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雪

在这次大鸣大放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搬出“绝对平均主义”的陈旧武器，恶毒地攻击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物质分配制度。他们装出一付“关心群众生活”的“慈善面孔”，大喊大叫地说：“今天在我们社会里物质待遇差别太大，真是不平等，简直像封建等级制度”，“领导工作人员，拿高薪，还享受一套特殊的待遇，已经成了特权阶级”。右派分子又根据这一点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说：“共产党已经腐化变质，不与人民同甘共苦了”。显然，右派分子撒下这种弥天的大谎，目的无非是在于挑拔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特权阶级”“变质腐化”言下之意也无非是说人民群众应该起来推翻共产党。因此对于右派分子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我们必须坚决给以沉重的打击。

右派分子并不想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右派分子难道真的想实行什么绝对平均主义么？当然不是。右派分子具有资产阶级的本性，他们不但不主张“平均”，相反的他们所希望的是恢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好让他们能够过着任意掠夺人奴役人压迫人的生活。绝对平均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农民手工业者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平等观在经济上的反映。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以前，大批的小生产者在剥削阶级的强大力量面前，既不能问上爬，得到发展，并且经常受着兼并吞食的威胁，所以他们总是幻想社会能够停留在“平均的”状态，没有弱肉强食的事情发生，以便他们永远保持小生产者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思想就表现为要求在物质分配上做到绝对平均，无所差别。我国是小资产阶级江洋大海的国家，现在右派分子到处贩卖，“绝对平均主义”，不过是为了骗取群众，特别是诱骗那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上他们的圈套，跟着他们去反对社会主义而已。

存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谓平等，首先说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就是人人都有劳动的权利，人人都可以按劳取酬。绝对平均主义在任何历史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突现的小资产阶级落后的空想。在阶级社会里，我们如果离开了消灭阶级，离开了消灭产生剥削压迫的社会根源去奢谈什么物质分配上要平等平均，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也同在任何社会里一样，人们的需要也都不能绝对相同，如果在进行物质分配时绝对平均，一点也不顾及需要，那反而是不平等的。而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阶段，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得到高度的发展，人们还没有普遍养成为公共利益而劳动的习惯，我们如果不管劳动得怎样，一律绝对平均分配消费品，这就容易助长人们不劳而获的懒惰心里。这对于生产的发展，是极端不利的。只有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谁劳动得多，劳动得好，谁得到的物质报酬就高，这才能够鼓舞人们去努力劳动，提高自己的本领，从而促进生产得到很快的发展。实行“按劳取酬”原则，虽然不可避免要产生人们在物质待遇上的差别，还不能做到像共产主义社会那样“备尽所能，各取所需”，但它却是走向人们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一个实际步骤，它比起人剥削人，人吃人的旧社会来要公平合理得千倍万倍。今天我们国家工作人员的物质待遇有差别，领导人员比一般工作人员获得较高的待遇，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社会物质分配的按劳取酬的原则，因而是完全应该的，合理的。绝不像右派分子所诬蔑的是什么特殊享受。

在这里或许有些右派分子又要说话了：“你们说实行按劳付酬好，平均主义不好，为什么在解放以前，你们却又长期实行了供给制度呢？”的确，我们党在未取得政权以前，是长期在革命队伍中实行了供给制的。但是我们也要指出，这种类乎军事共产主义的办法也不是绝对平均的，仅仅是物质待遇上的差别比较小而已。我们知道过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打垮三大敌人，推翻反动阶级统治，也就是说主要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那时，由于长期战争，反动阶级的统治，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的

破坏，我们处在物质极端缺乏的艰苦环境下，为了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在革命干部中间，实行供给制度，是和当时的情况相适应的。但是今天不同了，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要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如果还墨守成规，不根据新的情况办事，硬要在全国范国内，全体规模上，实行非常时期的罩事共产主义政策，那么就不能提高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把他们有力地团结起来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利少而害多的。

领导人员的工资过高了吗？

我们虽然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主张物质报酬应有差别，但是我们也同样反对在国家高级工作人员与低级工作人员，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工资差别的过份悬殊，因为这样是不利于人民内部的团结，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目前，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又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我们就更需要提倡勤俭建国，发扬艰苦朴素的光荣革命传统。基于这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在国家工作人员中间所实行的工资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按劳取酬”——社会物质分配的总原则，但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和群众悬殊过大，并没有完全照按劳付酬办事。举例来说，我们国家工作人员的最高一级工资每月不过五百多元，而在我国今天有些著名的艺术家的工资，就比这高出了两倍甚至三倍。显然，我们国家领导人员所得到的劳动报酬无论如何是大大低于他们在劳动上所创造的价值的。拿我们国家工作人员与旧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就更有力地说明了由于时代和国家性质有根本的不同，所以物质待遇制度也有本质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些统治者如英国女皇每年要得到一百三十万美元的个人津贴，一个美国总统，除了年俸到达十万美元外，还有津贴九万美元（此外，他的官邸——白宫每年开支二百四十万美元也由政府支付），而在美国，工资不算很低的制造业工人每年工资却只有三四千美元，高低悬殊相差就有这么大。至于在旧中国，姑且不谈一般官僚都有剥削收入，就以职务收入而论，在1921年长李店机事修理厂厂长的工资每月就达五百来银洋，即快达现在人民币一千五百元，我们国家最高一级工资实际只等于其三分之一；在1933年，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一个部长每月工资也有八百元银洋，那就相差更远了，何况这还不是高最一级的工资。旧中国高级官吏的工资情况是如此，而低级人员如一般城市的工友工资却只有五、六块银洋，最高也不过七、八块银洋，就与一个厂长、部长的工资相比，也有百倍、百好儿十倍之差！而我们国家呢？国家工作人员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相距只有二十来倍（国家机关工友最低工资为如二十余元）。

这种工资差距大大缩短的情况难道不正是清晰地表明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况且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还在采取一些措施缩短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工资差距。因此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说，右派分子所发出的工资差别“悬殊太大”，是在“向两极发展”“高级干部享受特殊待遇”的种种叫嚣，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一派胡言乱语。

是“特权”，还是劳动条件？

右派分子诋毁我们党是特权阶级，除去造谣说高级午部薪金过高之外，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另一理由，就是说国家对高级干部还有一套特权待遇。他们说：物质分配上应有的差别已经体现在工资上了，领导干部既然拿了较多工资，那对他们就不应该再有任何其他照顾。但是现在领导干部享受有特殊照顾，出入坐汽车，出差有时还乘飞机，吃饭有小食堂。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右派分子真是“理直气壮”，兴高采烈，因为他们觉得这一来真抓住了我们的把柄，可以大肆攻击了。让右派分子手舞足蹈吧，明白事理的人都会知道这些都是从工作出发，为了保障领导人员工作顺利进行所必需的劳动条件。我们现在不仅对于高级干部，就是对于某些担负着特殊劳动的人，在劳动条件上也是有特殊的照顾的。比如对煤矿工人，国家在劳动条件上的投资就大大高出于纺织工人，因为煤矿工人的劳动是比较艰苦的，他们长年累月在不见阳光的矿井下工作，如果我们不给煤矿工人以优厚的劳动条件，让他们享受“日光浴”等等，硬要他们向纺纱工人看齐，那无疑是错误的。又如在同一工厂里，对于高温事间的工人，如果在酷暑天，不设置各种降温设备，为工人准备各种清凉饮料，那也就根本无法保障生产的进行。既然根据劳动性质的不同，人们在劳动条件上应该有所差别，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容许右派分子把国家领导人员由于劳动性质的不同，所享受的不同的劳动条件，歪曲为特权，而加以否定呢？就拿坐汽车乘飞机这些事情来说，谁都知道领导人员管理着复杂纷纭的国家事务，为了使他们工作得更有效率，能够应付经常层出不穷的重大事件，掌握变化多端的复杂情况，让他们充分使用现代的交通工具，是完全应该的。与比相同，我们认为领导人员居住条件较好，让他们有比较安静的工作和休息的环境，也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谈到小食堂吃饭的问题，我倒想起了北京一个机关在整风中所囊生的一件事情：那个机关在整凰初期有的同志提出领导干部吃小食堂不是与大家同甘共苦，会助长特权思想，脱离群众，领导上曾因此一度取消了小食堂，让部长们也和一般干部一起排队买饭。但是一个月以后的种种事实，使得原先赞成取消小食堂的人也动摇了。原来，有些领导同志，下班的时候，还在和别人谈工作，谈完，赶到食堂，大家都吃完饭了，饭菜不热，品种也不全了，这些领导同

志又坚持不让炊事员另做；也有的领导同志去外面开会回来，错过了开饭时间，又怕麻烦别人，就买些面包充饥。同志们看见这些情况很过意不去。这些领导同志都是工作较忙，年纪较大，如果经常吃不好，吃不饱，岂不会损害这些同志的健康？于是很多同志又要求恢复小食堂。这个例子难道不是更可以说明，给领导人员的这些照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我们说，现在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物质待遇基本上是合理的，当然并不是意味着在这方面就毫无半点缺欠。应当看到，物质分配问题，本来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要物质分配制度尽善尽美，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在工资制度上，解放以来，虽然已经作了若干的改革，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官僚的、封建的、买办的工资制度，取消了过去在解放区实行的供给制；但由于开始采用新的工资制度，为时不过短短的几年，在有些方面因为种种客观原因还保留着一些旧制度的残余，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正因为我们的物质分配制度还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合理，所以我们党在整风运动中也就竭诚欢迎大家提意见，愿意和群众在一起共同研究讨论，充分考虑到各种客观条件，提出合理的办法，逐步克服这方面的缺点，使各项物质分配制度更趋于完善。

右派分子混淆物质分配必要差别和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认为，在对待物质分配的态度上，我们和右派分子有着根本的分歧。在我们看来，现在的社会物质分配尽管还没有实现最公平合理的共产主义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却是合乎当前客观实际情况，有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现在的社会物质分配虽然还有缺点，保留着旧制度的残余，但无论如何，我们在进行分配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依据按劳付酬和保证工作需要的原则，因而这些缺点是次要的，可以克服的，并不能因此改变我们物质分配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但是右派分子却别有用心，他们不但往往象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夸大缺点，而且还搬出“绝对平均主义”，把社会主义物质分配上应有的差别歪曲成为“封建等级制度”，把享受合理的物质待遇的国家工作人员丑化为“腐化变质”了的“特权阶级”。试问由于劳动性质的不同所形成的物贸待遇的等级差别，难道与封建等级制在本质上有任何相同之处吗？这当然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两件事情。什么是特权阶级呢？难道不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所谓特权阶级，从经济上，从物质分配这个问题上来讲，那就只能是意味首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不是与广大劳动人民一样，自食其力，而是占有生产资料，在经济上享有特殊的权利，可以进行各种压榨剥削。而今天，在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国家干部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只是受人民的委托来管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他们的工资是人民对于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所给予的报酬，他们没有任何剥削收入。如果有人敢于利用职权，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盗窃公共财产，鱼肉人民，国家就要像对待在“三反”运动中所揭露出来的刘青山、张子善一样，给以严厉的惩罚。这种明摆着的事实，难道不表明右派分子诬蔑我们是“特权阶级”，完全是无中生有，睁眼说瞎话吗？显然，右派分子在这里故意把我们社会主义物质分配上必要的差别和剥削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混为一谈，简直是在颠倒大是大非，正表明他们是在敌视社会主义！

“同甘共苦”和绝对平均主义毫无相同之处

至于右派分子所叫嚣的“共产党不再与人民群众同甘苦”的问题，也是荒诞离奇，经不起驳斥的。由前面我们可以看到，绝对平均主义既有碍生产的发展，不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我们所谓的同甘共苦，与右派分子所标榜的“绝对平均主义”，是毫无相同之处的。我们提倡要和群众同首共苦，主要指的是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过去艰苦的岁月里，我们革命干部和广大人民在一起同过患难，共过生死，今天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仍然要代表人民利益，关心群众的疾苦，处处为革命着想。如果“和群众同甘共苦”应作如是了解，那么，今天许多事实就正好说明：我们的党，我们的广大干部是和群众同甘共苦的。比如解放以来，当农业生产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的党和国家总是挺身而出，把群众的困难当做国家的困难，拨出款项大力救灾；如果有干部救灾不力，不管他职位有多高，都要给予严重的处分，这比起国民党反动派草营人命，利用救灾贪污中饱，难道可以同日而语么？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当国家生产有了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有相当提高的时候，还是在努力压低自己的工资，避免脱离群众生活水平太远，这不是和群众“同甘共苦”，又是什么？我想，只有昧着良心说话的资产阶级及右派分子才会否认这一点。

资产阶级分子在攻击社会主义物质分配制度上所要的花招是很容易揭穿的。但尽管如此，有些青年还是曾经一度被迷惑，对于右派分子所宣扬的绝对平均主义的荒谬论调在思想上引起了共鸣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的就在于这些青年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总是计较个人物质待遇，总希望少劳多获，所以看见别人待遇较高，就很不舒服。绝对平均主义往往是和计较物质名利、追求享受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个人对物质待遇的不满相联系的。这样说来，我们青年在和右派分子作斗争中，要树立对社会物质分配制度的正确认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提高个人的集体主义思想觉悟，也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