝对忠诚，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中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履行自己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义务时的共产主义自觉态度。由此可知，岂不是在存在着剥削和奴役的地方并没有基么真正的人的尊严，而只有在摆脱剥削和奴役的地方才有真正的人的尊严么？这一切就是说，人权也好，人格也好，人的尊严也好，它们在道德上的意义都要看它们包含的社会内容的性质是基么来决定。在剥削制度下，有了剥削者的人权、人格和人的尊严，就不容有被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的人权、人格和人的尊严存在的余地；面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地消灭了阶级和剥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人和人之间道德关系上的真正的人权平等、完全的人格和真正的人的尊严。而我们进行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的目的难道不正是为着消灭剥削与奴役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么？这个目的本身在道德的意义上难道不正是意味着实现真正的

人权平等、完全的人格和真正的人的尊严么？发动群众来进行这个改造有甚么不好呢？或者我们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实现真正的人权平等、完全的人格和真正的人的尊严，那就应当在群众面前剥掉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甚么人权、人格和人的尊严的一切伪装，而暴露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本质；或者我们不这样做，而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实现他们的重新剥削和奴役人民的政治阴谋，而使人民群众的人权、人格和人的尊严重新受到他们的蹂躏。二者也必居其一。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中国民族的“温柔敦厚”传统么？的确，中国民族是有这个传统，这个传统一般说也是好的。可是，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统是沿着两个对立的路线发展的。当统治阶级在他们内部提倡“温柔敦厚”的时候，他们同时就采取了一切办法来压迫剥削广大的劳动人民，在所谓“乱世”的时候实行公开的血腥的专政，而在所谓“治世”的时候就实行外似宽而内实严的专政，他们的统治铁序是无论如何也不许任何人触动的。而当劳动人民接受和继承“温柔敦厚”这个传统的时候，他们就在劳动人民内部发展了互相同情、关怀、忍让相处、团结一致的关系，而同时又对统治阶级的暴政实行了最坚决的抵抗，直到用连绵不断的农民革命来反抗压在他们头上的反动统治。举世皆知，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然而近百年来他们却被迫接受外国侵略者不断挑起的战争，而不得不自己也拿起武器来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说，“温柔敦厚”这个传统，无论在甚么意义解释它，政治上的“仁政”也好，道德上的“恕道”也好，对于互相对立的阶级来说都有敌我界限存在于其中，就是说只是把它适用于自己阶级的内部而决不把它适用于自己阶级的敌人。就这点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表现他们是这种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么？还从在南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起，我们党在处理党内关系、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政民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就积累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经验，确立了“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原则。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对已要和，对敌要狠”的道德口号。到了1949年全国解放了，毛泽东同志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概括了整个革命极据地时期的历史经验，而提出了对国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而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整个国家路线，并且着重指出了必须在人民内部采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今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把这个问题提到埋论的高度，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个观点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中国的历史最清楚地证明，难道不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从来不讲甚么“温柔敦厚”，而只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时，才在人民群众内部发扬光大了“温柔敦厚”这个民族传统么？更何况，就是对待敌人，在他们放下武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实行了举世闻名的宽大政策。在革命战争中，我们有宽待俘虏的政策。在土地改革中，我们有对待开明士绅的政策和区别对待各种不同地主（恶霸地主和一般地主、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地主和他们的未成年的子女等）的政策。在肃反运动中，我们有“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折罪，立大功者受奖”的政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们有区别对待各种不同资本家的政策。而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虽然右派分子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但是我们党仍然采取了同右派分子说理的方针，并且只要右派分子不是屡犯不改、继续作恶、触犯刑法，仍然适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原则。这已经是够和缓、够宽大、够仁至义尽的了。但是，任何人休想用对于少数右派分子的“温柔敦厚”来代替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温柔敦厚”。试问，在反对融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一个人的人道主义的立场究竟应当在那里呢？为甚么要对右派分子多情而对人民事业无情呢？为甚么对右派分子耍讲“温柔敦厚”而对人民群众又不讲“温柔敦厚”呢？或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或者站在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二者也必居其一。

现在，我们要来结束我们同右派分子的争论了。我们可以就人道主义这个问题作如下简单的结论：人道主义是一个社会道德范畴，它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它所反映的是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从历史上看，人们的行为的道德评价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就是人们或者同当时先进的社会力量联系在一起，而使自己的行为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已经成熟的需要；或者同当时反动的社会力量联系在一起，而使自己的行为不适合当时社会发展已经成熟的需要。当资产阶级起来搞革命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时候，废除封建主义而发展资本主义成为社会发展中已经成熟的客观需要，而人们的行为又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而适合这种客观需要，这时候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是一种剥削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因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就有它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也就是还没有也不可能同消灭剥削和奴役的一切形式这个最根本的人道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只有到了无产阶级起来进行反财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时候，废除一切私有制而代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社会发展中已经成熟的客观需要，而人们的行为又同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而适合这个客观需要，这时候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代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成为一种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道德力量。而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同一切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用一种剥削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是要消灭剥削和奴役的一切形式，所以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就同这个最根本的人道问题联系了起来而成为真正全人类的人道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实践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的基础。共产主义事业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领导劳动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就是我们对于右派分子的污蔑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