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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粮食问题大辩论

1957-08-16范森

中国青年 1957年17期
关键词:粮价口粮城市居民

范森

解放以来,全国人民先后就粮食问题作过两次大辩论。一次是在1953年冬季,宣布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时候,主要是辩论为什么必须实行统购统销,一次是在1955年春季,“家家谈统销,处处说粮食”的时候,主要是辩论一年多来统购统销的成果,分析当时所谓粮食紧张的真象,驳斥资产阶级对统购统销的诽谤,批判富裕中农对统购统销——社会主义的动摇。这两次辩论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

现在全国人民展开了第三次关于粮食问题的辩论。这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像右派分子所说的,是因为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呢?

完全不是这样。

解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逐年增加。1952年粮食产量三千二百多亿斤,1956年达到三千八百多亿斤,增加18%以上。这个发展速度,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粮食增产速度比较,可以说是相当快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各方面的粮食需要,越来越多。依靠着计划分配即统购统销的办法,国家保证供应各方面必不可少的需要,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从大的方面来看,城乡人民六万万,其中农村的余粮户都留下了适量的口粮,农村的缺粮户、受灾户和城市居民都有必要的粮食供应,多数人的生活并且一年比一年有所改善。在大建设的时候,工业用粮和部份出口粮食必不可少,这些需要和人们的口粮同样得到照顾和保障,我国的粮食局势是稳定的。我国在1954年和1956年发生了

几十年来少有的大灾荒,成灾面积两亿多亩,灾民达几千万人;国家有计划地供应粮食,灾民都有饭吃,粮价始终未涨。有年纪的人们、解放前在城市生活过的人们、土地改革前的贫苦农民都知道,如果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些好事是办不到的!当着右派分子出面攻击统购统销政策,胡说什么“统购统销一团糟”、“城里人的生活没有改善”、“农民临近死亡边缘”的时候,城乡人民奋起迎击,据理痛斥,这难通不是很自然的么?

既然统购统销是作得好的,现在为什么又要辩论粮食问题呢?

原因很简单,近一年来粮食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首先,国家粮食收支发生了逆差。1955一1956年度国家征购粮食风百六十亿斤,1956—1957年度仅征购八百二十一亿斤,减少三十九亿斤。1955—1956年度国内市场销售粮食七百零九亿斤,1956—1957年度增至八百三十亿斤,多销了一百多亿斤。1956年灾情很重,国家在灾

区少购些粮食、多销些粮食是必要的。但是,这一年国家在增产地区未能多购粮食,而城市、农村的粮食销售量都增加过多,这就迫使国家动用了几十亿斤库存粮,应付市场的紧急需要。目前国家的粮食库存还不够充实,而灾荒随时可能发生,这种粮食收支逆差的现象如果不能立即停止,国家就没有力量应付各种意外的需要,粮食战线就有被冲破的危险。这件事情和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所以还有开展这次辩论的必要。

为什么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四年,还会发生粮食收支逆差的现象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1956年发生严重灾荒这个不可抗拒的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一般城乡居民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过多过急地要求改善生活,希望吃的好些再好些;这种要求超了客观可能的条件,于是就发生问题了。比如,城市居民的口粮原来是由国家保证供应,但现在供应偏松,消耗很大,有相当严重的浪费现象。许多农民为了改善生活,愿意卖粮食,更不愿意多卖粮食,而又千方百计地向国家买粮食,以致国家在农村购少销多,调度困难。地主、富农、奸商和一部分富裕中农,留恋旧日的生活,梦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一直不满和抗拒统购统销政策,现在利用农民的某些不健康的心理,挑拨煽动,投机倒把,从各方面进攻国家的粮食战线,更助长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紧张情绪。

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主要保证之一,就是耍有粮食。我们不仅需要粮食“维持生活”,而且需要粮食“帮助建设”。从大的方面来说,至少有这样一些需要是不可少的:第一、六万万人要吃饭,而且希望一年比一年吃得好。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普遍改善人民的生活。国家时时刻刻都在设法改善人民生活。但我国人口众多,消费量大,每人每天多吃一两粮食,一年就要增加七十多亿斤;这种日益增长的需要,目前还是难以充分供应的。第二、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

重工业,必须出口一部份粮食换机器;否则工业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为了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必须发展新工业,扩大工矿区。这样,工业用粮、几千万城市和工矿区居民的口粮都要国家保证供应,而且数量要逐年增加;否则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其他各种建设工业就不能顺利进行,农业也会失掉工业的援助。第三、经济作物地区是重要的农业区。这里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人口占全国总人口十分之一以上。这些地区的粮食需要国家保证供应;否则当地农民必然放弃经济作物改种粮食。这样,轻工业的发展就要大受限制,既不能满足人民对日用工业品的需要,又不能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第四、目前我们还没有力量完全制止自然灾害,根据历年的经验,平均每年大约有占人口十分之一的地区受灾。在非灾区中,也还有大豹占总人口百分之几的缺粮户。灾民和缺粮户都需要国家供应粮食;否则他们的生产能力不能恢复,农业生产不能普遍地发展,社会秩序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956年我国粮食产量增加到三千八百多亿斤,每人平均六百一十斤。这个数字在我国是空前的。可是,和许多工农业生产先进国家比较起来,这个数字还是不高的。口粮、种籽、饲料、工业用粮、出口粮食都出在这个数字里,那一项都不能少。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的粮食产量还不算宽裕,需要多,产量少,怎么办?现有的这些粮食,该怎样吃怎样用呢?有两种吃法和用法。一种是无计划地吃,无计划地用,即资本主义的办法,解放以前的情况。那时候,地主、富农、商人把粮食作为主要的发财对象,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粮价好像脱缰之马,一日可以数涨。地主、富农、奸商腰缠累累,和他们对立的一面,农民破产,工人挨饿,一般市民买不到便宜粮食。如果这样人们挣命之不暇,还谈到什么生产建设呢?没有粮食统购统销就没有社会主义,从这里也能得到反证。再一种是有计划地吃,有计划地用,即社会主义的办法,现在的情况。国家根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按计划征购粮食,按计划供应粮食,而把地主、富农、奸商完全排除在粮食经营范围以外。由于国家对人们的过高要求作了适当的节制,粮食总数量虽然还是这样多,但已能保证供应各种必不可少的需要,不仅可以维持六万万人的生活,而且可以进行有计划的建设。如果没有这种措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还没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可以肯定地说,即使粮食生产还能保持现在的水平,或者再多一点,粮食局势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稳定。

人们希望增加粮食供应,吃得更好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还应该懂得,一步登天的事情是没有的。如果把今天的情况同昨天的情况作一比较,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显著地提高了;再要求超过这个限度,目前是很难作到的。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在解放以前,男人和女人吃的不一样,大人和孩子吃的不一样,农忙时候和农闲时候吃的不一样,总之是稀饭比干饭多,“糠菜顶半年粮”。解放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1948一1949年度,农村每人平均仅有粮食四百斤左右,当时多数地区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地主、富农占有粮食很多,贫农、下中农还分不到这个数目。到1952—1953年度,土地改

革已经完成,农村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也增加到五百二十多斤;到1956—1957年度,更增加到了五百九十多斤.这个数字包括种籽、饲料在内。如果除去这些消耗,单独计算口粮,按照各个生产水平不同的地区来分,有的三百多斤,有的四百多斤,有的五百多斤。和解放以前比较,有的增加四分之一,有的增加三分之一,还有增加二分之一的。有人瞪着眼说“农民生活很苦”,甚至“不如解放以前”,这里说的“农民”如果是指地主、富农和一部份富裕中农,他们的生活的确比解放以前下降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是指贫农和下中农,那就不是苦了,而是好了,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这种趋势全国皆然,决不是几句谎话所能掩盖得了的。

改善生活的要求,同样发生在城市居民中。可是,解放以来,城市居民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这里不说别的,只说粮食的消费。现在城市、工矿区居民的口粮,全由国家负责供应,一人一份口粮,从来没有缺过。有人说,“现在买粮有限制,不如过去方便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过去的粮食状况对那些人最方便呢?在城市里,当然是官僚、买办和奸商。他们操纵粮价,兴风作浪,任意剥削城市居民;从抗战开始到全国解放,十几年间,各主要城市的粮价上涨几百万倍,每次物价波动都是粮价带起来的。从全国解放到1950年市场物价稳定以前,物价曾经大涨三次,也是从粮价上涨开始。从1950年到1953年,由于尚未实行统购统销,别的物价虽然稳住了,但粮价继续发生地区性的波动。只是在实行统购统销以后,才有可能彻底地解决稳定粮价的问题。供应充足,生活安定,价钱公道,不受系削,这就是城市居民得自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如果说起改善生活,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显著的呢?

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史无前例的豪迈事业,是极艰巨极困难的伟大任务。因此,党和政府提出“勤俭建国”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同样应该这样作。这就是说,在生产方面,尽一切努力争取一个接一个的丰收;在分配方面,全心全意支持统购统销政策。这也就是努力增产粮食,努力节约粮食,用粮食支持社会主义!在粮食生产

不敷需要的时候,节约粮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否则,如果把粮食浪费了,或者把粮食吃光了,就不能发展工业,就不能进行建设,最后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道理,应该是容易理解的。

据报载,现在许多城市浪费粮食的现象很严重。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无好处,而且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意。城市居民的口粮都是国家供应的,国家的粮食都是向农民征购的。城市居民多消费一些粮食,实际上就是要求国家多向农民征购一些粮食,农民哪能没有意见呢?城市居民如果都这样作,哪能够巩固工农联盟呢?解放前粮食奸商飞扬跋邑的情况,许多人现在记忆犹新,哪能够“好了疮疤忘了痛”呢?

农民是粮食生产者,也是最大的粮食消费者。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首先依靠农民的拥护和支持。有余粮的农民应该把余粮卖给国家,并且尽量争取多卖一些.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还很不稳定。从1953年到1956年的四年中,共有两个重灾年,一个丰收年,一个平收年。国家必须在丰收年多购一些粮食,把它储存起来,供应灾荒年的需要。1954年和1956年的灾荒这样重,如果国家没

有相当的粮食储备,日子怎能过得去呢?我们国家幅员广大,丰收年也有歉收区。因此,国家必须在丰收区多购一些粮食,供应歉收区的需要。量力多卖一些粮食,这是余粮户支援国家、支援工业、支援受灾农民的光荣行动,谁这样作了,谁就受到人们的赞扬。缺粮农民应该按照实际的需要和国家的规定买粮食,缺多少买多少,什么时候缺什么时候买,而不应该缺少报多,提前买粮.缺粮农民如果超出规定多买粮食,就等于强迫余粮农民超出规定多卖粮食,有觉悟的农民那里能办这种事呢?一部份富裕中农的粮食消费量确实比致去减少了,他们有些意见,应该得到人们的谅解。可是,他们同样应该懂得,他们过去的富裕生活,有一部份是依靠剥削所得来维持的,那能够继续存在呢?而且,在旧社会里,富裕中农的经济地位是不稳固的,少数人可能继续“发家”,变成地主、富农,多数人遭受天灾人祸的袭击,就要变成下中农或者贫农。今天他们在农业合作社中,只要坚决服从国家的政策法令,努力进行农副业生产,争取合作社在三、五年内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他们就能过稳定的、有保障的、无忧无虑的幸福日子。财富裕中农来说,这难道不是有百利无一害的事情吗?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抗美援朝时期,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是争取战争的胜利,谁在战争中出了力量,谁就是真正的爱国者,现在我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是社会主义,是早日把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但是,国家在前进道路上还有困难,其中一个突出的困难,就是粮食的生产赶不上消费的需要。因此,在目前能不能正确地对待粮食问题,就成了能不能正确地对待国家利益,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的标志。在战争的年代里,我们能够忍受那样严重的艰难困苦,热爱和保卫我们的国家!难道现在就不能克服比那个时候小得多的困难,热爱和建设我们的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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